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变革的思路与框架我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变革的思路与框架——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相关内容解读
陈小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摘要】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被视为新一轮农村制度改革的政治宣言，同时也应接受法学的审视。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变革的基础在于“三个坚持”，重心在于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亮点在于通过有效利用集体与农民财产自身的增值功能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突破和创新点在于保障农民有机会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以及赋予农民更多更实际的财产权益。当然，《决定》将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解释为独立的经营债权和承包物权而允许设定抵押担保的仅为经营权，以及通过赋予农民房屋所有权处分权能而保留宅基地使用权的房地分离的制度创新，有待辨析。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变革的观念应是坚持法治原则的底线思维，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和保护农民利益的权利本位思维，坚持以整体性思考为工具、以构建权利制度为目标的体系化思维；逻辑进路应是农村土地权利体系化。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变革的制度框架应包括：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合理设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和集体成员房屋财产权的处分条件，建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民法规则，通过立法建立集体成员权制度并为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运行提供依据，还赋集体土地征收补偿之权利。

宅基地管理与物权法的适用限度
桂华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摘要】对土地管理制度的既有讨论，通常是从宪法第10条出发，没有考虑宪法第6条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规定，将“国家所有”与“集体所有”片面理解为民法所有权而忽视其所有制内涵。物权制度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反映，“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超越新中国历部宪法和其它具体法律的基本宪法原则，运用物权规则完善宅基地管理制度，需以公有制为大前提。忽视公有制前提的物权化改革建议，陷入“私法‘宪法中立’”的认识误区，加上对宅基地经济社会属性的误会，所提出的改革方案缺乏法理与现实依据。现有制度在实现社会财富公平分配、公共资源有效管理和农民权利保护等方面基本有效，下一步改革只需做局部调整而无需全盘重建。

城市化与“入城”集体土地的归属
黄忠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

【摘要】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无论是“城中村”抑或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还是农民就地的自主城镇化，均会引发“入城”后集体土地如何归属的宪法难题。从城乡土地所有权二元格局、各农村集体地权实现能力的差异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考虑，长远来看，宪法第10条第1款关于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的规定仍应维持。但基于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民权益严重不利的事实和新型城镇化的要求，则需要以人的市民化，尤其是农民的真正市民化为基础，来对宪法第10条第1款作出新的理解，即当某一个城市的公民(尤其是原来的农民)均得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项权利时，该“入城”的集体土地才能属于国家所有。这一解释不仅可以避免修法，维护宪法权威，而且也有助于农民市民化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合乎宪法上国家所有的内在要求和历史使命。

征收制度的调整及体系效应
崔建远  清华大学法学院

【摘要】按照我国现行法，若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进行商业开发建设，不得由集体土地所有权人直接与用地者签订合同，设立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而必须先将集体所有的土地征收为国有，而后由国土资源主管机关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给用地者。对此制度实施改革之后，征收制度至少在其适用范围方面应当调整。集体建设用地用于商业目的的，不再适用征收制度；集体经济组织可以直接与用地者签订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创设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这会使得存在于集体土地上的他物权以及住宅、厂房、办公用房的所有权，在消灭途径及方式方面发生变化。用地者对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应支付足额对价，对于因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而终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取得的宅基地使用权、原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也要足额补偿。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下农地产权结构的法律逻辑
高圣平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摘要】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以厘清农地产权的结构为前提。在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农地产权的结构以集体土地所有权为基础。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对农地的利用关系在法律上应当表达为物权关系，以达到“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的目标，主流学说所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二元化构造即应破除。经济学界提出的以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离”学说为基础构建农地产权的观点，曲解了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之间的关系，不符合他物权设立的基本法理，无法在法律上得以表达，也与下一步农地制度改革的方向相悖。如果农地的流转仅仅具有债法上的效果，或产生移转物权的效果，则方式自由；如果农地的流转具有创设物权的效果，则方式强制。实定法上就农地转让的条件限制缺乏正当性，应予修正。

多元的物权法源及其适用规律
常鹏翱  北京大学法学院

【摘要】从我国物权的立法、司法、交易等实践情况来看，我国的物权法源是多元的。在属于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法源中，国家立法机构制定的物权法等狭义法律是核心，它们的位阶平等，相互间存在替代、细化、补充等关系。狭义法律之外的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没有变通规定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或经济特区法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解释和细化了狭义法律，在不违背狭义法律目的的前提下，给物权内容提供了重要支撑。规范性法律文件所认可的法源包括国家有关规定或国务院的有关规定以及当事人订立的合同。在上述法源之外，习惯与物权法的根本宗旨、基本定位、整体风格、相关规定等高度契合，在无其他法源可供适用时起到补充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农村土地物权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它与狭义法律不一致时，承载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的党中央文件可作为法院裁判说理的依据，但不能成为裁判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