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知识者，大都熟悉歌德的那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如果改用这句名言的意思，则举凡思想创造、理论发现、制度陈设、技术构造等等，都为着同一目标所准备，那就是民众的日常生活。一切脱离民众日常生活，不能为民众生活日用所采纳的思想、理论、制度以及技术，都是缺乏活力的灰色地带，反之，能被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所接受、采纳、运用的思想、理论、制度和技术，因为日常生活的朝气蓬勃，也成为催生日常生活之树的重要的和必要的元素。特别是在一个复杂社会中，更形如此。这种把人类精神现象和生活需要相结合的智慧，就是民生智慧。

    具体到法律制度领域，民生智慧的表达应是主体的日常生活所需。法律作为一种综合了人类思想、价值、经验和日常需要的规范体系，它既需要反应主体的价值需要，也需要表达事物的客观规定。但恰恰是这两个方面，总处于某种冲突、绞缠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讲，法律总是根据一定的价值需要来裁取事物的客观规定的，因为法律自来是利益博弈的产物。即便今天在世间出现了全民投票制的立法案，也依然十足地表现着立法中的利益博弈。当立法不能够面面俱到地表达利益博弈中所有人的利益需要时，只能表明立法是根据一定的价值需要，而裁取事物的客观规定的。但即便如此，立法中的利益博弈和价值取舍，不能凌空蹈虚，彻底弃事物规定性于不顾，把某种价值强行凌驾于事物规定性之上。在社会交往意义上讲，价值需要本身就是更为宽泛面上的事物的规定性。法律表达这样的规定性，意味着它就可能和民众的日常生活间建立起某种关联。

    站在民治的立场，法治如果真正关乎民生，至少需要做到两样：一样是与民自治，另一样是与民救济。与民自治强调在法治状态下公民的主体性和对自己事务的自决性。自从人类对神权的依附被打破以来，“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奇迹，全靠我们自己”，就是人对自身重新打量和安排的基本理念。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只有自己安排，才最符合自己的需要，符合自己的生活立场和选择。这正是由权利本位出发，安排主体交往行为规范的缘由所在，也由此决定了古代法与近、现代法的根本区别所在。一旦法律不能赋予公民以自治资格，反之公民力所能及的事情，悉由政府包办，强人包揽，那么，所谓法律，贯彻的可能就不是主体自主的意愿，而是他者的意愿。从而法律所表达和执行的，并非公民的民生，而是政府、强人赐予公民的“民生”。以此观之，我国制度中仍然抱守的大政府立场和道德驯化模式，无法支持与民自治格局的形成，民也就永远是依附于政府襁褓和道德温情中等待喂食的顺民，而不是顶天立地，我主我事的公民。

    但是，公民个人既不能全能，难免要求政府救济，依法设立政府的目的之一，就是当公民个体不能，并求助于政府及其他一切公权力时，公权力必须施之以救济。在一定意义上讲，公民和政府、社会和国家的基本边界，就是公民的请求。当公民在自力范围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从而无求于政府时，“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只有当公民有求于政府及其他公权主体时，公权主体才能、并且必须对公民施以救济。在广义上讲，即使行政机关对公民请求不予批准的答复，也是救济公民请求的一种方式。以此观之，则我国目下法律、特别是诉讼法律中动辄将当事人的讼案拒之门外，让无法自救的公民求救无路、告冤无门的情形，和与民救济的民生法治要求南辕北辙。如果不能建立一种公权主体根据公民请求，随时救济公民需要的制度，那么，所谓法治，也是与民生相去甚远的。

   《民生法治发展论纲》一书，就是作者彭中礼君积多年的研究，对“民生法治”这一主题的系统梳理和总结。数年前，当作者还在湖南师大攻读硕士学位时，就因为对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权益问题的研究，获得了全国大学生挑战杯比赛的一等奖。如今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其关注内容和选题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一直在持续。作者在书中对民生法治的一般问题、历史发展、制度建构等，特别是对当下我国民生法治面临的具体问题，如住房问题、就业问题、社会歧视问题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研和思考。期待作者在关注所研究的新领域的同时，也能够就此问题继续关注下去，争取在民生法治研究领域，能够取得更进的成绩。

    是为序。

                                                                                      陇右天水学士谢 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