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怀念旧版

首页 私法动态 私法名家 私法研究 私法讲坛 私法茶座 私法书架 私法课堂

>   理论法专题   >   法治中国建设的“共建共享”路径与策略

法治中国建设的“共建共享”路径与策略


发布时间:2017年4月15日 马长山 点击次数:604

[摘 要]:
纵观30多年来中国的建设发展进程,呈现着从“国家构建”走向“共建共享”的变革轨迹,因此,当下的法治中国建设就应采取共建共享的建设路径。这既是化解转型风险的迫切需要、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客观要求、传统文化与本土国情的最优选择,也是共享经济时代的必然反映和世界变革趋势的重要体现。而基于这一路径,则需要通过国家与社会层面的共建共享、中央与地方层面的共建共享、多元社会层面的共建共享的推进策略,来塑造双向构建、多元包容、共建共享的法治秩序,进而实现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目标。
[关键词]:
法治中国;国家构建;共建共享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正式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目标,随后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做出了“坚持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建设法治中国而奋斗”的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这样,法治中国成为新时期中国法治建设的核心任务和时代使命。为此,如何审视30多年来中国法治建设的经验与问题,回应当下法治中国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并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务实性和前瞻性战略研判,来探索法治中国建设的具体路径与策略,就成为重要而紧迫的学术命题。从“国家构建”走“共建共享”,将是法治中国建设路径的最优选择。
 
  一、从国家构建——共建共享的战略转向
 
  法治中国建设无疑是一个庞大复杂的、关乎民族和平崛起的重大系统工程,因此,其建设路径并不能单凭理论设计或者就事论事来考量,而应放到中国改革发展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中去思考和把握。
 
  众所周知,30多年来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进程,其实是在顶层设计(规划方向与布局)与实践探索(地方试验与试错)的结合中不断深化的。因此,我们不能遗忘“小岗村”的首创精神,也不能低估“深圳模式”的地方贡献,但从根本上讲,这些改革开放成就却是在国家总体控制和首肯推广中,特别是在国家发展战略不断升级的关键推动下所获得的,因而仍是国家构建主导下的变革结果。[1]而在这30多年来的国家构建战略中,又明显地呈现出从“国家构建”走向“共建共享”的发展轨迹。这一战略转向,必然会对法治中国建设产生重要的影响。
 
  首先,从“先富论”到“三个代表”:以“先进性”构建替代“革命性”构建。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其实质乃是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自力更生的国家重建进程。从“一五”到“五五”规划所取得的建设成就毋庸置疑,但也并非一帆风顺,特別是经历了多次“路线斗争”和“文化大革命”。总体而言,它是由国家主导的、基于“革命”话语(“文革”的“阶级斗争”论达到了顶峰)而进行规划、设计和推进的“革命性”构建,民众的力量基本都是在国家号召或者领袖决策下的政治动员中获得展现的。这其中隐含着人治文化的遗传基因,一旦领袖决策失误,就会形成重大灾难,“十年浩劫”便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打破僵化的平均主义“大锅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起点,旨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种以“先富”帯“后富”,进而实现“共富”的战略构想,实际上是以鼓励差异、竞争、自主、创造的市场经济方式,来突破传统的阶级划分和扁平结构;它以不平衡的方式,来构建新的平衡。[2]这样,就颠覆了传统那种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革命性”构建基准和方式。然而,随之而来的是,面対日益加速的社会分化、多元利益和多元群体的生成,如何包容不同利益诉求,整合各种社会力量——也就是如何处理对多元主体在制度上的“承认”、以及获得多元社会对制度的“认同”,并确立合理的国家构建方式与发展方向,就成为执政党必须考虑的问题。为此,党和国家适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视其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其核心是“先进性”导向和“普遍性”利益,这就意味着以改革发展为基础的“先进性”构建方式的正式确立,大大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民主化改革和社会文明进步。
 
  其次,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凸显整体布局中的社会单元和共建力量。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一直是在党和国家的总体布局指导下进行的。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要“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自此奠定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三位一体”总体布局,成为此后改革战略安排和国家构建的基本领域、范畴与方向,并在国家主导下不断明晰和深人。但到了十六届五中全会,在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建设和改革的总体布局则由“三位一体”升级为“四位一体”。[3]即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之外,增列了“社会”这一重要的建设单元、领域和方向。应当说,原有的“三位一体”既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反映,也是社会生活的三个基本领域的体现,而“四位一体”中“社会建设”单元的增列,则意味着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发展置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体框架之中,凸显了社会力量的重要性。它代表着我们党执政为民理念的升华,展现着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决断。此后,十六届六中全会又专门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決定》,而这个和谐社会,则是“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4]这样,就反映出党和国家鼓励民众创造精神、提升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话语权、动员社会力量来共同构建的深化改革战略,从而増加国家构建的开放性、民主性、包容性和互动性,执政基础进一步扩大、吸纳能力进一步增强,从而为深化改革注入了新的动力。
 
  再次,从政府行政管理到共建共享治理:单向构建走向双向构建的战略升级。在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从有计划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简政放权到“负面清単”,展现的是转变行政化、集中化的政府管理方式,不断地放权给市场和社会,进而培育市场自主和社会自律的治理变革轨迹。特別是十八大将“社会建设”提升到创新管理的关键地位上,指出要“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并号召全党全国人民行动起来,“开创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这就意味着,共建共享已成为新时期改革和发展的根本途径和重要原则,国家构建主导的进路将会进一步发生改变。此后,十八届三中全会《決定》将“社会管理”替换为“社会治理”,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则从“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并提出“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和“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的战略要求;[5]而十八届五中全会又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井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进而“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6]这样,从管理——治理——法治化治理——共建共享治理的梯次推进,就充分体现了共同参与、包容发展的价值取向,使社会治理战略在共建共享理念中实现了重大创新和升华,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共建共享治理的制度构建进路。至此,尽管国家构建仍是主要的、引领性的,但以往单向规划的国家构建思路则在淡化,而是更多注重国家构建与社会构建之间的衔接互动,从而推动了向国家与社会之间双向建构的战略转向。
 
  然而,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尚需明确,那就是共建共享的对象和范围是什么?它决定着我们以怎样的共建共享方式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到十八届五中全会的系列论断来看,共建共享绝不是简单的共同出力、共同分享利益,而是涉及到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诸方面的变革纲领,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领域中的协同努力、共同建设,并基此通过制度安排能够得以共同享有的发展成果和基本权益。这样看来,共建共享就不局限于社会成员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利益和民生权益,而是覆盖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领域的制度、机会、权益、秩序等各种改革发展“善果”。因此,共建共享就是一个体系化、平衡性、包容性的变革与发展的复杂工程。
 
  二、共建共享:法治中国建设的鲜明特色与有效路径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破碎化与一体化、多元性与一致性、普适性与地方性在同时迅速延展和深化,就如民主与法治,它们既是全球性的普遍期待与吁求,同时它们又是特殊的——“所有国家和文化地区都以各自的方式实践民主”,[7]法治的非模式化、流动性、地方性和平衡取向也日益明显。因此,当下中国的法治进程,只能选择属于自己的中国道路,而共建共享则可能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一个鲜明特色和有效的路径选择。
 
  其一,化解转型风险的迫切需要。客观地说,转型国家进入中期发展之后,都会面临诸如分配不公、矛盾冲突、公信危机等压力和风险,因此,照顾民众关切、保障民权民生、促进包容和共享发展,就成为各国应对转型风险、走出危机的一种必然选择。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不仅起步晚,而且传统因素浓重,社会结构复杂,这就决定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社会矛盾会交织在一起,使得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更为艰难。特別是贫富差距巨大、地区不平衡和城乡不平衡明显、权利诉求和民主参与的反差加剧、官民对立情绪增长等现实情况,使得群体性事件增多、対抗性增强、利益性矛盾突出、矛盾成因的复杂性加大,[8]、转型的社会风险也便随之加剧。这些问题和风险固然成因复杂,但从一定意义上讲,却都跟改革开放的成果未能有效让民众“共享”有关,也跟这些年来的地方政策制定和社会发展未能充分与民众“共建”有关。换句话说,当改革发展的成果只让一部分人受益而其他人受损、或被遗忘甚至抛弃,当改革发展的政策话语和制度构建进程中忽视民众诉求、甚至有意将其排除在外,那么,社会转型的风险与挑战就必然会加大,进而威胁到党的执政之基和社会稳定。反观30多年来的法治建设进程,我们采取国家主导、国家构建主义方式固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由于它是凭借公权力来自上而下地、单向推进以限制公权自身为目标的法治,就很容易出现公权约束不力、法律工具化、制度认同乏力、司法公信不足等困境和问题,民众的“被排斥”感、异己感也会慢慢滋生。因此,在改革深水区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条件下,完全以国家为主导的法治建设模式就很难为继了。这就要求我们按照“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来及时调整法治建设的路径与方向;适时确立“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发展理念和平等、人权、良法、善治等法治观念,打造“人人參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良好局面。从而化解转型风险,保障民权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成为推动法治中国建设的有效路径。
 
  其二,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客观要求。30多年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必然代表着中国话语和中国元素,是一条自主探索、内生演变的中国现代化道路。这一道路的核心特征,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主体,而我们党并没有自己的利益,因此,必须牢固确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说得简单些就是:“共产党人是给人民办事,不是给一家一族办事的”。[9]这样,保障人民群众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和民主参与,保障民权民生和促进社会公平,就成为改革发展的唯一动力和目标。为此,十八届六中全会才深刻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要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进而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可见,坚持共同建设、共同享有,是我们的国家性质所决定的,这就要求我们秉持这一理念和原则,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造共建共享的治理法治化格局,使其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一个鲜明特色。
 
  其三,传统文化与本土国情的最优选择。任何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都不能忽视传统文化和本土国情,也即“每个国家都必须要在制度发展上找到符合自己需要和条件内容与次序安排”,[10]否则将无法立足。事实上,现代化进程中东西方的相遇固然是可能的、其难题也是深刻的,但谁“都不能宣称自己将独握天命”。[11]恰恰相反,“随着人类首次形成真正的全球文明,自己给自己提出的挑战只能通过东西方的集体实践智慧解决”。[12]因此,“中国建构新的现代文明秩序的过程,一方面,应该不止是拥抱西方启蒙的价值,也应该是对它的批判,另一方面,应该不止是中国旧的传统文明秩序的解构,也应该是它的重构”。[13]特别是儒家文化中的仁义、友善、公平、诚信等价值追求,要比西方文化体现出更多的和谐、互惠和包容精神。儒家传统中也“并不缺少支持人权的价值观”,反而“这些权利是更广泛的‘人’(human)的权利,而不仅仅是西方的权利”。[14]由此观之,中华文化拥有创造合作共赢模式的历史智慧和良好基础,而共建共享理念与传统文化价值则有较高的吻合度,体现了中华民族仁爱和合、携手共进的道德伦理和共同体精神。这样,当我们在贫富分化、城乡差别、地区不平衡、民族地方差异等复杂情境中推进治理法治化时,确立具有明显“中国味”的共建共享理念,远比简单比附西方自由、权利和正义观念更受人欢迎、更能身体力行,也更能取得实效。因此,以共建共享理念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是符合传统文化和本土国情的最优选择。
 
  其四,共享经济时代的必然反映。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已深深嵌入社会生活,深刻改变、甚至颠覆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态进行着与曰俱增的解构和重构。而互联网是以“共享协议”为基础的,它以新技术为平台而打造的运营方式和商业原则,基本都带有“以用代买”(突出使用权淡化所有枚)、资源整合、机会平等、互利共赢等明显的共建共享性。特别是如今共享经济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它在经济、特別是商业领域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新业态、新模式、新观念,包括O2O模式、第三方支付、P2P交易等等纷纷涌现。它实现了线上与线下在闲散物品、劳动力、教育医疗、交通工具、房产等资源上的有效整合与互动利用。因此,也是人们公平享有社会资源,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付出并受益,共同创造和获得经济红利的经济模式。共享经济的这种发展,不仅方便了日常生活、促进了大众创新、推动了经济发展,也形成了共建共享的切身体验和流行观念,而淘宝规则、滴滴打车等打破旧秩序、创生新秩序的节奏与强度更是史无前例,这些都无疑会带来公共治理观念和方式上的“革命”。那就是,以往那种政府主导的单方面设计和规制方式,将在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体制下面临着民间自律主张和“软法”生产的冲击,因此,漠视或者抑制这种民间创造力和共建共享精神,必然与时代发展步伐相悖离,而只有尊重和保障民间进行自主规制、自律管理的“软法之治”(如淘宝网规则、打车软件规则、短租平台规则等等),在政府与民间、民间不同利益主体之间来探索共建共享的秩序模式,才是更好的选择。这样,在法治中国建设进程中,就需要以共建共享理念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
 
  其五,世界变革趋势的重要体现。当今是一个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它所带来的变革,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前所未有。然而,自由和秩序、多元与一致、自主和控制、私域和公域等等仍是最核心的问题。在由此产生的复杂社会问题和风险挑战面前,任何单一的力量都是难以应对的,国家、经济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平衡与重建也就至关重要,可以说“一个多元社会若想维持,它们之间的平衡必不可少。”[15]为此,无论是近年来对“第三条道路”的探索及其反思,还是治理思潮与协商民主的兴起,都对国家构建、国家能力与社会建设予以高度关注。一些研究表明,如果国家能力羸弱就会形成脆弱国家,[16]导致社会中出现“碎片化社会控制”,并且这种“弱国家”与“碎片化社会控制”的状态会互相强化、恶性循环。[17]而国家能力过强则会导致强势国家,并形成权贵阶层以“国家”或“公共利益”之名来吸纳、侵吞底层社会利益,进而通过强权来控制社会、维持秩序的“汲取性”制度和机制,[18]这就很容易使其缺少社会认同而丧失合法性,动荡风险便随时都可能发生。这两种极端倾向,背后都“可以追溯到社会凝聚力以及一套共享的、有生产力的制度的缺失”,[19]因而需要通过转向共建共享化的“包容性制度”来获得重建,[20]这在中东欧、北非、南美等地的国家构建与重建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同样,在世界的法治进程中,也曾出现了“自由主义法治”范式、“福利国家法治”范式和“程序主义法治”范式,但它们变革发展背后的一条主线,依然是对国家与社会、权力与权利、自由与平等、权利与义务、效率与公平之间互动平衡关系的塑造与再塑造,进而构建新型治理秩序。而治理的核心,就在于多元参与、协商对话和共建共享。为此,有西方学者深刻指出,信息时代带来的分权化治理已“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可以让所有人共享、共同提高。”[21]也就是说,共建共享已成为当下世界变革的一个重要趋势,而中国可以在把握这一趋势的基础上通过共建共享型法治来做出应有的“中国贡献”。
 
  三、共建共享路径下的法治推进策略
 
  从本质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社会和公民的根本利益都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的改革、建设和发展中,各种阶层群体和复杂利益还是需要清晰分立的,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是如此。而当改革进人深水区,中国模式则面临着“经济结构内部的不平衡、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不平衡、国家与社会的不平衡”等问題。[22]因此,这就需要通过共建共享来促进平衡与和谐。它将覆盖并引导着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方面的体系化、平衡性、包容性的变革与发展。因此,以共建共享理念和方式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必然也是一个重大、复杂的变革创新过程。
 
  (一)国家与社会层面的共建共享
 
  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日益复杂多变,风险与挑战也无处不在。从发展中国家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方面,“软弱无能国家或失败国家已成为当今世界许多严重问题(从贫困、艾滋病、毒品到恐怖主文)的根源”,[23]而且也“无法利用民族的历史和习俗来建构一个具有广泛合法性的、有效的正式制度”;[24]但另一方面,国家过强、社会过弱,则会出现要么是汲取性的强权控制、要么是混乱的无政府这两极之间的恶性循环,二者的良性互动和参与合作则几乎很难形成。这就是说,在后发现代化国家,探索能够相互合作和良性互动的“双强”构架——“强国家与强社会”才是良策。然而,“经验告诉我们,国家构建主要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只有一国自己的公民才能建立国家机制,外部行为体只起到支持者的作用。”[25]国际社会不能够把新机制“强加”到发展中国家,尤其那种名义上是“国际社会”而实质是少数国家霸权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对中国而言,不可能走西方式的道路,因此,立足中国国情来探索国家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双强”构架,就应确立共建共享的理念、原则和机制,并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根本动力和深层根基。
 
  应当说,在国家与社会层面上以共建共享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其核心乃是基于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阶层、群体和个人)、公权与私权、公域与私域的制度安排、决策议程及其法治化治理机制的运行,形成国家与社会双向构建、多元包容、共建共享的治理秩序,进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法治政党”是共建共享的前提和保障。由于我们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共建共享,因此,首先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由党带领全体人民进行共同建设、并共同享有随之而来的改革发展成果。目前,执政党正在带领全国人民加快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而且把依宪执政、带头守法、从严治党和“三统一、四善于”作为提升自身执政能力和水平的战略要求,因此,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相对应的“法治政党”也就应该提上日程。[26]“法治政党”就是我们党按照法治思维、法治原则、法治方式、法治机制和法治目标,来依法依宪进行治国理政,特別是应遵守宪法指引并在国家法律的框架内,加强和完善党内法规建设,包括规范党内重大决策和民主议事制度、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考核奖惩制度、民主作风与监督制度等等。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在法治框架下实现党内民主与共建共享。这样,也才能确保党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公权与私权、公域与私域的制度安排、决策议程及其法治化治理机制的运行中,按照民主精神和法治原则来公平有序地平衡、保障各方权益诉求,从而有效实施和推进共建共享,加速法治中国建设。
 
  其次,民主立法下的制度安排是共建共享的根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其中法律规范体系是重中之重,它所体现的制度安排也是共建共享的根本和基础。然而,诚如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的那样,我们有的法律法规还没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立法部门化、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工具主义也较为严重。这些情况充分表明,我们在制度安排和规范体系构建上,国家构建的色彩比较重,并没能充分、有效地做到民主参与和共建共享。因此,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中,就亟需改变这一现状,努力推进科学、民主立法,塑造国家与社会双向构建的共建共享治理秩序。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科学立法的核心在于尊重和体现客观规律,民主立法的核心在于为了人民、依靠人民。”[27]这样,我们就应革除过去某些关门立法、部门立法、权力意志、特权保护、地方保护主义等国家构建主义的弊端,按照共建共享的理念和方式,来重建立法制度。一是健全完善《立法法》和相关配套法律法规,优化拓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组成界别并强化其代表的议事能力,充分发挥其立法职能和审议监督职责,夯实各类各级立法的民意基础,保证立法的合理性、科学性与规范性;二是创新公众参与立法的方式和机制,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增强立法的开放性与民主性;三是建立切实有效的立法协商制度,倾听不同群体呼声、反映民众多元诉求、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四是按照法治精神与原则,科学厘定公权力与私权利、私权利与私权利、权利与义务的界限与范围,实现各地区、各阶层、各群体和个人基本权益的合理平衡与公平保障,并有效防止部门利益、行业利益、权贵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的法律化。基此有效“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28]只有从制度安排这一根本环节上做到共建共享,才能建立起公平正义的制度体系和合法性机制,法治中国建设也才能取得实效。
 
  再次,协商民主的决策议程是共建共享的关键。除了基本的制度性安排和规范体系构建之外,公共决策就成为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重要日常机制,也是共建共享的重要平台,它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法治中国建设则至关重要。然而,我们在公共决策方面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协商民主机制还不够完善,以致出现了官方和民间这样相互隔裂的“两个舆论场”。十八大后“两个舆论场”的张力开始减小,但仍是“相互渗透彼此占领犬牙交错”。[29]这在一定意义上表明,公共决策中的民众话语权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也即民主协商仍然不够、吸收民意仍然不足、共建共享仍然不到位,进而会对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带来严重影响,制约治理法治化的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既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也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切实防止出现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同吋,“我们要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30]面对这些共建共享不充分的状況,我们要切实推进民主化改革,凡是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都要吸收民众广泛参与,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都应开展广泛协商。事实上,2006年6月启动的新一轮“医改方案”制定过程中,我们就曾有过很好的尝试和经验,它展现了一个从“内部创议”到“社会动员”和“外部动议”的公共政策合法性机制变革,[31]并在官民之间的“双向动议”中形成了“中心”(决策层)与“边缘”(公共领域)联动共振的“民主作坊”,构筑了民意通畅表达、多方协商对话和决策层甄别吸纳的良性互动机制,促成了更加多祥、更加务实的制度设计,使得“医改”这一公共政策在更为多元开放、对流包容和民主聚合的基础上,获得了有效的合法性支持。[32]这无疑是在公共政策上进行协商民主、共建共享的一个重要典范。可见,很多改革举措并非不可能,而是我们没有去认真对待和推进。因此,为避免转型陷阱和安全渡过改革深水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我们就必须在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发展进程中,真正地推动和践行共建共享,从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最后,公众参与的法治化治理机制是共建共享的基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无疑需要构建起覆盖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法治化治理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动员多方力量参与协作、共建共享并最终达成公共治理目标,法治中国也才有其现实根基和坚实基础。近年来,全国各地启动了一系列诸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平安建设工程、扶贫开发工程、新农村建设、城市环境整治、网络空间治理等等治理工程,成绩固然可圈可点,但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的一些矛盾与问题也日益突出,群体性事件、上访、暴戻事件等社会风险与挑战明显加剧,这表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http://b2b.loocle.com/zt/2015ndbg/">http://b2b.loocle.com/zt/2015ndbg/;中商情报网:《2015年中国网络购物市场研究报告》,http://www.askci.com/news/hlw/20160623/17571933186.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6年7月2日;新华网:《3.15晚会节目组:网络购物投诉最多》,http://news.xinhuanet.com/info/2016-02-20/c_135113522.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6年5月26日。
[61]新浪网:《淘室消费者年启动首问责任制》,http://tech.sina.com.cn/i/2010-02-03/18203832562.shtml;参见阿里云:《淘宝网启动网购纠纷首问责任制》,https://www.aliyun.com/zixun/content/2_6_1050809.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6年7月6日。
[62]参见右雁、杨磊、张淇人:《淘宝腐败黑幕调查》,载《IT时代周刊》2012年第8期。

来源:《中国法学》2016年第6期

版权声明:本站系非盈利性学术网站,所有文章均为学术研究用途,如有任何权利问题,请直接与我们联系。

责任编辑:李想

上一条: 我国社会组织立法的困境与出路

下一条: 当代中国政法体制的形成及意义

版权所有:中国私法网
本网站所有内容,未经中国私法网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摘编,违者必究。
联系电话:027-88386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