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的区分及其意义——以民法学为考察领域
常鹏翱，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摘要】：在法律事实中，行为有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之分，这是针对不同类型的法律规范的要件所为的区分。从法律效果对法律要件的约束来看，违法行为是与损害赔偿等责任关联的法律要件，合法行为则无这种形态的法律效果。从法律要件的构成来看，违法行为是包含违法性要素的法律要件，合法行为没有这种构成要素。这种区分既涵括了法律规范的完整结构，又体现了法律规范的评价机制，是实现法律事实体系化的必要基础，不能被行为的其他分类所替代。而且，明晰了这种区分，还能澄清合法行为、违法行为在其他语境下的含义，有助于相关法律规范的准确理解和适用。
关键词： 法律事实 合法行为 违法行为 法律要件 法律效果
论金融消费者概念界定
杨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要】：在当前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金融混业不断加剧的背景下，笔者立足金融学等理论，为投资者身份嬗变提供理论依据，明确提出包含各类投资者在内的统一的金融消费者概念，将从金融机构购买金融商品或服务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均界定为金融消费者，并将其分为专业金融消费者和一般金融消费者。专业投资机构和具有一定财力、专业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主体是专业金融消费者，排除适用保护其他金融消费者的制度。应授权监管者依据市场情势变更调整专业金融消费者的认定标准，采用动态类型化的概念界定方式，实现对弱势消费者的倾斜保护和金融安全等金融法的价值目标。
论我国《著作权法》中的“转播”——兼评近期案例和《著作权法修改草案》
王迁，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摘要】：我国《著作权法》在规定著作权人和广播组织的专有权利时，均使用了“转播”一词，但未对其下定义，由此引发了“转播”能否涵盖各种同步传播手段的争议。根据《伯尔尼公约》对“广播及相关权利”的规定，《著作权法》中的“广播权”定义中的“有线传播或者转播”既包括有线转播，也包括无线转播。为使同一条文中的逻辑保持统一，“广播权”定义中的“有线”应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定义中的“有线”具有相同含义，能涵盖互联网转播。《著作权法》为广播组织规定“转播权”的立法原意是控制传统的无线和有线电视转播。在给予广播组织更强保护的新条约尚未缔结，以及国际上对此问题仍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不宜将广播组织权条文中“转播”解释为包括互联网转播。
承诺方式制度比较研究——以我国《合同法》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为例
朱岩，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潘玮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
【摘要】：在有关国际货物贸易的判决与仲裁中，应尽量保持《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自身独立性，原则上不能引用《合同法》的规定。就承诺方式而言，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6条的规定，可将默示承诺(《合同法》第22条后半句)划分为“积极作为的默示”和“不作为的默示”；后者亦可被认定为一种特殊的意思表示，以“不作为”的方式完成承诺意思的“到达”。《公约》要求承诺须以积极作为的方式完成，且能够“到达”并适用“到达主义”，限制了非履行行为作出承诺的方式。在解释《公约》时，可将非履行行为适用于《公约》第18条第3款而非第1款，以放宽须对特定行为予以通知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