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老师去世，我必须写他的二三事：第一，谢老师是民国时期留下的人，不是现政权培养的苏东派或后苏东派，所以一生不得志，但先生乐天知命，从无怨言，这非常难得。第二，我在政法大学读硕士生时是民法专业组长，与谢老师联系较多，听到他对一位知名苏东派法学者的评论：“善于攫取他人劳动”，谢老师自己没有做过这样的事，这在法学界难得。第三，89年后我处于困难中，谢老师一代宗师，却十分关心我这个后生小辈，以我的境遇比他当年强安慰我：当年，人人都要踩他一脚，而现在大家私下里都是同情我的。此语当时给我精神力量甚多。最后，我当年翻译《法学阶梯》遭遇出版困难，谢老师说过我们几个凑点钱帮你把它出了。此语带来的温暖终身难忘。

民法圈子不算大，在北京，当年是硕士生，现在是博士生，几个民法研究生答辩不过谢老师的手？所以谢老师的学生真是多，大家都受教于并受惠于他，而且我在没有到北京，在江西时就知道，谢老师是一个全国的研究生人人可访的人，来者不拒，问不到，所以，北京以外，也有谢老师的多多学生，这种状况，跟一些连自己的研究生都不认识的导师形成对比。谢老师为他人做的嫁不胜其举，我自己翻译的美国统一合伙法就是谢老师校对的，非常费他老人家功夫。

还是要说民法圈子不大，大家彼此认识，时间长了，对于一些过去的偶像生出轻贱之心的居多，在北京以外看许多名家，如雷灌耳，一见面，一交道，逐渐就瞧不起。多少学者，起于勤奋或聪明，最后抗不住“精彩的世界”的诱惑而荒废了学问，而终于欺骗。所以，弥不有初，鲜克能终是老而又老，重而又重的故事，只有少数的例外是越知越敬的，我很高兴地说，谢老师就是这些例外中之最大者。为此，谢老师也付出了代价，一生寒素相伴于他也。

记得去年此时，我与某民法学者发生争执，谢老师通过电话出面调解，要我宽待他人，并嘱我到北京看他，给我多多鼓励，尽管我离开法学所多年，却仍把我当弟子待。我奔波于红尘，忙碌于琐事，没有到北京去看望老师，而今老师仙逝矣，阴阳分际，欲见而不可能也。呜呼，谨以不自由之身，以逼仄之时间，草成此文，聊补先前之缺失，期一瓣心香通冥界也。

悲哉痛哉，呜呼哀哉，先生尚飨！

                                            徐国栋，2003年5月7日于哥伦比亚大学
[xy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