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次在弗莱堡的住处是城边的一条名叫Vauban Allee街道的旁边，虽是居住区，但很安静，环境不错。走不远就是山，闲时可以散步爬山。一日工余散步，不经意见到路旁有一个孤孤零零的柱子茕茕孑立地站在那里，近前一看，才知实际是个纪念碑，纪念一个名叫爱尔泽尔的人，此人因在二战初期单枪匹马地暗杀希特勒而遭纳粹杀害。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德国出动150万军队、2500辆坦克、2000架飞机，对波兰发动突然袭击，英法被迫对德宣战，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的德国不乏反战之人。从1938年开始，这个名叫爱尔泽尔的德国人就下决心除掉希特勒、戈培尔、格林这些在他看来是战争祸源的人，并开始默默地做着准备。战争初期，爱尔泽尔为阻止战争扩大，计划在慕尼黑的啤酒馆里刺杀希特勒，他知道希特勒每年都要来此参与啤酒馆暴动和党卫军冲锋队建立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讲话，并了解到1939年11月8日这天希特勒也将同样赴会。于是他设法搞到了这个活动的入场卷，在讲坛后面的柱子里安装了一枚带有定时器的炸弹。
不巧的是，希特勒那天由于前方战事的紧急，讲话较为简短，提前于9点7分与其幕僚和高级将领们离开了会场，炸弹在其离开后13分钟，即9点20分按照预定时间准时爆炸。炸弹威力很大，炸坏讲坛，后面的梁柱整个炸毁，6人当场死亡，60余人受伤，希特勒逃脱了这次暗杀。爱尔泽尔在爆炸后逃往瑞士的途中被盖世太保逮捕，起因是他提包里的东西引起了盖世太保的怀疑。
被逮捕审讯后，爱尔泽尔先后被关在萨克森豪森（Sachensenhausen）和达豪（Dachau)集中营，而且始终是作为重犯单独监禁。1940-1945年，他在监狱里被单独囚禁了5年之久。他不仅单枪匹马行刺，而且在囚禁中也孤独寂寞。因此，他既是一个孤胆大义的英雄，又是一个寂寞凄凉的英雄。1945年，在纳粹已经明确意识到输掉战争来日无多时，根据党卫军最高指挥官希姆莱的命令，爱尔泽尔和几个其他曾经参与谋杀希特勒的原纳粹高官同时被枪杀于达豪集中营。
这次暗杀事件发生后，纳粹电台次日即大肆宣传，指责英国是这次暗杀事件的幕后主使，有着反德背景。爱尔泽尔的行动于是一度也被诬蔑为勾结外国力量，颠覆国内政权的行为，因此而遭到当时许多人的非难。但关于此次事件的具体细节，纳粹一直没有公开，战后的德国也长期没有公开。事实上，德国国内对此事长时间里颇有争议。1969年，爱尔泽尔刺杀希特勒的资料首次由郝赫（Anton Hoch)公开，由此揭开此次暗杀事件的内幕。一年以后，格鲁希曼（Lothar Gruchmann)又公布了逮捕爱尔泽尔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是在联邦档案馆中的帝国司法部档案中发现的。这个档案的价值在于，其中许多内容都是用爱尔泽尔的原话记录下来的。人们由此档案对爱尔泽尔的人生和思想状态有了些了解。爱尔泽尔坚信，如果他的行动成功了的话，就可以阻止希特勒发动的战争继续扩大，从而避免更多的杀戮发生。直到1982年，爱尔泽尔才被官方正式确认为二战反战抵抗运动人士之一。这种论定和评价来的如此之晚，竞至于迟至战后37年，令人唏嘘感叹。但是，毕竟有了个公正的盖棺论定的结果。在德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即德国人对二战中自己人的所犯下的罪行与罪过不那么忌讳莫深。他们的确是在深刻反省自己在二战时期的罪过，甚至有是否为“集体罪过”( Kollektive Schuld )的讨论。就此而言，中国人当然有理由蔑视和痛恨日本国内少数至今不知悔过的人。
爱尔泽尔生于1903年，被杀于1945年，年仅42岁，其中5年时间还是在集中营内单独囚禁中渡过。所以，他在活人的世界里实际只活了37年。巧的是，斯陶芬贝格被枪杀时也是37岁。
我从爱尔泽尔孤凉悲壮的生命旅途中感悟到的是，历史虽然最终是公正的，但她却常常是不公正的，有正义感并且追求公正的人们能够做的就是，尽量创造条件让这个最终的公正早些到来。文化大革命对许多人来说是不公正的，但中国人很幸运，没有多少时间就认识到这种不公正，并且将最后的公正还给了大多数人，尽管也还有些不公正遗留。不过要知道，历史可以做到最后的公正，但却不能做到绝对普遍的公正。况且，如果有绝对普遍的公正，那么公正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这是哲学问题，而哲学问题就是永远也说不清的问题。等到说清了，人就疯了；一直说不清，也会疯了。所以，最好避免谈哲学，点到即可。
我有时候觉得最后公正的到来并不掌握在人的手中。它似乎早就被上天或上帝用比计算机精准千万倍的神机计算好了的。所以，你若问中国当代史上另外一些“期间不公正”何时可以得到“最终公正”的解决，我无言以对，只能说要努力并等待。
向孤凉的义士致敬！
*转载自《比较法研究》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