知识产权法的制度创新本质与知识创新目标
吴汉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摘要】创新是知识产权法的历史过程与时代使命。知识产权法的创新意义，表现在其本身的制度创新与所追求的知识创新两个方面。知识产权法产生、变革和发展的历史，即为科技、文化创新与法律制度创新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历史。理想的知识产权制度应是持续激励创新的制度，也是自身不断创新的制度。现代知识产权法存在可能发生的“制度风险”，影响或制约着创新发展目标的实现。国家与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具有“政治企业家”的角色担当，作为创新制度的最大供给者，应在知识产权法的主体意识层面、制度设计层面以及社会运行层面作出理性反思和积极应对。

风险社会大规模损害责任法的范式重构——从侵权赔偿到成本分担
刘水林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

【摘要】风险社会是人类利用科技从事创造活动而产生的人为风险成为影响人类生活乃至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因素的社会，如何缓解与分配风险损害成为风险社会的核心问题。风险社会的大规模损害以事故型和累积型大规模公害为主导。侵权法解决的损害问题是私人对私人利益的侵害，其主要功能在于补偿受害者，其制度运行有赖于损害的确定性、有限性、可计量性、可预期和可控制性、私人性。风险损害所具有的不确定性、无限性、不可计量性、不可预期性、不可控制性和社会公共性颠覆了这些条件，对风险损害主要以规制法予以事前防范。规制法防治私人对公共利益的侵害，其主要通过事前预防责任的分担降低风险损害，事后责任作为补充。规制法责任的实质是对风险成本的分担。分担应遵循社会分担、有效分担、平衡分担以及预防为主、救济为辅的原则。规制法的责任制度包括预防责任和补救责任。

基于指示交付的动产所有权移转——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26条
庄加园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摘要】我国物权法第26条规定了指示交付的方式，通过转让基于占有媒介关系的原物返还请求权，使出让人无须占有媒介人的同意和协助，就能移转动产的所有权，更无须将第三人的占有限于“依法”占有。出让人是否通知占有媒介人，并非动产所有权移转的要件，而只是设立动产质权的前提，并在债法领域发挥保护债务人的作用。为使无占有的出让人也能同其他占有人一样移转其动产所有权，以满足合理的交易需求，建议借鉴德国通说，允许当事人仅根据其合意来移转所有权，该种情形超出了物权法第26条的文义范围。我国法院不少判决以转让提单、仓单等交付证券作为适用物权法第26条的情形，有误解之嫌。当事人以该类证券的交付替代证券项下货物的交付，仍然是适用物权法第23条的现实交付。此类交易方式虽法无明文，但应根据商事交易习惯予以认可，以便证券项下的货物便捷流通。

我国民法上的占有保护——基于人民法院占有保护案例的实证分析
章正璋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摘要】我国物权法采广义的占有保护立法模式，注重法律规范的完整性和实用性，赋予占有人从物权到债权四种不同的占有保护请求权。占有保护与本权保护兼容互补、互不排斥且无法相互替代，构成财产归属秩序从事实到权利的双重保护格局。当事人选择行使一种保护方法败诉以后，仍然可以要求他种方法的保护。占有是事实而非权利，无论是有权占有还是无权占有，甚或是权属不明或者权属有争议之占有，均可享受占有之诉的保护。占有保护的一个首要前提是对物之占有或者曾经占有受到侵害或有受侵害之虞，否则占有保护无法成立。对于侵害占有的损害赔偿请求，当事人得以本权直接抗辩，而对于占有之诉，当事人不得以本权直接抗辩。间接占有、共同占有以及占有辅助已为现行立法、有关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所接受，在民事生活中广泛存在，其占有保护应区别具体情形分别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