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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原因在合同效力中的功能

发布时间：2016年4月26日

冯洁语

点击次数：4565

[摘要]：

根据我国《合同法》，合同生效原则上仅需当事人达成合意，此种合意模式借鉴自《德国民法典》。但是，从比较法来看，合同生效往往需要其他要件。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允诺模式即在当事人合意之外，又规定了原因为生效要件。原因在法国合同法中主要起到真实性指示与许可性标准的作用。而德国法采合意模式后，原因为当事人合意所吸收，通过法律行为的具体制度解决了这两大问题，故而不再需要另行规定原因作为生效要件。此种立法模式是现在世界立法主流趋势。

[关键词]：

原因理论；合意模式；允诺模式；法律行为

一、问题的提出

私法自治是民法的基本原则，是现代民法规则的基石，每个人均得基于自身意愿，创设私法上的法律关系。现在民法的诸多规则，均是为了实现私法自治。[1]私法自治原则在合同法中集中体现为合同自由原则，当事人得依自身的意思决定是否缔约、与谁缔约（缔约自由）、合同的内容（合同自由）以及合同的形式（形式自由）。其中，形式自由是指，如无法律或当事人特约，则口头合意同样得订立合同；换言之，订立合同无需采书面或其他形式。[2]此种自由同样反映在我国合同法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10条，规定了形式自由。而在这之外，第13条、第25条、第44条规定，当事人得以要约、承诺的方式订立合同，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而通常情况下，依法成立的合同立即生效。从这些条文表述来看，合同的效力来源仅为当事人的合意。

然而，合同有效仅需当事人达成合意的观点，并非不刊之论。不论从法史视角，还是从比较法视角看来，对于在合意之外，合同生效是否需要其他要件这一问题，均存在激烈争论。其中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原因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即使是有着相对接近的法律传统的欧洲各国，对于原因在合同效力中功能的认识也并不统一。[3]1804年颁布的《法国民法典》将原因作为合同有效的附加要件，与之相反，1900年生效的《德国民法典》却将原因剔除在合同法之外。[4]随着欧洲私法的统一化，这一问题也成为欧盟立法、司法中遇到的现实的问题。例如，在1990年的Marleasing案中，原告Mar Leasing SA公司主张被告La Comercial不具主体资格，因为该公司成立所依据的合伙合同，根据《西班牙民法典》第1261条、第1275条因欠缺原因而无效。[5]Marleasing SA公司之所以提起无效之诉，是因为La Comercial的发起人Barviesa SA是Marleasing的债务人。Barviesa SA成立该合伙企业是为了避免其财产被执行。因此，Marleasing SA提起了该诉讼。而被告La Commercial公司辩称，欧盟《指令68／151》中并无此无效事由。西班牙法院受理该案后，由于当时该指令尚未转化为西班牙国内法，故而提交欧盟法院先行裁决。令人惊讶的是，欧盟法院的裁决完全未考虑原因问题，径直认为合同有效。该案的意义，一方面在于确定了欧盟指令的效力，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各国对合同效力要件的反思，原因作为合同的生效要件是否还有其价值。[6]

二、原因含义与功能的历史考察——古典罗马法与教会法

（一）原因在古典罗马合同法中的功能

欧洲各国对原因作用的不同理解源自罗马法。欲了解原因理论在罗马合同法中的功能，必须首先了解罗马法上的合同制度。罗马法上并无统一的合同概念，仅存在各种可诉的个别合同。[7]根据盖尤斯的理论，将可诉的合同之债分为实物合同（re contrahi）、口头合同（verbis）、文字合同（litteris）与合意合同（consensus）。[8]优士丁尼编撰的《民法大全》中同样沿用了此种分类。但是，这四种合同类型并不周延，在此之外，也存在可诉的无名合同（Innominatkontrakte）作为补充。由于在无名合同中，己方给付须已完成，才得诉请对待给付，所以此种类型的合同也可归入实物合同中。[9]对于这些合同而言，当事人合意固然不可或缺，但是仅有当事人合意并不足以使其发生效力，由于类型强制，当事人的合意唯有符合法定合同的内容与形式时，才得成立有效的合同。[10]换言之，罗马法上合同的生效要件为合意再加上一个要件。而在不同的合同中，这一附加要件并不相同。

在实物合同中，原因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无名实物合同中。[11]乌尔比安认为，即使约定事项非属有名合同之列，只要存在“原因”，也得成立债之关系。[12]而D.2,14,7,4则从反面说明，如无目的指向性的给付存在，单纯的合意无法成立债之关系。[13]《学说汇纂》中D.2,14,7,2和D.2,14,7,4被认为是优士丁尼时期原因理论发展的历史根据。[14]乍看之下，原因在实物合同中的作用仅限于无名合同。但如果将原因理解为关于对待给付的约定，那么即使是在有名实物合同中也存在原因，只是原因已经预先确定，[15]因此，此种原因不证自明。[16]因此，在实物合同中，合同的生效要件为当事人合意、原因及已经完成的给付。

罗马法上的口头合同主要指要式口约（Stipulatio）。要式口约要求严格的形式要件。要式口约的生效不以原因为要件（无因要式口约），当然，当事人也得约定要式口约的原因（有因要式口约）。在无因要式口约中，欠缺原因仅导致恶意抗辩（exceptio doli）。[17]而在有因要式口约中，欠缺原因导致要式口约无效。因此，在口头合同中，合同的生效要件为当事人合意与形式。

文字及合意合同的情况与有名实物合同类似，尽管罗马法的文本中未体现原因作为合同的生效要件，但由于罗马法上合同类型强制，原因实际上已经确定，故当事人无需再约定原因。[18]所以，文字合同的生效要件为当事人合意、原因及书面形式；合意合同的生效要件为当事人合意与原因。

由此看来，原因在古典罗马法上至少起两种作用。其一，通过原因对当事人合意作了限制，实现了合同类型强制。如果当事人意图订立具有可诉性的合同，其合意必须同时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原因，即使是在无名要物合同中，当事人的原因也限于取得对待给付。[19]其二，通过对原因的类型强制，也区分了有拘束力的合同与无拘束力的合同。[20]而此种对合意的限制，同样体现在对合同的形式要求上。[21]形式的此种功能在要式口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当事人对原因的约定变得可有可无。

（二）原因在教会法中的功能

上述观点对教会法也产生了直接影响。教会法认为所有的合同均有拘束力，无论其形式为何，或是否有履行作为附加要件。[22]然而，教会法上合同成立并不以当事人合意为基础，合同的效力源自于当事人对其在合同中相互间为的单方的允诺（Versprechen）的神圣的拘束。[23]从神学教义上看，此种拘束源自对谎言的禁止。但在将形式与合同效力分离之后，教会法同样面临着如何判断当事人意思真实性（Seriosität）与如何控制合同内容的问题，而代替形式发挥作用的正是原因。

评论法学派的巴尔杜斯（Baldus de Ubaldis）将原因理论与教会法的合同理论结合在一起。巴尔杜斯认为教会法上所有的合同均应可诉，其反对罗马法上根据形式区分合同可诉与不可诉的简约的做法。合同是否可诉不应根据形式进行判断，因为允许的外在形式不论是对上帝而言，还是对良知而言均无足轻重。[24]

而在放弃形式要件及采自由原则后，为了保障原先通过类型强制所保护的无交易经验当事人的理性利益，及防止当事人随意放弃不真实的允诺，必须用新的实体法上的标准替代原有标准（也即新的“真实性表征”[Seriositätsindiz]）。对此，巴尔杜斯诉诸脱胎自经院哲学的原因理论。[25]其第一个将合同法中的原因解释为经院哲学原因理论意义上的外在因（causa extrinseca），并将民法中的原因与教会法中的原因等量齐观。[26]巴尔杜斯认为只要有原因的合同均可诉，原因相当于合同的“外衣（Vestimentum）”，该原则随后迅速为教会法所采纳。[27]在巴尔杜斯之后，教会法以较为缓和的形式继续采纳原因理论，最终教会法上的原因指的是所有理性的动机（Motive）。[28]

三、原因与两种合同模式——功能性比较

罗马法与教会法构成了欧洲普通法（ius commune）的基础，从罗马法到教会法的发展看来，原因作为当事人意思真实性表征标准的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而一般合同理论在19世纪继续发展，逐渐形成了自然法的允诺模式与潘德克顿法的合意模式，原因在这两种模式中的功能也有所不同。此两种模式及两种模式下对原因的不同认识，也最终反映在19世纪的法典中。

（一）自然法的允诺模式

1.原因在自然法的合同理论中的体现

现代的合同概念源于理性主义的自然法。但受教会法影响，自然法上合同效力的基础同样不是当事人合意，而是当事人的允诺。[29]当事人同意负担债务，意味着其放弃了部分自由并且让与给债务人。[30]但是，教会法不同，自然法意义上的允诺不再是当事人的单方有拘束力的行为，而是需要受领（annahmebedürftig）的行为。[31]这意味着合同生效需要一方当事人接受对方当事人的允诺。

格老秀斯（Grotius）将合同允诺分为三个阶段：单纯、无拘束且不明确的意思表达（Willensäußerung），与自己选定目的相连接的允诺行为，[32]对给允诺受领人创设某项权利的意图的确定。[33]唯有在第三阶段中，允诺才具备有拘束力的合同的特征。[34]这是因为格老秀斯认为合同的允诺与所有权的移转类似，均是将自己的权利移转给他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必须对此种移转表示同意，[35]以保护其免受不可预期的合同。[36]因此，格老秀斯所称之允诺明显与教会法意义上的单方允诺不同。[37]在格老秀斯的允诺模式中已经存在了合意模式的端倪。合意是取得物和权利的基础，其概念是预设的。[38]

如果综合考虑其提出的允诺的三个阶段，[39]可以发现格老秀斯允诺模式的双重结构：合同以双重合意为前提，第一重合意为内部合意（允诺人所欲允诺为何，与他表达为何之间存在合意），第二重合意为外部合意（允诺与受领之间存在合意）。内部合意是允诺的核心。[40]但是，格老秀斯的合同理论不同于通过要约与承诺缔结合同的理论，其不是基于意思的一致，而是两个相同的对单方允诺的承诺。[41]并且，当事人作出允诺与对方当事人的承诺并不是处于相同地位。[42]

格老秀斯的允诺模式同样需要原因。与教会法的观点相似，格老秀斯认为，除允诺与承诺以外，合同生效无需形式或实际履行要件。在格老秀斯的理论中，赋予允诺拘束力的同样为原因。格老秀斯区分内部合意与外部合意。在内部合意中，并不赋予对方权利，主要涉及的是意思表示错误的问题。[43]因此，在这一阶段无需原因。[44]在外部合意中，需要合理原因（redliche causa），以赋予其拘束力。在格老秀斯的合同理论中，原因不是允诺的生效要件，而是赋予了允诺发出（die Abgabe des Versprechens）正当效力。这点在其《荷兰私法导论》中更加明确。

普芬道夫总体上继承了格老秀斯的允诺理论，[45]但其进一步明确了合意的作用。合同成立以两个需表示的意志行为为前提。[46]但其所称的合意与现代合同法上的合意仍有较大区别，令合同具有拘束力的并非当事人间的合意，而是相对人的同意（Zustimmung）。因此，在其理论下，合同效力仍然以允诺为基础。[47]尽管其明确提及原因，但是，原因仍为普芬道夫的合同生效要件的一部分。[48]

格老秀斯的允诺理论对多玛（Domat）与朴蒂埃（Pothier）产生了影响。多玛认为“合意创造协议”，[49]尽管此种合意仍非由要约承诺构成，[50]但已经近乎于现代合同法意义上的合意。当事人间的合意原则上是合同义务的唯一来源。[51]

在多玛的合同理论中同样需要原因，其理由即通过原因判断合同是否真实。但多玛并未试图定义原因概念，其满足于说明最重要义务种类的原因，[52]此种原因应是合同典型的原因，当事人的动机并不重要。[53]在双务合同中，原因促使当事人履行自身的义务，以取得对待给付（交换原因），在单务合同中，原因则为理性的、正当的慷慨（慷慨原因）。[54]多玛认为原因为合同生效的一般要件，[55]欠缺原因的合同无效（Nichtigkeit）。[56]

朴蒂埃则将格老秀斯的允诺理论与多玛的理论相结合，其认为债务合同包括当事人的意思合致（同多玛），[57]但是，合致的达成是通过需受领的允诺的方式达成（同格老秀斯）。[58]与多玛相比，朴蒂埃进一步发展了原因理论，认为合同有效不仅需要原因，并且原因需真实、合法。[59]这意味着，在朴蒂埃的理论下，原因不仅仅是客观的，也可以是主观的。[60]

2.允诺模式立法下原因的功能

自然法上的允诺模式也反映在19世纪的立法中。格老秀斯的允诺模式在1811年颁布的《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中得到了明显体现。其第861条规定，“如某人向他人表示移转其权利，这意味着，此人向后者承认或者给予后者一种权利，为后者为某种作为或者不作为，此即为一项允诺；如相对人有效地接受此项诺言，则即为通过双方当事人一致的意思而产生合同。只要磋商仍在进行，且允诺尚未作出，或者未事先或事后接受该允诺，则不产生合同。”[61]

该条首先定义了允诺，其次规定了通过允诺与承诺达成合意，并成立合同。虽然在法条中未明示允诺需要原因，但根据奥地利法的通说，为避免出现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的允诺，无原因的允诺不具拘束力，原则上不承认无因的债务允诺。[62]

尽管在用语上未如《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861条那样明确，但自然法的允诺模式通过多玛与朴蒂埃也反映在了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中。《法国民法典》第1101条对合同做了定义：“契约是一种合意，依此合意，一人或数人对于其他一人或数人负担给与、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第1108条则从正面规定了合同的生效要件：“下列四条件为契约有效成立的必要条件：负担债务当事人的同意；订立契约的能力；构成约束客体的确定标的；债的合法原因。”结合这两个条文分析，可以确定《法国民法典》规定的合同模式体现的正是格老秀斯内部合意与外部合意的观点。[63]

而多玛与朴蒂埃对原因理论的认识直接反映在《法国民法典》中，除1108条外，该法第1131条规定了会导致合同不生效的原因：无原因、错误的原因和不法原因。但是，原因概念在法国法上极为模糊，是否存在统一的概念也有疑问。在双务合同中的原因是交换目的，在单务合同中是慷慨目的。这样看来，合同中的原因是完全被类型化、典型化了的目的，是以得区分原因与动机（Motive）（所谓的客观原因理论）。但是，若仅考虑类型化、典型化的原因，则第1131条中规定的不法原因的意义也就荡然无存了，因为所有的原因经过类型化之后都是合法的。而若认为所有动机均需考虑（所谓的主观原因理论），那么原因也就无法与动机区分开来。[64]总体而言，法国法对原因的理解呈现扩大化趋势：一方面，更多考虑当事人的真实利益；另一方面，更多考虑当事人的实际动机（主观化）。

对于原因概念的争议，也必然导致了对原因实际功能认识上的不一致。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也以不同的方式适用原因理论，以实现不同的目的。[65]尽管《法国民法典》第1131条将无原因、错误原因与不法原因并列，但是三者实际发挥的功能并不相同。

《法国民法典》第1131条规定的“无原因”体现的是，原因所谓的真实性表征的功能，从教会法时期开始，这一功能正是原因在允诺模式下的主要功能。[66]通过判断是否存在原因，来决定是否赋予当事人的行为以法律上的效力，这就实现了有法律拘束力的行为与日常生活中行为的区分。而原因的此种功能在有偿合同与无偿合同中又有不同。

首先，在有偿合同中对是否存在原因进行判断时往往考虑对待给付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换言之，通过原因实际构建起了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的相当性。[67]在有名合同中，这点毋庸置疑，如果对待给付客观不能，那么合同必然欠缺原因。[68]而在无名合同中，则需进行具体判断，在考虑对待给付事实上是否可能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其在法律上是否可能。例如，甲乙之间订立有偿转让乙取得的官方授权的合同，如果此种授权仅授予给乙个人，则欠缺原因。而从反面来看，如果单纯的给付不对等，不能通过欠缺原因来加以平衡。[69]允诺是否认真，是否具有符合社会经济的目的，需根据当时的社会观念加以判断。[70]例如，在买卖合同中，买卖价格不得过低，不应破坏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的对待性，否则即为欠缺原因。其次，在无偿合同中，赠与的情况较为例外，在赠与中，赠与的意思已经十分明确，现代原因理论认为，应当根据当事人为赠与的动机，判断赠与的原因是否存在，而非根据抽象的赠与意思。[71]此种原因的特殊性在于，即使原因存在，仍不足以区分有法律拘束力的行为与无法律拘束力的行为。在确定了赠与的意思之后（具有原因），根据《法国民法典》第931条，赠与需符合公证的形式要件。最后，在其他无偿合同中，仍需根据法律行为以外的客观情势判断该无偿合同是否存在原因。[72]这意味着，法国法上并无无因债务允诺。

《法国民法典》第1131条中规定的“不法原因”，体现的是原因作为所谓的许可性标准（Erlaubtheitskriterium）。[73]其对不法原因下了定义，若当事人追求的原因为法律所禁止或违反善良风俗，则构成不法。以赠与合同为例，不法原因可表现为几种案型：（1）赠与人与受赠人有不正当两性关系的；（2）生父向未认领或无法认领的私生子女为赠与；[74]（3）为使对方同意分居而为赠与；（4）赠与所附条件不法，而该条件对该赠与而言是决定性原因。[75]规定不法原因的目的在于保护社会秩序。[76]

在上述两种原因之外，《法国民法典》第1131条中也规定了“错误原因”，但是，此种原因是否具有独立性一直存在争议。[77]错误原因主要适用于以下两种情况。其一，虚假行为（Scheingeschäft）。虚假行为中，行为人经对方同意，为无任何法律效果意思的行为。但是，法国法上虚假行为是中性概念，被定义为是虚假行为的行为，并不因此直接无效。对其效力的判断，主要依据第1131条的错误原因。[78]其二，动机错误。错误原因可被归入法国民法的错误体系中。例如，如果当事人对对待给付的意义产生错误，则构成第1131条意义上的错误原因。[79]

（二）潘德克顿法学的合意模式

1.合意模式与原因理论的式微

尽管自然法认为合同的效力源自允诺，但是从普芬道夫、多玛等人开始，当事人合意的作用越来越受重视。而在19世纪的历史法学派及随后的潘德克顿法学最终放弃了允诺合同模式。[80]萨维尼提出了一般的合同概念，其认为合同是数人达成相一致的意思表示，并由此确定其法律关系。[81]此种定义随后也为潘德克顿法学所继承。“合同不是意思合致（Willensübereinstimmung），而是意思的一体化（Willensvereinigung）。”[82]此种模式被称作是合意模式。[83]

潘德克顿法学的合意模式直接影响了《德国民法典》的制定。与《法国民法典》第1108条正面规定合同的生效要件不同。合意模式并未直接反应在《德国民法典》之中。尽管《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第77条规定：“为了订立合同，需要缔约双方互为一致的意思表示。”[84]但是，第二委员会并未采纳该条，因为合同成立以当事人合意为基础，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没有必要规定这一条文。相反，《德国民法典》第 154条规定，无合意则合同不成立。该条文从反面证明了合同的效力来源为当事人合意。

合意模式下，通过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确定其法律关系，合同行为是当事人间自由的拘束。因此，在这种模式下，合同义务的产生不同于允诺模式下移转自己权利给对方当事人。既然允诺行为已经为当事人间的合意所替代，那么作为允诺拘束力来源的原因，在合意模式下自然退居其次。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合意模式下不需要原因，而是原因直接存在于当事人的合意之中。[85]

然而，由于《德国民法典》的合同生效要件中并未规定原因，原因理论在德国民法理论中日渐式微。《德国民法典》在条文中并未规定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原因已经是当事人合意的一部分，故对于原因问题的讨论也落到了合意达成中。[86]另一方面，自奥托·贝尔（Otto Bähr）提出无因债权理论后，债权行为是否必然需要原因也存在争论，而《德国民法典》第780条最终确认了无因债务允诺有效。换言之，原因不再是所有合同生效均需具备的要件，因此，也无法规定在合同生效的一般要件中。

2.合意模式下其他制度对原因功能的替代

由于合意模式下，原因实际为当事人合意所吸收，其功能也相应由其他制度所替代。《德国民法典》通过具体条文的规定，实际上解决了法国法上通过原因理论所解决的问题。

在确定当事人意思是否具有真实性方面，法国法以原因为指示标准，继而区分不同情形，实现了对欠缺原因这一要件的类型化。对于法国法上通过欠缺原因这一要件笼统解决的问题，德国法自始即从合同拘束力、合意达成、合同的效力三个层面作了不同规定。

首先，德国法上同样存在如何区分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行为与无法律拘束力的行为（所谓的情谊行为）的问题。对此，德国法借助于当事人意思表示中的法律拘束意思（Rechtsbindungswille）作为判断当事人意思真实性的标准。判断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具有法律拘束意思，需通过解释加以确定，这取决于在既定情势下，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并考虑到交易惯例，给付受领人能否从给付人的行为中推断出此种意思。[87]此种标准是通过一个客观的标准，对当事人的意思作出推断。[88]与法国法上不得以欠缺原因为由，对单纯的给付失衡加以调整一样，德国法同样认为不得单纯以无偿性为由认定行为不具法律拘束意思。[89]在具体案例中，通过法律拘束意思，德国法往往能得出与法国法类似的结论。[90]但是法律拘束意思的适用范围远窄于法国法上欠缺原因合同无效的范围。

其次，在确定当事人的意思构成意思表示之后，则进一步讨论当事人间所为法律行为是否成立。德国民法中将法律行为分为有因行为与无因行为，而合同等负担行为原则上为有因行为。之所以认为合同有因，是因为在合同成立中，对于原因的约定，实际上构成了合同的要素（essentialia negotii），在合同订立中，如果当事人对合同要素未能达成合意，则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54条，合同不成立。对原因的合意决定了合同是否成立及成立了何种类型的合同，因此，如果合同成立，其必然包含原因。[91]例如，以买卖合同中的交换原因为例，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原因是为了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与占有，而出卖人移转标的物所有权与占有的原因是为了取得价款。价款与标的物正是买卖合同的要素。[92]与法国法上合同因欠缺原因无效不同，德国法上对要素的不合意并非是合同的无效原因，此时，法律行为并不成立。[93]在双务合同的成立中，此种对原因的要求，又被称作发生上的双务性（genetisches Synallagma）。[94]在例外情况下，负担行为同样可以无因。在无因负担行为中，原因并非为合同的要素，对于原因的不合意，不导致行为不成立或无效。

另外，对于要素的合意也决定了合同的类型。换言之，合同的构成要件替代了罗马法上原因决定合同产生何种效力的作用。[95]例如，尽管当事人在合同中写明“甲方购买乙方所有汽车一辆，买卖价款零元”，但是从合同的构成要件来看，此时构成赠与合同，而非买卖合同。[96]

最后，在合意达成、合同成立之后，德国法通过给付障碍等制度对合同的效力加以调整。在2002年债法改革以前，与法国法上给付自始客观不能的合同欠缺原因的观点类似，德国法同样认为自始客观不能的给付导致合同无效。[97]在2002年债法改革之后，给付自始客观不能的合同在德国有效，但就给付的状态而言，与法国法并无太大差别。在单务合同中，给付陷入不能，自然无需再为给付（《德国民法典》第275条第1款）；在双务合同中，一方当事人陷于给付不能，其原给付义务免除，而对方当事人的对待给付义务同样自动免除（《德国民法典》第326条第1款第1句）。另外，《德国民法典》对赠与合同同样规定了形式要件，以及赠与人的撤回权（《德国民法典》第518条、第530条）。

在原因作为许可性标准的功能方面，《德国民法典》第137条、138条规定了因违法或违反公序良俗而无效，在实际适用及效果上均与《法国民法典》第1131条、第1133条规定的合同因原因不法而无效类似。[98]

而《法国民法典》第1131条规定的错误原因的两种主要适用类型，《德国民法典》也作了具体规定。一方面，《德国民法典》第117条第1款规定了虚假行为无效，第117条第2款规定虚假行为下的隐藏行为按其自身要件判断效力。另一方面，尽管德国法上通说认为动机错误原则上不影响法律行为效力，[99]但是，并非所有的动机错误均不予考虑。例外情况下，对于交易至关重要的动机错误，同样得产生撤销权。《德国民法典》第119条第2款规定的性质错误即为例证。[100]而如果双方当事人均存在动机错误，则可能构成《德国民法典》第313条第2款意义上的主观交易基础。当事人得调整合同或进而解除合同。

四、原因理论的再发现与未来走向

（一）罗斯特·艾曼（Horst Ehmann）的原因理论

尽管原因理论在德国民法体系中并非完全毫无踪迹，学者在探讨有因行为、无因行为及不当得利的法律上之原因时仍会涉及原因。但是，由于在法典中存在具体的制度，对一般性原因理论的研究越来越少，原因理论也日渐式微，以至于被称作是“被遗忘的体系”。

罗斯特·艾曼教授则为当下德国原因理论的代表人物。艾曼反对将潘德克顿法学的合同模式看作是合意模式的观点，在其看来，这是对萨维尼、温德沙伊德等人观点的误解。[101]而《德国民法典》第145条至第157条规定的合同模式与《法国民法典》、《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中规定的合同模式并无本质不同，要约与承诺本质上就是自然法允诺模式下的允诺与承诺，因此，《德国民法典》中规定的同样是允诺模式。[102]在明确这一点的基础上，艾曼认为，施密特林（Schmidlin）所主张的《德国民法典》合同成立模式下，原因为合意所吸收，不存在独立的原因的观点，根本不成立。

在艾曼看来，从给付障碍制度、双务性制度、履行行为理论及不当得利的法律上之原因理论等诸多具体制度中，可以抽象出一个更为上位的原因理论。[103]原因介于内部未表达的动机与原则上需明示约定的条件之间，[104]原因理论是对温德沙伊德条件理论的发展。[105]典型原因可以分为交换目的、慷慨目的与偿付目的。交换目的与慷慨目的是为了变动法益（Güter），而偿付目的是为了消灭、变更、担保既存债务。[106]以买卖合同为例，在一个非即时履行的买卖合同中，当事人缔结买卖合同，买受人取得了请求移转买卖之物所有权与占有的债权，出卖人取得了请求支付价款的债权。合同的成立取决于交换的目的，对此，《德国民法典》规定了发生上的双务性与功能上的双务性。《德国民法典》第320条规定的未履行完毕双务合同的抗辩权同样源自交换目的。而之后，当事人为履行，此种现实的法益变动的目的不再是交换，而是偿付既存的债权。[107]所以，艾曼教授也认为，履行并非一个事实行为，而需要当事人的合意。

在有因行为中，行为成立不仅需要对这三种典型原因做出约定（目的约定[Zweckvereinbarung]），而且原因也必须实现（目的实现[Zweckerreichung]）。前者被称作内部有因性，后者被称作外部有因性。

如果一个行为成立既不需要内部有因性，也不需要外部有因性，则为无因行为。在德国法上，处分行为为无因行为，其成立本身不需要约定原因（内部无因），也不以清偿的债务存在为前提（外部无因）。在无因行为中，原因不起成立要件的作用，但是起到了保持无因效力的作用。如果原因不存在，那么即发生《德国民法典》第812条第1款意义上的不当得利。[108]

如此一来，艾曼教授以原因理论为红线，对德国债法体系作了新的解释。

（二）无原因的欧洲法？

尽管如此，艾曼教授的原因理论在德国当下学说中并非主流。事实上，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允诺模式，在现今的欧盟立法活动中并不占主导地位，而在采允诺模式的各国内部也存在争议。

在《德国民法典》尤其是法律行为制度的影响下，欧洲在当下的立法中呈现“废除”原因的趋势。《欧洲合同法原则（PECL）》第2章第2:101条仅规定合同成立仅需当事人合意，并特意提及无需其他要件，换言之，《欧洲合同法原则》明确排除了原因。而在官方评注中，制定者明确表示，没必要特别要求原因，以确保允诺真实。就目前的经验来看，不作特殊要求的立法例并没有遇到适用的困难，而做了特殊要求的立法例反而需要判断何时允诺真实、被允诺人的信赖应当如何保护等问题。[109]在采原因作为合同成立或生效要件的各国内部，围绕原因的存废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992年《荷兰民法典》中不再提及原因概念，而在这之前，原《荷兰民法典》第1356条参照《法国民法典》，将原因规定为合同的生效要件。废除的理由在于，在存在具体制度的情况下，一般性原因概念是多余的。[110]随着法国合同法修改进程的展开，法国法同样面临着是否“废除”原因的问题。特雷教授主持编写的“特雷草案”则完全放弃了原因。而“卡塔拉草案”第1124条则相对保守，规定了合同有效须有真实与合法的原因，与现《法国民法典》第1131条相比，仅将错误原因排除在外。[111]2008年法国司法部草案采用了折中方案，在用语上放弃了“原因”这一术语，但是规定了与原因功能极为接近的“利益”。此种做法同样受到了强烈批判，在随后的修正案中，司法部草案放弃了原因与利益概念。[112]

但是，废弃原因理论，并不意味着法院对合同的有效性不加控制，其只是从一般性的规定转向了具体的制度。回到开篇所提出的案例中，纵使欧盟法院认定La Comercial有效，也不意味着Barviesa SA将财产移转到La Comercial的移转行为同样有效。事实上，在本案中，对于原告Marleasing SA而言，让与行为的效力更为重要。财产的让与行为可区分为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而该负担行为的效力是否有效，则需根据具体情势加以判断，例如，Barviesa SA与La Comercial之间的负担行为是否有偿。

五、结论

允诺或合意作为合同效力来源的模式是合同理论发展的产物。随着现代合同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不论是奥地利还是法国，在合同效力来源的解释上均逐渐趋向于合意模式。尽管在其理论中仍保留了原因，但是原因的地位均在不断被削弱。合意模式下，原因的功能为法律行为的具体制度所替代，立法条文往往并不提及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合意模式下就不存在原因，没有人会否认买卖合同中，出卖人支付价款的目的在于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与占有，也没有人会否认，买卖合同等负担行为是有因行为。但是，合意模式下原因理论的困境在于，在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了具体制度的前提下，有无必要再从意思表示制度、合意制度与双务性等制度的基础上再抽象出一个更上位的体系，并将其称之为原因体系呢？就德国现有学说来看，尽管几乎所有的民法教科书均会在有因行为与无因行为部分及不当得利法部分讨论原因问题，但似乎也仅限于此。在具体教义学问题的解释上，原因理论并未体现出比其他具体制度更强的解释性，因此也无必要指出隐藏在具体制度背后的原因理论。

以上对于原因在合同效力中功能的结论是在对法律行为的具体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我国《合同法》中的合同模式深受《德国民法典》影响，同样采合意模式，因此，在条文表述中，难觅原因的踪迹。但是，在我国原因理论的研究有其特殊的意义。

我国现有债法体系尚不完备，尤其是给付不能制度的缺位，导致了我国法律上的法律行为制度并不完善。这就意味着，原因理论作为解释工具，在我国仍有意义。例如，在买卖合同中，如果在交付之前，标的物毁损灭失，出卖人无法履行，对此，我国《合同法》第110条第1款排除了强制履行，换言之，出卖人原给付义务消灭。但是，对待给付（买受人支付价款的义务）命运为何，法律则未作规定。此时，即可运用交换原因进行解释，在出卖人的给付义务消灭的情况下，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原因已经不存在，自然也无需再为支付。而在进一步可能的立法中，在对具体制度进行规定时，原因理论也可以提供一个更为完整的框架。

[注释]

[1]Vgl.Detlef Leenen, BGB Allgemeiner Teil: Rechtsgeschäftslehre, De Gruyter, 2011, S. 1.

[2]Rüthers/Stadler,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C. H. Beck, 16. Aufl. 2009, S. 29.

[3]茨威格特与克茨将原因称作是“最受质疑的法律形态和大陆法典化和体系化的特征”，Vgl. Zweigert/Kötz, Einführung in die Rechtsvergleichung auf dem Gebiet des Privatrechts, 2. Aufl., Mohr, Bd. II, S. 8.

[4]《法国民法典》第1108条规定：“下列四条件为契约有效成立的必要条件：负担债务当事人的同意；订立契约的能力；构成约束客体的确定标的；债的合法原因（ein erlaubter Grund）。”第1131条规定，“无原因的债，基于错误原因或不法原因的债，不发生效力。”而《德国民法典》并未从正面规定合同的有效要件，自然也未规定原因。《德国民法典》第812条第1款第2句后段提到了原因，但此种原因与《法国民法典》第1108条、第1131条规定的原因迥异。

[5]《西班牙民法典》第1261条规定：“仅当满足下列要件时，合同才告成立：1.缔约方合意；2.存在特定客体，即合同的标的物；3.对所负担义务存在原因（Rechtsgrund）。”第1275条规定：“无法律原因或法律原因不法的合同不生效力。违反法律或道德的原因构成不法。”Witold Peuster, Das spanische Zivilgesetzbuch, Bundesstelle für Außenhandelsinformationen, 2002, S. 651, 657. Peuster指出，西班牙法上的Causa在德国法中并无术语直接对应，在翻译时，采用了德国法相对常见的法律原因（Rechtsgrund）一词。Vgl. Witold Peuster, Das spanische Zivilgesetzbuch, Bundesstelle für Außenhandelsinformationen, 2002, S. 657.

[6]Vgl. Eu GH 13. 11 1990 Rs. C-106/89.该案在国际法上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外学者也通常从国际法角度讨论该案，参见吕晓杰：《WTO规则在欧盟法律体系中效力的新发展》，载《现代法学》2008年第1期。从合同法角度对该案的评析，Vgl. Vittoria/Wolfgang, Europa sine causa?, Zeitschrift für europäisches Privatrecht 1997 S. 599-614.

[7]Vgl. Klaus-Peter Nanz, Die Entstehung des allgemeinen Vertragsbegriff im 16. bis 18. Jahrhundert, Schweitzer, 1985, S. 11.

[8]Max Kaser, Das Römische Privatrecht, C. H. Beck, 1971, S. 524.

[9]Kaser/Knütel, Römische Privatrecht, C. H. Beck, 20. Aufl., 2014, S. 279.

[10]罗马法上的合同（contractus）与简约（Pactum）均以合意为基础，单纯的合意仅可构成不可诉的简约（但在随后的发展中，简约也逐渐具备可诉性，因此，罗马法上的合同无法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合同）。而简约长期作为具有可诉性合同的对立面，因此也无法用简约的术语来对应现代意义上的合同。Vgl. Klaus-Peter Nanz, Die Entstehung des allgemeinen Vertragsbegriff im 16. bis 18. Jahrhundert, Schweitzer,1985,S.11.相反，彭梵得则认为简约具有一般特点，参见[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页。对于合意是否为罗马法合同的基础，肯定意见参见Klaus-Peter Nanz, Die Entstehung des allgemeinen Vertragsbegriff im 16. bis 18. Jahrhundert, Schweitzer, 1985, S. 7ff.；不同意见参见徐涤宇：《原因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

[11]Vittoria/Wolfgang, Europa sine causa?, Zeitschrift für europäisches Privatrecht 1997, S. 549-551.

[12]D. 2, 14, 7, 2. Vgl. Behrends/Knütel/Kupisch/Seiler, Corpus Iuris Civilis, Bd. II, Müller, 1995, S. 226.

[13]D. 2, 14, 7, 4. Vgl. Behrends/Knütel/Kupisch/Seiler, Corpus Iuris Civilis, Bd. II, Müller, 1995, S. 227. Vgl. auch Götz Schulze, Die Naturalobligation, Mohr, 2008, S. 316.

[14]Vgl. Götz Schulze, Die Naturalobligation, Mohr, 2008, S. 316.

[15]古典罗马法上的有名实物合同有借贷合同（mutuum）、借用合同（commodatum）、保管合同（depositum）、质押合同（pignus），Vgl. Max Kaser, Das Römische Privatrecht, C. H. Beck, 1971, S. 442 f。在这些合同中，由于原因由法律预先确定，例如在借贷合同中，给付为了取得利息，所以在给付之外无需额外表示原因。

[16]Vittoria/Wolfgang 即持此种观点，Vgl. Vittoria/Wolfgang, Europa sine causa?, Zeitschrift für europäisches Privatrecht 1997, S. 599-614.

[17]D. 44, 4, 2, 3 参见[意]桑德洛·斯奇巴尼选编：《民法大全选译·法律行为》，徐国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6页。

[18]古典罗马法的文字合同为债权誊账、约据、亲笔自居，合意合同为买卖合同（emptio venditio）、租赁、租用、服务合同与承揽合同（locatio conduction）、合伙合同（societas）与委托合同（mandatum）。

[19]Vgl. B. Schmidlin, Die beiden Vertragsmodelle des europäischen Zivilrechts, in: Hsg. Reinhard Zimmermann, Rechtsgeschichte und Privatrechtsdogmatik, 1999, S. 187.

[20]关于罗马法上类型强制的作用，参见[德]弗卢梅：《法律行为论》，迟颖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93页。

[21]罗马法上法律上行为与形式统一而不可分，因此，此种形式也被称作是效力性形式（Wirkform）。Vgl. HKK/Meyer- Pritzl, § 123-129, 2003, Rn. 5.

[22]Vgl. Till Bremkamp, Causa: Der Zweck als Grundpfeiler ders Privatrechts, Duncker & Humblot, 2008, S. 59.

[23]Vgl. HKK/Thier, § 311 I, 2003, Rn. 14； Weller, Die Vertragstreue, Mohr, 2009, S. 73.

[24]Alfred Söllner, Die Causa im Kondiktion- und Vertragsrecht des Mittelalters bei den Glossatoren, Kommentatoren und Kanonisten, Frankfurt/M., Univ., Diss, 1958, S. 146. Auch Vgl. Till Bremkamp, Causa: Der Zweck als Grundpfeiler ders Privatrechts, Duncker & Humblot, 2008, S. 77.

[25]Vgl. Horst Ehmann, Die Entwicklung des Versprechensvertrags- gegen die Mystik des Willensvereingungsmodells, in: FS Stathopoulos, 2010； HKK/Thier, § 311 I, 2003, Rn. 15.

[26]Alfred Söllner, Die Causa im Kondiktion- und Vertragsrecht des Mittelalters bei den Glossatoren, Kommentatoren und Kanonisten, Frankfurt/M., Univ., Diss, 1958, S. 147.

[27]巴尔杜斯认为只有被衣简约（pactum vestitum）方具可诉性，而包含原因的裸的简约（patcum nudum）具有教会法上的“外衣”，也即具备可诉性。Vgl. Alfred Söllner, Die Causa im Kondiktion- und Vertragsrecht des Mittelalters bei den Glossatoren, Kommentatoren und Kanonisten, Frankfurt/M., Univ., Diss, 1958, S. 150. Auch Vgl. HKK/Thier, § 311 I, 2003, Rn. 15； Klaus-Peter Nanz, Die Entstehung des allgemeinen Vertragsbegriff im 16. bis 18. Jahrhundert, Schweitzer, 1985, S. 54.对巴尔杜斯的简介，亦可参见徐国栋：《中世纪法学家对诚信问题的研究》，载《法学》2004年第6期。

[28]Vgl. Klaus-Peter Nanz, Die Entstehung des allgemeinen Vertragsbegriff im 16. bis 18. Jahrhundert, Schweitzer, 1985, S. 56.

[29]Vgl. Fanz Wieacker, Die vertragliche Obligation, in: FS Hans Wenzel, 1974, S. 16.

[30]Vgl. Coing, Europäisches Privatrecht, Band II, 19.Jahrhundert, C. H. Beck, 1989, S.431.

[31]Vgl. Weller, Die Vertragstreue, Mohr, 2009, S. 75.

[32]Vgl. B. Schmidlin, Die beiden Vertragsmodelle des europäischen Zivilrechts, in: Hsg. Reinhard Zimmermann, Rechtsgeschichte und Privatrechtsdogmatik, 1999, S. 191. 关于格老秀斯对道德理论（Moraltheorie）的观点，详见 Fanz Wieacker, Die vertragliche Obligation, in: FS Hans Wenzel, 1974, S. 16.

[33]Vgl. Hugo Grotius, Vom Recht des Krieges und des Friedens, Hrsg. Walter Schätzel, Mohr, 1950, S. 236 f.

[34]Vgl. Hugo Grotius, Vom Recht des Krieges und des Friedens, Hrsg. Walter Schätzel, Mohr, 1950, S. 236 f.

[35]Vgl. Hugo Grotius, Vom Recht des Krieges und des Friedens, Hrsg. Walter Schätzel, Mohr, 1950, S. 242 f.

[36]HKK/Thier, § 311 I, 2003, Rn. 19.

[37]因此，有学者认为合同原则源自于格老秀斯及普芬道夫（Pufendorf）。Vgl. Weller, Die Vertragstreue, Mohr, 2009, S. 75.此种合同模式也被称作为“移转的允诺合同（translativer Versprechensvertrag）”，Vgl. B. Schmidlin, Die beiden Vertragsmodelle des europäischen Zivilrechts, in: Hsg. Reinhard Zimmermann, Rechtsgeschichte und Privatrechtsdogmatik, 1999, S. 194.

[38]Vgl. Mayer-Maly, Die Bedeutung des Konsenses in Privatrechtsgeschichtlicher Sicht, in: Hsg. Günther Jakobs, Rechtsgeltung und Konsens, Duncker & Humblot, 1976, S. 95.

[39]允诺的三分法是格老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中的分类，而在《荷兰法学导论》中，格老秀斯采二分法，仅对具有得产生法律意义的义务的允诺做了二分，在该书中，内部合意与外部合意的区分更为明显。Vgl. Grotius, Jurisprudence of Holland, Hsg. R. W. LEE, 1953, PP. 292-295.

[40]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格老秀斯本人并未明确提出内部合意与外部合意的区分，从其表述来看，第三阶段的允诺具有效力必须对方承诺，从此可以推出外部合意。而在检验第三阶段允诺的效力之前，需要检验第二阶段的允诺是否存在错误，也即内部合意是否存在。Vgl. Hugo Grotius, Vom Recht des Krieges und des Friedens, Hrsg. Walter Schätzel, Mohr, 1950, S. 239 f.； B. Schmidlin, Die beiden Vertragsmodelle des europäischen Zivilrechts, in: Hsg. Reinhard Zimmermann, Rechtsgeschichte und Privatrechtsdogmatik, 1999, S. 192, 193； Horst Ehmann, Die Entwicklung des Versprechensvertrags- gegen die Mystik des Willensvereingungsmodells, in: FS Stathopoulos, 2010.

[41]Vgl. HKK/Thier, § 311 I, 2003, Rn. 19.也有学者认为此种模式是“严重割裂的双方法律行为”，此种模式并非是缔约双方的单方行为，而是对向缔约双发所发出表示达成的合意。Vgl. Mayer-Maly, Die Bedeutung des Konsenses in Privatrechtsgeschichtlicher Sicht, in: Hsg. Günther Jakobs, Rechtsgeltung und Konsens, Duncker & Humblot, 1976, S.9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格老秀斯对于合同的定义也体现了从允诺模式向当事人合意模式的转变，关于格老秀斯合同订立观点的更多论述，见朱晓喆：《论近代私权理论建构的自然法基础――以17世纪欧陆自然法思想为背景》，载[意]斯奇巴尼、徐涤宇：《罗马法与共同法》（第1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319页。

[42]在通过合意成立合同的模式下，要约、承诺的重要性是相同的。

[43]Vgl. Hugo Grotius, Vom Recht des Krieges und des Friedens, Hrsg. Walter Schätzel, Mohr, 1950, S. 236-238.

[44]Vgl. B. Schmidlin, Die beiden Vertragsmodelle des europäischen Zivilrechts, in: Hsg. Reinhard Zimmermann, Rechtsgeschichte und Privatrechtsdogmatik,1999,S.193.相反，艾曼（Ehmann）认为，尽管在内部合意中，格老秀斯未提及原因，但是，内部合意同样要求真实性，因此，而判断是否真实，需借助原因，也即，在内部合意中同样存在原因。Horst Ehmann, Die Entwicklung des Versprechensvertrags- gegen die Mystik des Willensvereingungsmodells, in: FS Stathopoulos, 2010.本文认为，第二阶段的允诺确实需要具备真实性，但是，格老秀斯并未明确指出此时需借助原因加以判断。事实上，从《战争与和平法（1625）》的表述来看，格老秀斯反对人文主义法学家弗朗科伊斯·卡纳鲁斯（Franciscus Connanus）的原因理论，格老秀斯甚至认为无原因的允诺也有拘束力。Vgl. Hugo Grotius, Vom Recht des Krieges und des Friedens, Hrsg. Walter Schätzel, Mohr, 1950, S. 241.但从格老秀斯在《荷兰私法导论（1631）》中的表述来看，格老秀斯明确认为具有拘束力的允诺需要原因，换言之，能够确定的是，在外部合意中需要原因。Vgl. Grotius, Jurisprudence of Holland, Hsg. R. W. LEE, 1953, PP. 292-295.

[45]普芬道夫采纳了格老秀斯将允诺行为分为三个阶段的观点，Vgl. Klaus-Peter Nanz, Die Entstehung des allgemeinen Vertragsbegriff im 16. bis 18. Jahrhundert, Schweitzer, 1985, S. 152.

[46]Zimmermann/Hellwege, Belohnungsversprechen: „pollicitatio“, „promise“ oder „offer“, Zf RV 1998, 133, 134.

[47]Vgl. Mayer-Maly, Die Bedeutung des Konsenses in Privatrechtsgeschichtlicher Sicht, in: Hsg. Günther Jakobs, Rechtsgeltung und Konsens, Duncker & Humblot, 1976, S. 96.

[48]普芬道夫将合同进行了新的分类，分为对自己创设负担的合同、慷慨的合同与混合合同，其中混合合同的原因是交换目的与慷慨目的的混合。Vgl. Horst Ehmann, Die Entwicklung des Versprechensvertrags- gegen die Mystik des Willensvereingungsmodells, in: FS Stathopoulos, 2010.

[49]Jean Domat, Civil Law in its Natural Order, Translated by William Strehan, LL.D., Boston: Charles C. Little and James Brown, 1850, Vol.I, p.163.转引自朱晓喆：《论近代私权理论建构的自然法基础――以17世纪欧陆自然法思想为背景》，载[意]斯奇巴尼、徐涤宇：《罗马法与共同法》（第1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320页。

[50]Weller, Die Vertragstreue, Mohr, 2009, S. 83.

[51]Vgl. Halfmann, Die Lehre vom Grund der rechtsgeschäftlichen Verpflichtung im französischen Privatrecht, 1965, München, Univ., Diss., S. 75.

[52]Halfmann, Die Lehre vom Grund der rechtsgeschäftlichen Verpflichtung im französischen Privatrecht, 1965, München, Univ., Diss., S. 82.

[53]Vgl. Jessica Schmidt, Der Vertragsschluss, Mohr, 2013, S. 46.就此看来，多玛所称原因是客观原因，vgl. Halfmann, Die Lehre vom Grund der rechtsgeschäftlichen Verpflichtung im französischen Privatrecht, 1965, München, Univ., Diss., S. 78.关于法国法上原因的分类，见下文。

[54]Vgl. Till Bremkamp, Causa: Der Zweck als Grundpfeiler ders Privatrechts, Duncker & Humblot, 2008, S. 113.

[55]但就多玛认为允诺本身需要原因这点来看，也可以认为多玛认为原因同样也是合同的成立要件。

[56]Vgl. Halfmann, Die Lehre vom Grund der rechtsgeschäftlichen Verpflichtung im französischen Privatrecht, 1965, München, Univ., Diss., S. 82.

[57]Vgl. Pothier, A Treatise on Obligations: Considered in a Moral and Legal View, Band I, Martin & Ogden, 1802, P. 4.

[58]Vgl. Pothier, A Treatise on Obligations: Considered in a Moral and Legal View, Band I, Martin & Ogden, 1802, P. 5.

[59]Vgl. Pothier, A Treatise on Obligations: Considered in a Moral and Legal View, Band I, Martin & Ogden, 1802, P. 28.

[60]Vgl. Jessica Schmidt, Der Vertragsschluss, Mohr, 2013, S. 46.

[61]ABGB § 861, „Wer sich erkläret, daß er jemanden sein Recht übertragen, das heißt, daß er ihm etwas gestatten, etwas geben, daß er für ihn etwas thun, oder seinetwegen etwas unterlassen wolle, macht ein Versprechen； nimmt aber der Andere das Versprechen gültig an, so kommt durch den übereinstimmenden Willen beyder Theile ein Vertrag zu Stande. So lange die Unterhandlungen dauern, und das Versprechen noch nicht gemacht, oder weder zum voraus, noch nachher angenommen ist, entsteht kein Vertrag.

[62]Vgl. Koziol/Bollenberger, Grundriss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Band I, 2002, S. 108； Rummel Kommentar zum ABGB/Rummel, § 859, Aufl. 3 Rn. 31 f.

[63]结合《法国民法典》第1102条至第1107条可以明确，第1101条所称的合意指的是外部合意；而第1108条所称的同意指的是内部合意，而第1109条至第1110条规定的是内部合意瑕疵的情形。因此，合意同样为《法国民法典》的核心与基础，参见朱晓喆：《论近代私权理论建构的自然法基础――以17世纪欧陆自然法思想为背景》，载[意]斯奇巴尼、徐涤宇：《罗马法与共同法》（第1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321页。

[64]法国法上对于原因的认识，存在传统原因理论与现代原因理论之分。传统原因理论坚持客观原因，而在现代原因理论中，存在一元论与二元论的分野，前者仍坚持客观原因，但是也考虑主观原因的要素，而后者则放弃了统一的原因理论，认为法国法上的原因包括主观原因与客观原因两种。目前，法国民法学说的通说为二元论，对此，参见徐涤宇：《法国法系原因理论的形成、发展与意义》，载《环球法律评论》2004年第4期；秦立崴：《〈法国民法典〉合同制度改革之争》，载《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2期；H. P. Westermann, Die Causa im französischen und deutschen Zivilrecht, De Gruyter, 1967, S. 23 ff.； Till Bremkamp, Causa: Der Zweck als Grundpfeiler ders Privatrechts, Duncker & Humblot, 2008, S. 119； Jessica Schmidt, Der Vertragsschluss, Mohr, 2013, S. 38 ff.

[65]Vgl. H. Beale/A. Hartkamp/H. Kötz/D. Tallon (eds.), Cases, Materials and Text on Contract Law, Hart, 2010, P. 179.

[66]Vgl. Till Bremkamp, Causa: Der Zweck als Grundpfeiler ders Privatrechts, Duncker & Humblot, 2008, S. 116.

[67]Vgl. H. P. Westermann, Die Causa im französischen und deutschen Zivilrecht, De Gruyter, 1967, S. 25.

[68]Vgl. Ferid/Sonnenberger, Das Französische Zivilrecht, Band 1/1, Verlagsgesellschaft Recht u. Wirtschaft, 2.Aufl., 1994, S. 526.

[69]Vgl. Ferid/Sonnenberger, Das Französische Zivilrecht, Band 1/1, Verlagsgesellschaft Recht u. Wirtschaft, 2.Aufl., 1994, S. 526.

[70]Vgl. Zweigert, Seriositätsindizien, JZ 1964, 349, S.352.

[71]传统理论认为赠与的原因仅为抽象的赠与意思，采此种观点，则赠与中的原因不会构成《法国民法典》第1133条意义上的不法原因。Vgl. Ferid/Sonnenberger, Das Französische Zivilrecht, Band 2/2, Verlagsgesellschaft Recht u. Wirtschaft, 2.Aufl., 1986, S. 194.； Ferid, Das Französische Zivilrecht, Verlagsgesellschaft Recht u. Wirtschaft, 1971, S. 680.

[72]Vgl. Ferid/Sonnenberger, Das Französische Zivilrecht, Band 1/1, Verlagsgesellschaft Recht u. Wirtschaft, 2.Aufl., 1994, S. 528.

[73]关于原因在法国法上的这两种功能，可参见Zweigert/Kötz, Einführung in die Rechtsvergleichung auf dem Gebiet des Privatrechts, 2. Aufl., Mohr, Bd. II, S. 75, 90.

[74]当然，由于《法国民法典》第908f条的修订，这一见解已经过时。Vgl. Ferid/Sonnenberger, Das Französische Zivilrecht, Band 1/1, Verlagsgesellschaft Recht u. Wirtschaft, 2.Aufl., 1994, S. 195.

[75]Vgl. Ferid/Sonnenberger, Das Französische Zivilrecht, Band 1/1, Verlagsgesellschaft Recht u. Wirtschaft, 2.Aufl., 1994, S. 195 ff.

[76]Vgl. Jessica Schmidt, Der Vertragsschluss, Mohr, 2013, S. 40.

[77]Bremkamp 引用 Ferid 认为，朴蒂埃将错误原因看作是欠缺原因的情况之一，而由于误解，在立法时，错误原因被提升到了独立的无效原因的地位。Vgl. Till Bremkamp, Causa: Der Zweck als Grundpfeiler ders Privatrechts, Duncker & Humblot, 2008, S. 116.

[78]Vgl. Ferid, Das Französische Zivilrecht, Verlagsgesellschaft Recht u. Wirtschaft, 1971, S. 307.

[79]Vgl. Ferid/Sonnenberger, Das Französische Zivilrecht, Band 1/1, Verlagsgesellschaft Recht u. Wirtschaft, 2.Aufl., 1994, S. 488.

[80]此种转变深受社会契约理念与康德哲学的影响，由于社会契约理念的影响，合同的地位被进一步提升；而康德关于意志的哲学思想，使得法学家更加重视当事人的合意。对此，参见HKK/Thier, § 311 I, 2003, Rn. 14； Weller, Die Vertragstreue, Mohr, 2009, S. 87.

[81]Vgl. Savigny, System des heutigen Römischen Recht, Veit, 1840, Band III, S. 309.

[82]Flume,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 II, Springer, Aufl. 2, 1975, S. 618.

[83]在萨维尼的合同成立模式中放弃允诺，转而采合意。这是德国民法的主流见解，Vgl. Jessica Jessica Schmidt, Der Vertragsschluss, Mohr, 2013, S. 25； HKK/Thier, § 311 I, 2003, Rn. 21；但是，艾曼教授对此持强烈的反对意见，Vgl. Horst Ehmann, Die Entwicklung des Versprechensvertrags- gegen die Mystik des Willensvereingungsmodells, in: FS Stathopoulos, 2010.

[84]Vgl. Jakobs/Schubert, Die Beratung des BGB, §§1-240, Teil 2, de Gruyter, 1985, S. 803.

[85]Vgl. B. Schmidlin, Die beiden Vertragsmodelle des europäischen Zivilrechts, in: Hsg. Reinhard Zimmermann, Rechtsgeschichte und Privatrechtsdogmatik, 1999, S. 197.

[86]Vgl. Flume,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 II, Springer, Aufl. 2, 1975, S. 152 ff.

[87]R. Bork,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es, Mohr, Aufl. 3, 2011, S. 264. H. Hübner,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es, de Gruyter, Aufl. 2, 1996, S. 311.

[88]Vgl. Looschelders, Schuldrecht Allgemeiner Teil, Vahlen, Aufl. 10, 2015, S. 40； Medicus,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C. F. Müller, Aufl. 10, 2010, S. 192.

[89]对于法律拘束意思的判断，详见 R. Bork,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es, Mohr, Aufl. 3, 2011,S. 263 ff.； Medicus,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C. F. Müller, Aufl. 10, 2010, S. 83 ff.

[90]例如，在法国Cass. civ., Urt.v. 20. 02. 1973判决中，原告辞职，其友人允诺，如果原告能够向其老板举荐，则其向原告补偿离职损失。原告确向其老板举荐，而该友人也确实应聘成功，但拒绝补偿原告的损失。原告遂起诉该友人，法国法院以该允诺欠缺原因为由，判决原告败诉。转引自F. Ranieri, Europäisches Obligationsrecht, Springer, Aufl. 3, 2009, S. 1162。类似的案例在德国同样存在，例如，在著名的“乐透案（Lotto-Fall）”（NJW 1974,1705）中，原告三人与被告一人约定定期集资购买特定数字的彩票，被告在应由其购买彩票的当期未能购买，恰巧该组数字中奖，原告三人遂诉请被告支付每人2110马克及利息。德国法院认为鉴于此种非常规的风险责任，被告不会愿意发出有拘束力的意思表示。因此，当事人间合同关系不成立。

[91]Vgl. Till Bremkamp, Causa: Der Zweck als Grundpfeiler ders Privatrechts, Duncker & Humblot, 2008, S. 170； Larenz/Wolf,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C. H. Beck, 2004, S. 419.

[92]Vgl. Münch Komm/Kramer, § 154, Aufl. 5, Rn. 5； Brox/Walker,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C.H. Beck, Aufl. 36, S. 254.

[93]Vgl. Palandt/Ellenberger, § 154, 2014, Rn.1.

[94]Vgl. Esser/Schmidt, Schuldrecht Band I Teilband I, Müller, 1992, S. 220； Ulrich Klinke, Causa und genetisches Synallagma, Duncker Humblot, 1983, S. 95.

[95]Vgl. Vittoria/Wolfgang, Europa sine causa?, Zeitschrift für europäisches Privatrecht 1997, S. 599-614.

[96]如果用原因理论来解释，则可认为本案并不存在交换的原因，而存在慷慨的原因。

[97]《德国民法典》第306条旧款：“以不能的给付为标的的合同无效。”

[98]Vgl. F. Ranieri, Europäisches Obligationsrecht, Springer, Aufl. 3, 2009, S. 1174 ff.

[99]Vgl. R. Bork,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es, Mohr, Aufl. 3, 2011, S. 365.

[100]Vgl. Palandt/Ellenberger, § 119, 2014, Rn. 23；通说认为性质错误为动机错误，相关争论，见Wolf/Neuer,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C. H. Beck, Aufl. 10, 2012, S. 466.

[101]例如，在阐述温德沙伊德的合同理论时，艾曼教授认为，温德沙伊德所说愿意承担义务的表示，实际上就是给付允诺。因此，从温德沙伊德的表述中无法推出所谓的合意模式。Vgl. Horst Ehmann, Die Entwicklung des Versprechensvertrags- gegen die Mystik des Willensvereingungsmodells, in: FS Stathopoulos, 2010.

[102]Vgl. Horst Ehmann, Die Entwicklung des Versprechensvertrags- gegen die Mystik des Willensvereingungsmodells, in: FS Stathopoulos, 2010.

[103]Horst Ehmann, Die Lehre vom Zweck als Entwickelung der Voraussetzungslehre, in: Festschrift für Beuthien, München 2009, S. 3 ff.

[104]Horst Ehmann, Die Lehre vom Zweck als Entwickelung der Voraussetzungslehre, in: Festschrift für Beuthien, München 2009, S. 3 ff.

[105]Vgl. Horst Ehmann, Zur Causa- Lehre, JZ 2003, 702.

[106]Horst Ehmann, Gesamtschuld, Duncker&Humblot/Berlin, 1972, S.134-136. 部分内容可参见张定军：《连带债务研究——以德国法为主要考察对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4页。

[107]Vgl. Horst Ehmann, Zur Causa- Lehre, JZ 2003, 702.

[108]Vgl. Horst Ehmann, Die Entwicklung des Versprechensvertrags- gegen die Mystik des Willensvereingungsmodells, in: FS Stathopoulos,2010.这也反映出艾曼教授认为给付型不当得利构成要件中的法律上之原因是主观原因，Vgl. Horst Ehmann, Über den Begriff des rechtlichen Grundes im Sinn des § 812 BGB, NJW 1969, 398.

[109]Vgl. Lando/Beale, Principles of European Contract Law, 2000, P. 138.

[110]Vgl. Vittoria/Wolfgang, Europa sine causa?, Zeitschrift für europäisches Privatrecht 1997, S. 599-614.

[111]Avant-projet Catala Art. 1124: A contract is valid where the undertaking has a cause which is real and lawful which justifies it. 转引自 H. Beale/A. Hartkamp/H. Kötz/D. Tallon (eds.), Cases, Materials and Text on Contract Law, Hart, 2010, P. 188.

[112]H. Beale/A. Hartkamp/H. Kötz/D. Tallon (eds.),Cases, Materials and Text on Contract Law, Hart, 2010, P. 188.批判的理由有两点：其一，不应如此轻易放弃“作为法国法精神象征”的原因；其二，在未经进一步构建的前提下，就贸然采利益概念，此种做法与渎职无异。参见Jessica Schmidt, Der Vertragsschluss, Mohr,2013,S.62.关于法国合同法改革中，对原因概念的存废之争，详见秦立崴：《〈法国民法典〉合同制度改革之争》，载《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2期；李世刚：《法国〈合同法改革草案〉解析》，载《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3期。

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责任编辑：陈珂然

上一条：论责任范围限定中的侵权过失与因果关系

下一条：论具体人格权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