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前言 
　　　　　　　　　　　　(《通论》序言和第一章) 

　　选编者按：在这个节选本的第一章中，可以看到凯恩斯撰写《通论》的三个动机：第一，指出传统经济学家在有关失业问题上的理论的错误；第二，提出自己的观点；以及第三，说服他的同行们，并通过同行们来传播他的观点。 

　　在这里，凯恩斯所说的“古典学派”泛指在他以前的居于正统地位的西方经济学家，特别是英国的学者，始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终止于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和庇古教授。 

　　本书主要是为我的同行经济学者而撰写的。我希望其他人也能看懂它。但是，它的主要目的在于论述有关理论的困难问题，而这一理论的应用在本书中则仅处于次要地位。因为，如果正统经济学说有错误之处，那末，错误不在于它的被精心树立起来的在逻辑上前后一致的上层建筑，而在于它的假设前提缺乏明确性和一般性。这样，除非使用高度抽象的辩解和相当多的争论，我就不能达到我的目的，来说服经济学者，使他们能以鉴别真伪的态度重新考察他们的某些假设前提。我的意图是想使辩解和争论尽量少一些。但是，我认为，重要之点是：不仅要对我的观点加以解释，而且还要说服在哪些方面我的观点不同于现在流行的理论。我预计，那些根深蒂固地置身于被我称之为“古典学派理论”的人会徘徊于两种意见之间：一种意见认为我完全错了，另一种则相信，我没有任何新东西。或者还会有第三种意见。谁是谁非，让其他人加以判断。我在本书中进行争论的段落旨在于提供一些素材，以便使别人能作出判断的答案。如果为了使分歧明确化，我在争论中的文字过于尖锐，那末，我必须请求谅解。我自己在许多年中坚持并且确信我现在所抨击的理论，从而，我认为，我不会不知道该理论的优点。 

　　争论中的问题的重要性是无以复加的。如果我的意见正确，那末，我首先要说服我的同行经济学者们，而不是一般的群众。在争论的目前阶段，虽然欢迎一般群众参加，但他们只能是旁听者，旁听作为争论一方的一位经济学者把他与同行们之间的深刻的意见分歧明确地提出来。这些分歧在目前几乎使经济理论失掉其现实作用，并还会继续如此，一直到分歧得以解决时为止。 

　　对于作者而言，写作本书是一个长期的挣扎过程，以求规避传统的思想和说法。如果作者对这些思想和说法的攻击是成功的话，那末，大多数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也会持有同感。本书以如此复杂的方式所表达的思想却是很简单的。困难之处并不在于新思想，而在于旧学说。这些旧学说，对于我们这些大多数受其哺育而成长起来的人而论，已经深入到我们头脑中的每一个角落。 

　　我把本书命名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用以强调其中的“通”字。这一命名的目的在于使我的论点和结论能与古典学派对同一问题的论点和结论加以对照。正如它在过去一百年中所做的那样，不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古典学派的理论支配着我这一代的统治阶级和学术界的经济思想，而我自己也是被这种传统思想哺育出来的。我将要进行争辩，说明古典学派的假设条件只适用于特殊情况，而不适用于一般通常的情况。古典学派所假设的情况是各种可能的均衡状态中的一个极端之点。此外，古典理论所假设的特殊情况的属性恰恰不能代表我们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社会所含有的属性。结果，如果我们企图把古典理论应用于来自经验中的事实的话，它的教言会把人们引入歧途，而且会导致出灾难性的后果。 


　　　　　　　　　　　　第二章 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的假设前提 
　　　　　　　　　　　　　　　　　(《通论》第二章) 

　　选编者按：凯恩斯认为，传统的经济学家之所以在失业问题上持有错误的观点，其主要原因在于相信萨伊定律是正确的，并由此而导致出传统学者在利息论和货币论上的错误。他之所以把《通论》定名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萨伊定律的最简单的表达方式是“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意思是说：在生产出商品的过程中也同时会创造出与该商品价值量(或价格)相等的购买力。换言之，生产出来的全部商品都会被购买掉。因此，资本主义不会有生产过剩的危机。 

　　在本章中，凯恩斯一方面举出传统学者相信萨伊定律的事实，另一方面概略地说明该定律的错误。下一章将对错误之处加以较确切的说明。 

　　自从萨伊和李嘉图时期以来，古典经济学者们都在讲授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学说——其大意是：全部生产成本必须直接或间接地被用来购买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但对该学说，他们并没有很清楚地加以说明。 

　　在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该学说被明白地陈述如下： 

　　“构成偿付商品的手段的东西还是商品。每人所持有的偿付其他人的产品的手段就是他自己所拥有的产品。既然如此，所有的卖者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买者。如果我们能突然使一国的生产能力加倍，那末，我们会在每一个市场上使供给加倍。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会使购买力加倍。每人都会具有双倍的需求和供给。每人所购买的是过去的两倍，因为，他在交换中能提供给别人的也是过去的两倍”。 

　　作为该学说的一个推论，任何具有购买力的个人的节制消费的行为被认为必然会使由于节制消费而解放出来的劳动和商品被用于生产资本品的投资。下面引自马歇尔的《国内价值的纯理论》的一段话可以显示传统的说法： 

　　“一人的全部收入都是被用于购买劳务和商品的。当然，人们常常听到：一人花费掉其一部分收入，并且储蓄剩下的部分。但是，大家熟悉的一条经济学公理说道：一人用其收入的储蓄部分来购买劳动和商品的情况正是和他用他的被称为消费部分来购买劳动和商品的情况相类似的。当他企图从所购买到的劳动和商品中得到现在的享受时，这被称为他在进行消费。当他使得他所购买的劳动和商品被用于生产他在将来可以从其中得到享用物的财富时，这被称为他在进行储蓄”。 

　　要想从马歇尔的较后的著作中或从埃奇沃斯或庇古教授的著作中找到类似的话确实是不容易的。该学说在今天从来不以这种简陋的形式出现。虽然如此，它仍然是整个古典理论的一个基础；没有前者，后者便要崩溃。现在的经济学者在是否同意穆勒的说法上可能要踌躇一下，但他们在接受以穆勒的说法作为前提而得到的结论并不会表现犹豫。例如，这种被确信不移的观点贯穿于几乎是全部庇古教授的著作。他相信，除了会增加摩擦以外，有无货币并不会造成实质性的后果；他相信，生产论和就业论可以(像穆勒所做的那样)根据“实物”数量的交换而得以建立，与此同时，货币可以在其后的一章中以无关宏旨的方式被引入进来。这种被确信不移的观点是古典传统的现代化说法。现时的思想仍然深深地浸泡在这种想法之中，认为如果人们不以一种方式把钱花掉，那末，也会以另一种方式这样做。战后的经济学者确实很少能以前后一致的方式成功地维持这一观点；因为，他们在今天的头脑中已经过分地充满了相反的思想倾向，已经充满了过于明显地与他们以前的观点发生矛盾的经验事实。但是，他们没有从中得出足够深远的结果，从而也没有修改他们的基本理论。 

　　在《鲁宾逊飘流记》故事的交易不存在的经济中，个人的收入完全来自他的生产活动。他所消费掉的或保存下来的事实上是、而且只能是他自己生产活动的产物。古典学派把故事中的经济当作现实世界，把由前者中所得到的结论应用于后者。古典学派错误的原因可能即在于此。然而，除此以外，生产成本总是能从由于需求而造成的销售所得中全部收回这一古典学派的结论具有很大的可信性，因为，很难把它与另一个看来和它相似的正确命题分开，而后一个命题是：在社会中从事某一生产活动的各生产要素的收入总量必然等于这一生产活动的生产物的价值。 

　　同样地，人们很自然地会设想：如果一人能增加自己的财富而又显然没有从其他人那里取走任何东西，那末，他必然也会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因此(正如刚才引用的马歇尔的话那样)，一个人的储蓄行动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出与之相对应的投资行动。因为，按照相同的道理，也可以不容置疑地说：个人财富净增量的总和必然正好等于社会财富净增量的总量。 

　　无论如何，那些以如此方式思索的人都受到了视觉上的幻像之骗；视觉上的幻像把本质上不同的事物看成似乎相同的东西。这些人错误地设想在节制现在的消费和准备将来的消费之间存在着自行协调的关系；而在事实上，决定后者的动机与决定前者动机之间并不存在着任何单纯的联系方式。 

　　这样，把社会总产量的需求价格和其供给价格假设为相等的说法可以被当作为古典理论的“平行线公理”。如果承认这一点，那末，其他各点便会随之而来——私人和国家从事节俭为社会带来的利益、看待利息率的传统的态度、古典学派的失业论、货币数量论、自由放任在对外贸易上必然会带来的利益，如此等等。对于所有这一切，我们将要提出疑问。 

　　　　　　　　　　第三章　有效需求原理和《通论》的理论框架 
　　　　　　　　　　　　　　　　（《通论》第三章） 

　　选编者按：本章所含有的三节的标题说明了本章的主要内容。从本章中可以看到：有效需求就是均衡时的国民收入。由于“选编者前言”中的第三部分所列出的《通论》理论框架中的国民收入系指均衡的国民收入，所以该框架中的国民收入也代表有效需求。此外，如果在阅读本章第二节时能参照上述框架，那会有助于读者的理解。 

　　　　　　　　　　　　　第一节 什么是有效需求 

　　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名词概念。在既定的技术、资源和成本的条件下，企业家雇用一定数量的劳动者会使他具有两种支出：首先，他付给生产要素的支出(不把对其他企业家的支出包括在内)，以便补偿它们所提供的现行劳务的部分。这一部分被我们称之为所研究的就业量的要素成本。第二，支付给其他企业家的支出，以便补偿他们所提供的产品以及补偿他自己由于提供机器设备和不让机器设备闲置而遭受的牺牲。后者被我们称之为所研究的就业量的使用者成本。企业家由此而得到的产品的价值超过要素成本和使用者成本的这部分差额是企业家的利润，也被我们称之为企业家的收入。当然，从企业家的观点来看是要素成本的东西在生产要素看来是它们的收入。因此，要素成本加上企业家利润构成被我们称之为该企业家所提供的就业量的总收入。以如此方式来定义的企业家的利润应该是企业家使之最大化的数量，以便根据最大利润来决定他所提供的就业量为何。为方便起见，我们可以从企业家的方面来看，把一定数值的就业量所造成的总收入(即要素成本+利润)称之为该就业量的产品的卖价。在企业家看来，每一数值的就业量都有一个最低的预期卖价；如果卖价低于此最低数值，他便不会提供与之相应的就业量。这一最低卖价就是相应的就业量的总供给价格。 
　　根据以上所述，在技术、资源和每一单位就业量的要素成本均为既定时，每一单个厂商和行业以及社会总就业量取决于企业家对该就业量的产品所预期的卖价。因为，企业家会致力于把就业量维持在能使预期的卖价超过要素成本的部分为最大的水平。 

　　令Z为雇用N个人时的产品的总供给价格，则Z和N之间的关系可以被写作为Z＝Φ(N)；该式可以被称为总供给函数。同样，令D为企业家雇用N个人时所预期的卖价，则D和N之间的关系可以被写作为D＝f(N)，该式可以被称为总需求函数。 

　　现在，在N的数值为既定的条件下，如果预期卖价大于总供给价格，即如果D大于Z，那末，企业家就会有积极性把就业量增加到大于N，而且，如有必要，企业家还会在相互之间进行竞争来购买生产要素从而提高成本，一直到N的数值使Z和D相等时为止。这样，就业量被决定于总需求函数和总供给函数的交点，因为，在这一点，企业家的预期利润会达到最大化。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相交时的D的数值被称为有效需求。由于这就是就业通论的实质内容，我们的任务在于说明这一内容。以下各章的论述主要在于考察影响这两个函数的各种因素。 

　　另一方面，过去一向被明确地表示为“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并且继续统治正统经济理论的古典学说对这两个函数的关系却作了一个特殊假设条件，因为，“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必然指f(N)和Φ(N)在所有的N的数值都相等，也就是说，在产量和就业的任何水平都相等。这句话也指：当Z(=Φ(N))由于N的增加而作出相应的增加时，D(=f(N))必然与Z一样作出相同的增加。换言之，古典理论假设：总需求价格(或卖价)永远使自己。同总供给价格相等；因此，不论N的数值为何，卖价D的数值等于相当于N数值的总供给价格Z。这就是说，有效需求不是具有一个惟一的均衡值，而是具有一系列的无穷大个同样可被容许的均衡值；从而，除了劳动的边际负效用所规定的一个上限以外，就业量的大小是不能确定的。 

　　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末，企业家之间的竞争总是会导致就业量的扩大，一直到整个产量的供给不再具有弹性时为止，即：有效需求数值的进一步增加不再会导致产量的任何增加。这一状态显然同充分就业是相同的事情。在上一章，我们用劳动者的行为来提供一个充分就业的定义。另一个与之相等价的范畴就是我们现在所得到的，即：充分就业是一种状况；在其中，总就业量的产量对有效需求的增加的反应已经缺乏弹性。因此，萨伊定律所意味着的整个产量的总需求价格在一切产量上都与总供给相等的说法就相当于到达充分就业不存在任何障碍这一命题。然而，如果萨伊定律不是一个把总需求和总供给函数联系起来的正确规律，那末，经济理论就有必要来撰写涉及这一问题的十分重要的一章，因为，没有这一章，一切有关总就业量的数值的讨论都是徒劳的。 

　　　　　　　　　　　　第二节 对《通论》理论框架的概述 

　　对本书以下各章所要建立的就业理论作一概述，在目前阶段也许会对读者有所帮助，即使概述不能为读者所完全理解。所牵涉到的名词将在以后陆续详加说明。在本概述中，我们假设：当每一劳动者单位的就业量增加时，货币工资和其他要素成本均保持不变。但是，使用这一在以后要放弃的简单化办法仅仅在于论述的方便。不论货币工资等是否会作出改变，我们论点的实质内容完全相同。 

　　我们的理论的纲要可以表述如下。当就业量增加时，实际收入的总量也会增加。社会的心理状态是：当实际收入总量增加时，总消费量也会增加，但增加的程度不如收入。因此，如果增加的就业量仅被用来满足现期消费量的增加，那末，企业家便会蒙受损失。这样，为了能维持既定的就业量，就必须要有足够数量的现期的投资来补偿总产量多出在该就业量时社会昕愿意消费的数量部分。因为，除非存在着这一数量的投资，企业家的收人会小于使他们提供这一就业量所应有的数额。因此，在既定的被我们称为消费倾向的条件下，就业量的均衡水平(即对全部企业家说来没有动机促使他们扩大或减少就业量的水平)取决于现期的投资数量。投资数量又顺次取决于我们所谓投资的诱导；而投资诱导则被发现为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表(或曲线)与对各种期限和风险的贷款利息率结构之间的关系。 

　　因此，在既定的消费倾向和新投资量的情况下，只存在着一个均衡水平的就业量；因为，任何其他水平会导致全部产量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之间的差异。均衡水平的就业量不能大于充分就业，即：实际工资不能小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但在一般情况下，也没有理由来期望均衡水平的就业量等于充分就业。因为，与充分就业相对应的有效需求是一种特殊事例；只有当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相互之间处于一种特殊关系时，该有效需求才能得以实现。这种相当于古典理论的假设条件的特殊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最优的关系。然而，只有在偶然的场合或者通过人为的策划，使现期的投资量对需求所提供的数量正好等于充分就业所造成的产量的总供给价格大于社会在充分就业时所愿意有的消费量的部分，上述的最优关系才能成立。 

　　这一理论可以被总结为下列命题： 

　　(1)在技术、资源和成本均为既定的情况下，收入(包括货币收入和实际收入)取决于就业量N。 

　　(2)社会的收入和社会所愿意消费的数量(用Dl来表示)之间的关系取决于该社会的心理特征；这一关系被我们称为该社会的消费倾向。就是说，除了消费倾向本身发生变化以外，消费取决于总收入的水平，从而取决于就业量水平N。 

　　(3)企业家所决定雇用的劳动者的数量N取决于两种数量的总和(D)，即：D1，社会愿意消费的数量，和D2，社会愿意投资的数量。D就是我们的所谓有效需求。 

　　(4)由于D＝Dl+D2＝Φ(N)(在这里，Φ是总供给函数)，由于正如我们在上述第(2)命题所看到的那样，Dl取决于N(我们可以写作X(N)；X取决于消费倾向)，所以Φ(N)—X(N)＝D2。 

　　(5)因此，均衡的就业量取决于，1)总供给函数，Φ，2)消费倾向，X，和3)投资量，D2。这就是一般就业理论的要旨。 

　　(6)对于每一个数值的N，在工资品行业中存在着相应的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而决定实际工资的便是这一生产率。因此，(5)受到的限制条件为：N不能超过它把实际工资减少到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不相等时的数值。这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D的改变都不和我们暂时的货币工资不变的假设相抵触。这样，要想对我们的理论作出全面的论述，取消这一假设条件是必要的。 

　　(7)按照古典理论，对所有的N的数值而言，D＝Φ(N)；而在N小于其最大值时，就业量均处于中性的均衡状态。因此，企业家之间的竞争力量会把N推进到它的最大值。在古典理论中，只有在这一点，才会存在稳定的均衡状态。 

　　(8)当就业量增加时，D1会增加，但D1的增加程度不像D的增加那样大；因为，当我们的收入增加时，我们的消费也会增加，但增加的量不像收入增加的那样大。在这个心理规律中，可以找到存在于我们现实中的问题的关键。因为，根据这一心理规律，就业量越大，与之相对应的产量的总供给价格(Z)与企业家能够从消费者支出那里收回的D1之间的差距也越大。因此，如果消费倾向不变，那末，就业量便不能增加；除非D2也同时增加，以便补偿Z与D之间的越来越大的差距。这样——除非依靠古典理论所作出的特殊假设条件，认为当就业量增加时，总会有某种力量发生作用来使D2增加到足够的程度，以便补偿Z和D1之间的越来越大的差距——否则，经济制度可以处于稳定的N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即处于总需求函数和总供给函数的交点所决定的就业水平。 

　　因此，就业量并不取决于以实际工资衡量的劳动的边际负效用，而在实际工资为既定时，所可能有的劳动供给量仅仅决定就业量的最高水平。事实上，消费倾向和新投资的数量二者在一起决定就业量，而就业量又决定实际工资——并不是颠倒过来的情况。如果消费倾向和新投资量造成有效需求不足，那末，现实中存在的就业量就会少于在现行的实际工资下所可能有的劳动供给量，而均衡的实际工资会大于均衡的就业量水平的边际负效用。 

　　上述分析可以为我们解释在丰裕之中的贫困这一矛盾现象。其原因在于：仅仅存在着有效需求的不足便有可能、而且往往会在充分就业到达以前，使就业量的增加终止。 

　　尽管在价值上，劳动的边际产品仍然多于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有效需求的不足却会阻碍生产。此外，社会越富裕，社会的实际和潜在的产量之间的差距越大；因此，社会经济制度的缺陷就更加明显和难以令人容忍。因为，贫穷的社会往往会消费掉它的很大一部的产量，所以，数量非常有限的投资便会足以导致充分就业；反之，富裕的社会必须为投资提供远为更加充足的机会来导致充分就业，如果想使该社会的富人的储蓄倾向与该社会的穷人的就业不发生矛盾的话。如果在一个潜在富裕的社会中，投资的诱导微弱，那末，尽管存在着潜在的财富，有效需求原理的作用会强迫该社会减少它的产量，一直到存在着潜在财富的该社会贫穷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它产量的多于其消费的部分被减少到与它的微弱的投资诱导相适应时为止。 

　　但是，事态之不幸还甚于此，在富裕的社会中，不仅边际消费倾向微弱，而且，由于它的资本的积累已经较多，除非利息率以足够快的速度下降，进一步投资的机会就较难以具有吸引力。这就使我们来研究利息率的理论并且考察为什么利息率不能降低到应有的水平。这是本书第四编的内容。 

　　于是，对消费倾向的分析，对资本边际效率的定义以及利息率的理论是我们现有知识的三个主要空白之处，从而必须加以填补。 

　　　　　　　　　　　　第三节 对萨伊定律的错误的进一步的论述 

　　可以忽视总需求函数的想法是李嘉图经济学的基本观点，而在百余年以来，我们所学习的经济学也以这个观点为基础。马尔萨斯确实曾经猛烈地反对过李嘉图的有效需求不可能不足的学说，但却无济于事。其原因在于：由于马尔萨斯未能清楚地解释(除了诉诸于日常观察到的事实以外)如何和为什么有效需求竟然会不足或者过多，所以他没有提供一个可以代替李嘉图观点的另一种学说；而且，李嘉图征服英国的完整程度正和宗教裁判所征服西班牙一样，他的学说不仅达到为市民们、政治界和学术界所接受的地步，而且，它还使争议停止，与其不同的观点完全消失并且根本不被置之于讨论之中。马尔萨斯曾经为之斗争的有效需求这一巨大之谜在经济学文献中完全不见踪迹。在古典理论得到最成熟体现的马歇尔、埃奇沃思和庇古教授的全部著作中，它甚至一次也没有被提到过。有效需求只能偷偷摸摸地生活在不入流的卡尔·马克思、西尔维奥·格塞尔和道格拉斯少校的地下社会之中。 

　　李嘉图胜利的完整程度始终是出乎意料和难以理解的事情。看来一定是由于在一系列事物上他的学说能适合该学说所存在的社会的要求。我设想，该学说所得到的结论和没有经济学知识的普通人所预期的结论具有很大不同之处给它带来智慧上的威信。它的教言在实践上的严酷和难以接受反而使它具有优越性。它的可以被作为宏大而符合逻辑的上层建筑的基础使它具有学术上的瑰丽。它能把社会上的许多不公正之处和明显的残酷事实解释为在进步中不可避免的后果，以及把改变这些事态的企图解释为弊大于利的事情使它受到统治者的赞赏。它为资本家们的自由行动提供理论根据，使它能得到统治者背后的主要社会力量的支持。 

　　但是，虽然一直到不久以前，该学说本身并未受到正统经济学者的怀疑，然而它在科学预测上的失败逐渐在很大的程度上损害了那些把它应用于现实的经济学者的威信。在马尔萨斯以后，职业经济学者们并不为他们自己的理论结果与所观察到的事实之间的差异而感到不安；——这种普通人也能看到的差异使人们越来越不愿意把他们给予其他学科的科学工作者的尊敬同样地给予经济学者，因为，当其他学科的科学工作者的理论被应用于现实时，理论结果符合于现实观察的成果。 

　　传统经济理论的众所周知的乐观主义已经使经济学者们被看作类似甘迪德那样的人物；他离开了现实世界来耕种自己的园地，并且教导人们：只要听其自然，在可能有的最美好的世界中的一切都会走向最美好的途径。我认为，这种状态可以被归之于他们忽视了有效需求的不足所造成的对经济繁荣的障碍。因为，在符合古典学派的假设前提的社会中，显然会存在着趋于最优就业量的自然倾向。古典理论很可能代表我们希望我们的经济制度应该运行的方式。但是，把现实世界假设为这样就等于把我们的困难给假设掉了。 


　　　　　　第十二章 对《通论》可以引起的社会哲学的简要总结 
　　　　　　　　　　(《通论》第二十四章) 

　　选编者按：本章是《通论》的最后一章；在本章中，总的说来，凯恩斯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制度和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施加批评，另一方面又对它们加以维护。虽然如此，但是，由于本章牵涉到的问题较多、较为复杂和深远，而其中又带有他个人的感情色彩。有的读者可以从其中找出变革性的说法；另一些读者也能认为它的内容是相当保守的。选编者很难而且也不愿意对本章的内容加以删节或划分。因此，本章从标题到段落安排的形式，一律全部照录原书，从而本章不过是原书的复制品。这样，读者在本章中能够更加直接地理解《通论》的含义，而且还能接触到它的行文风格和段落安排。 

　　《通论》仅有章的标题，而没有节的标题。由于本章系照录原文，所以本章也没有节的标题。 

　　　　　　　　　　　　　　　　I 

　　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社会的显著弊端是：第一，它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第二，它以无原则的和不公正的方式来对财富和收入加以分配。本书的理论对第一个弊端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在两个重要的方面也与第二个弊端有关。 

　　自从19世纪末以来，通过直接税的手段——所得税、超额所得税和遗产税——特别是在英国，消除财富和收入方面的非常巨大的差异的工作已经取得相当大的进展。许多人愿意把这一过程推向远为更加前进之处，但是，两点考虑使他们踌躇不前。一方面，他们害怕，这会使逃避税收成为很值得干的事情，并且还会过分减少冒风险的动机。但我相信，他们的另一个方面的主要考虑之点是：他们相信，资本的增长取决于个人储蓄动机的强弱，而资本增长的一个很大比例的部分取决于富人来自他们剩余金钱的储蓄。我的理论并不影响第一种考虑；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可以修改我们对第二种考虑的态度。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在到达充分就业状态以前，资本的增长完全不取决于消费倾向的数值低微的程度，而且，恰恰相反，后者会有碍于前者的实现。只有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数值低微的消费倾向才有助于资本的增长。不仅如此，经验表明：在现有情况下，企业的储蓄以及偿债基金所代表的储蓄已经超过所需要的数量，从而，采用可能提高消费倾向的收入再分配的措施肯定会有助于资本的增长。 

　　对于这一问题，公众思想中的困惑之处可以用非常普遍存在于他们之间的信念加以说明。他们相信，遗产税是减少英国资本财富的原因。事实上，假设国家把这一来源的税收所得使用于通常的开支，从而，对收入和消费所征收的税额会有相应的减少或免除，那末，遗产税繁重的财政政策当然具有增加社会的消费倾向的作用。由于习惯性的消费倾向的增加一般会(除了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以外)同时增加投资诱导，普通人所作出的推论正好与实际情况相反。 

　　这样，我们的论述可以使我们得出结论，即：财富的增长远不取决于富人的节欲，像一般所假设的那样；它的增长反而会受到富人节欲的阻碍。因此，支持财富应具有很大差别的一个主要论据已经不能成立。我并不是在说，在其正确性不为我们理论所影响的各个论据中，任何一个都不能在一定情况下支持某种程度的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但我们的理论确实清除掉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正是由于这个理由，我们才一直认为必须谨慎从事。这一点特别影响我们对遗产税的看法；因为，有些支持财富的不平等的论据不适用遗产的不平等。 

　　以我而论，我相信，存在着社会上的和心理上的理由来认为：相当大的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是合理的，但不平等的程度应该比目前存在的差距为小。有价值的人类活动的一部分需要赚钱的动机和私有财产的环境才能取得全部效果。不仅如此，通过赚钱和私有财产的存在，人类的危险的癖好可以被疏导到比较无害的渠道之中，而癖好如果不以此种方式得以满足，那末，它们会被用之于残暴、肆无忌惮地对个人权力和权威的追求以及其他方式的自我高大化。人们对他们自己的银行存款实施暴政要比他们对他们的同胞们实施暴政要好一些。虽然前者有时被谴责为不过是到达后者手段，但至少在有的时候，前者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渠道。即使如此，为了刺激这些可供选择的活动和满足这些癖好，并没有必要像现在那样，给参加游戏的赢家提供如此之多的胜利晶。较少的胜利晶也能达到同一目的，一旦参与者习惯于此的话。改变人类本性的任务决不能混同于管理人类本性的任务。虽然在理想的国家中，可以通过教育、感化和养育来使人们对胜利品漠不关心，但只要一般的人，甚至社会中相当多的一些人仍强烈地沉湎于赚钱的癖好，那末，稳健的政治家就应该让游戏在规则和限度的约束下继续进行下去。 

　　　　　　　　　　　　　　　　Ⅱ 

　　然而，对于财富不平等的前景，从我们的论点中，还可以得到一个远为更加重要的第二个有关之点，即我们的利息论。到目前为止，认为利息率应该具有适当高的数值的理由在于利息率必须提供足够多的储蓄诱导。但我们已经说明，有效的储蓄数量必然要取决于投资的规模，而投资规模却为低数值的利息率所推动，如果我们不以此种办法把投资规模推进到相当于充分就业之点以外的话。由此可见，如果在既定的资本边际效率之下，把利息率减少到使充分就业得以实现。之处，那末，那将是对我们最有利的。 

　　毋庸置疑，上述原则会使利息率远低于迄今在市场上存在的利息率。以我们所能推测到的资本数量的增加对资本边际效率的影响而论，如果要继续大致维持充分就业，那末，利息率很可能要持续下降——除非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包括国家在内)有着很大的改变。 

　　我感到肯定的是，对资本的需求具有严格的限度；其意义为：把资本数量增加到使它的边际效率下降到很低的数值是不难做到的事情。这并不意味着使用资本设备几乎不用支付代价，而仅仅是说，资本设备的收益在补偿它的折旧和老化费用以后，再减去偿付风险以及技能和决策的运用的费用，剩下来的属于资本所有者的数量不会有多少。简言之，耐用品在它们生命期间的总收益会和非耐用品的情况一样，包含它们的生产的劳动成本再加上对风险以及对技能和监督代价的补偿。 

　　虽然这种状况相当符合于某种程度的个人主义，但它意味着食利者阶级的消亡，从而也意味着资本家利用资本的稀缺性来扩大其压迫力量的消亡。在今天，利息之不代表对真正作出牺牲的补偿的程度并不亚于土地的租金。资本所有者能得到利息的原因是资本的稀缺，正和土地所有者能得到地租的原因是土地的稀缺一样。但是，土地的稀缺可以来自与土地的固有特性有关的原因；然而，资本的稀缺却没有与资本的固有特性有关的原因。如果把造成资本稀缺的原因看作与资本特性有关的原因，即必须以利息率作为报酬才能使人们作出真正的牺牲来进行积累这一原因，那末，在长期中，这一原因将不复存在，除非在个人的消费倾向具有特殊性的场合。在这种场合中，消费倾向具有如此特殊的数值，以致在资本具有足够充沛的数量以前，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净储蓄量已经为零。但即使在这种场合，国家机构仍然可以使社会的储蓄被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以致能使资本数量继续增长，直到它不再稀缺时为止。 

　　因此，在我看来，当资本主义的食利者阶级的这一方面完成了它的任务以后，它会作为一个过渡阶段而消失掉。一旦它的食利者阶级的方面消失掉，资本主义的其他方面会有重大的改变。此外，我的主张还有一个很大的有利之处，即食利者阶级和已经没有社会职能的投资者决不会突然消亡；就像我们近来在英国所看到的那样，它们的消失会是一个逐渐而漫长的过程，从而不需要进行革命斗争。 

　　因此，在政策实践上，我们可以树立两个目标(都是可以在实际上达到的)：一方面，增加资本数量，一直到它不再稀缺时为止，从而，已经没有社会职能的投资者不再能坐享利益。另一方面，建立一个直接税制度，使得理财家、企业家和类似的人物(他们如此喜爱他们的职业，以致可以用远为便宜的代价来取得他们的劳务)的智慧、决心和经营的才能可以通过合理的报酬被引导到为社会服务的渠道。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经验才能告诉我们体现于国家政策之中的群众意愿应该在何种程度上被用之于增加和补充投资诱导，以及应该在何种程度上才能安全地被用之于刺激平均消费倾向，而又不妨碍我们在一两个世代中消除资本的稀缺价值的目标。最终的结果可以是，消费倾向会被利息率下降的作用以如此容易的方式加以提高，以致只需要比现有的稍高一点的积累率便能达到充分就业。在这种情况下，对高额收入和遗产征收较多赋税的制度也许会有招致非难之处，因为按照这种制度，充分就业所要求的积累率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小于现在的水平。我并不否定这一后果的可能性，甚至它的很可能出现的概率。因为，在这种事态中，很难预测一般人如何对环境的改变作出反应。如果现实的事态表明，只需要用比现在稍大一点的积累率便能很容易地取得大致的充分就业，那末，一个突出的当代问题至少已经得以解决。至于说应以何种正确和合理的程度和手段来要求活着的一代限制他们的消费，以便在一段时期中为他们的后代建立起一个投资量已经充分的境界，那是另一个仍然存在的有待决策的问题。 

　　　　　　　　　　　　　　　Ⅲ 

　　在其他方面，本书以上的理论在含义上是相当保守的。因为，虽然本书指出，现在主要听任于私人主动性支配的某些事物应加以集中控制的重大意义，但是，仍然存在着广泛的领域，其中的活动不受影响。对于消费倾向，国家将要部分通过赋税制度，部分通过利息率的涨落，和部分通过其他手段来施加引导的作用。还有，单靠银行政策对利息率的影响似乎不大可能决定投资的最优数量。因此，我感觉到，某种程度的全面的投资社会化将要成为大致取得充分就业的惟一手段；当然，这并不排除一切形式的折衷方案，而通过这种方案，国家当局可以和私人的主动性结合起来。但除此以外，似乎很难证实囊括绝大部分社会经济生活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必要性。重要的并不是生产工具的国有化。如果国家能决定被用于增加生产工具的资源数量，并且能决定对生产工具所有者的报酬的基本额，那末，它就应被认为是完成了它应尽的职责。此外，必要的社会化的步骤可以逐渐采用，从而不会割断社会的一般传统。 

　　我们对已被接受的古典学派理论的批评，重点不在于找出它的分析中的逻辑错误，而在于指出，它所暗含的假设条件很少或者从来没有得到满足，其后果为，它不能解决现实世界中的经济问题。然而，如果我们的中央控制机构能够成功地把总产量推进到相当于在现实中可能达到的充分就业水平，那末，从这一点开始，古典学派的理论仍然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假设总产量为既定的，即取决于古典学派思想体系以外的力量或因素，那末，我们对古典学派的分析并没有反对意见。我们不反对它所分析的私人的利己动机如何决定生产何种产品，以何种比例的生产要素来进行生产，以及如何把产品的价值在生产要素之间加以分配。还有，虽然我们在节俭问题上与古典学派的想法不同，但对现代古典学派理论关于在完全和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的私人和社会利益的一致程度却没有意见。由此可见，除了由中央控制的必要性来实现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之间的协调以外，我们没有比过去提出更多的理由使经济生活社会化。 

　　更具体地说，我看不出任何理由来认为，现有的经济制度对已经被使用的生产要素具有严重的使用不当之处。当然，存在着预期的失误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并不会由于中央集中的决策而得以避免。当在10，000，000个愿意而且能够工作的人中，有9，000，000个人被雇用时，又没有证据表明，这批9，000，000人有被使用不当之处。对现有的经济制度，我们的不满意见并不是这批9，000，000人应该被使用于和过去不同的任务，而是应该为剩下来的1，000，000人提供使其就业的任务。现行经济制度的缺点，并不在于已就业的人如何加以使用的问题，而在于就业量的多寡问题。 

　　因此，我同意格塞尔的意见，认为弥补古典学派理论的缺点不是把那个“曼彻斯特制度”清除掉，而是指出经济力量或经济因素的自由运行所需要的环境，以便实现生产的全部潜力。保证充分就业所必需的中央控制当然会大为扩充传统的政府职能。除此以外，现代古典学派理论本身也要求我们注意到各种不同的情况，而在这些不同情况下，对经济力量或因素的自由运行有必要加以制止，或加以引导。尽管如此，仍然会留下广阔的天地使私人在其中运用他们的动力和职能。在这个天地中，传统的个人主义的有利之处仍然会继续存在。 

　　让我们在这里稍加停留，以便提醒我们自己，这些有利之处是什么。有利之处的一部分是效率——分散化和利己心能够运行的有利之处。决策分散化和个人负责制的有利之处甚至比19世纪所设想的也许还要大一些，而且，反对借助和利用利己心的意见似乎有点过火。但无论如何，如果能去掉个人主义的缺点和滥用，那末，它仍然是个人自由的最好保障，其意义为：和其他任何制度相比，它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个人选择的范围。它也是生活多样化的最好保障，因为，生活多样化恰恰来自被扩大了的选择范围。在生活单调一致或集权国家的各种损失中，缺乏生活多样化是其中最大的损失。因为这种多样化保存了能体现已往各代人的最妥善和成功的选择的传统。它以它的多样化的形式来使现实具有光彩。此外，由于它是经验、传统和想像的结晶，它也是改善将来的最有力的工具。 

　　因此，虽然对19世纪的政论家或当今美国理财家而言，由于使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相互协调而引起的政府职能的扩大是对个人主义的严重侵犯，但我要为这种扩大进行辩护。我认为，事实恰恰相反。它不但是避免现在的经济制度完全被摧毁的惟一可行之道，而且也是个人动力能成功地发生作用的前提条件。 

　　这里的原因在于：如果有效需求不足，那末，不但资源浪费所引起的社会反对情绪会达到不可容忍的程度，而且，意图把这些资源运用于实际的私有企业也会遭受注定要失败的后果。这种危险的游戏具有许多数值为零的筹码；所以，如果参加者的精力和意志能使他们把游戏进行到底，那末，对参加者的整体而言，它是输家。直到目前，世界财富的增加量小于个人正数值的储蓄的总和。二者的差额系由那些输家所补足，因为，这些人虽然具有勇气和主动性，但却缺乏超群的技能的异常的好运。但如果存在着足够的有效需求，那末，只需要一般的技能和好运便能取胜。 

　　今天的集权主义国家以牺牲效率和自由为代价似乎已经解决了失业问题。可以肯定，世界容忍失业的期间不会很久，而失业问题，除了短暂的局势动荡时期以外，按照我的意见，还是不可避免地和现代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联系在一起。然而，通过对问题的正确分析，也有可能把疾病治愈，而与此同时，又保存了效率与自由。 

　　　　　　　　　　　　　　Ⅳ 

　　我曾经顺便提到过，我们的新体制可以比旧体制更加有利于和平。重复和强调这一方面是有必要的。 

　　战争具有种种原因。对于独裁者和其他的类似人物而言，至少在他们的期望中，战争会给他们带来愉快的兴奋状态。他们感到，比较容易利用人们的好勇斗狠的心理。但在此以外，协助他们煽起群众的激情烈火的却是战争的经济原因，即人口压力和对市场的争夺。由于很可能是上述第二类原因而在19世纪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且还可能再度如此，所以，在此加以讨论是相宜的。 

　　我在上一章已经指出，处于国内的自由放任和国际上的金本位这种19世纪下半期的典型体制中，除了向外争夺市场以外，一国的政府在国内没有其他办法来缓解本国的经济不振的问题。因为，在这种体制下，除了改善国际收支中的顺差的手段以外，一切的有助于解决长期或间歇性的失业状态的办法都被排除在外。 

　　这样，当经济学者们在一如既往地颂扬既存的国际经济体制，说它能提供国际分工的果实，同时又能调和各国的利益时，他们掩盖了一个不那么美好的作用。常识和对实际事务的正确理解使政治家们相信，如果一个在传统上为富裕的国家忽视市场的争夺，那末，它的繁荣会衰落并以失败告终。但如果各国都能学习到用国内政策来为它们自己维持充分就业(而且，我们还必须加上一句，如果它们也能使它们的人口趋向保持均衡)，那末，就不会存在重要的经济原因来使一国的利益和它邻国的利益相对立。在如此的条件下，仍然存在着正当的国际分工和国际借贷活动的余地。然而，在这里，却不再有紧迫的动机来迫使一国把它的商品强加于另一国，或迫使一国排斥其他国家的商品销售，而这种强加和排斥并不是由于它是否有能力偿付它所愿意购买的商品的考虑，而是出于公开表示的破坏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以便为自己取得贸易顺差。国际贸易将不再像它现在那样，即作为一个维持国内充分就业的铤而走险的权宜之计，强行向外国市场推销并限制从那里购买的数量。即使是成功的话，这种方法也不过仅仅把失业问题转嫁给邻国，而邻国则因之而会在斗争中受到损害。在我们的新的体制中，国际贸易会成为在互惠的条件下，合乎意愿和不受阻挠的物品和劳务的交换。 

　　　　　　　　　　　　　　　V 

　　实现这些思想仅仅是不着边际的希望吗?它们是否奠基于足够的人类动机之上，而这种动机又能控制政治社会的演变?被它们所伤害的利益的体现者是否比它们为之效劳的人要更为强大和明确? 

　　我不想在这里提供答案。答案需要一本与此不同性质的著作，才能仅仅以提纲的形式表示出把这些思想逐渐付诸实施的各种实际办法。但如果思想是正确的——作者必须假设如此，然后再据此而进行写作——那末，我敢作出预言：要想否定它们在一段时期后所产生的力量会是错误的。在目前，一般人都渴望有一个更加基本的诊断；特别易于接受它；而且，甚至只要它在表面上合乎情理，就急于试行把它付诸实施。然而，撇开这种当代的情绪不谈，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不论它们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它们统治着。讲求实际的人自认为他们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可是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俘虏。在空中听取灵感的当权的狂人，他们的狂乱想法不过是从若干年前学术界拙劣作家的作品中提炼出来的。我确信，和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是被过分夸大了。诚然，这不是就立即产生的影响而言，而是指一段时期以后；因为，在经济学和政治哲学的领域中，在25岁或30岁以后还受新理论影响的人是不多的，因此，公职人员、政客、甚至煽动者所应用的思想不大可能是最新的。但是，不论早晚，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转载自：商务印书馆

责任编辑 熊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