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理性批判把自己理解为卢卡奇从韦伯那里接受过来的物化批判，而又不想承担客观主义历史哲学的后果【1】。这样一来，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就陷入了两难境地，从中我们可以吸取教训，并找到社会理论范式转型的根据。我想先来描述一下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是如何继承卢卡奇的做法，对韦伯的合理化论题进一步进行转换的【2】。从历史角度来看，卢卡奇对物化理论的解释，由于革命的失误和发达工业社会中出现了未曾预料到的认同力量而遭到否定（1）。由于卢卡奇的解释坚持的是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因而在理论上也并非无懈可击（2）。所以，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挖掘物化批判的基础，并把工具理性扩展成为整个世界历史文明进程的一个范畴，也就是说，把物化过程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生继续向前追溯到人类文明的源头（3）。但是，这样一来，理性概念的轮廓就有模糊的危险；一方面，理论具有否定实践关系的传统沉思特征，另一方面，理论又把一种只能间接提出的理性的表现功能转让给了艺术（4）。哲学思想否定辨证的自我扬弃导致了两难，这就促使我们追问：这样的论证难道不仅仅只是一种坚持意识哲学和强调主体性与自我捍卫之间关系的命题所导致的（5）。

　　（1）法西斯主义理论与大众文化

　　正如杜比尔（Helmut Dubiel）所指出的【3】，主要有三种历史经验对批判理论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三种历史经验交织在一起，使人们对革命感到绝望。苏联的局势完全证实了韦伯关于官僚化加速趋势的诊断；斯大林的暴政则充分证明，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erg）对列宁的组织理论及其整个历史客观论基础的批判是正确的。法西斯主义则说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危机情况下，会用改变政治制度的方法来应付革命的危险，并平息有组织的工人的反抗。最后，美国的发展趋势则用一种不同的方式表明了资本主义的整合力量：无须公开压制，大众文化就把广大群众的意识和政治命令（Die Imperative des Status quo）结合在了一起。革命社会主义的人文内涵在苏联被扭曲了，所有工业社会中革命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也都失败了，渗透到文化再生产过程当中的合理化过程发挥着社会整合力量--所有这一切都是阿道尔诺和霍克海默在（20世纪）四十年代初开始用理论加以处理的基本经验。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自身所束缚的生产力是克服资本主义的客观前提。马克思在这里主要是想用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力的培训以及更加完善的劳动组织过程来提高生产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会出现"矛盾"，马克思认为，工人的主观潜能也是一种生产力，它不仅表现为生产活动，而且也表现为革命的批判活动。因此，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不仅为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创造了客观前提，而且同时也创造了"关键的主观前提"【4】。卢卡奇基本上坚持了马克思的这一立场，但他已经开始修正马克思对现代科学的评价。关于技术进步的科学尽管越来越与生产力的解放联系在一起，但是，随着科学主义世界观的形成，科学同时还承担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功能，因为科学主义世界观把认识的客观界限与认识的一般界限等同了起来。实证主义的狭隘的科学观念是卢卡奇所批判的一般物化趋势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以及更加坚决的马尔库塞【5】）的论证路线由此展开，在他们看来，科学技术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融合，因而彻底丧失了其超越制度的力量。

　　相反，卢卡奇坚持认为，世界"表面上绝对的"合理化尽管"深入人的心理存在和生理存在"，但在内部遇到了极限，这一极限就是"人自身理性的形式特征"【6】。

　　这就是说，卢卡奇在人的主观本性中发现了一种坚决反抗物化的潜力。单个的工人被迫把他的劳动力作为一种功能与他的整个人的个性分离开来，并作为商品，作为纯粹外在的东西而客观表现出来，这样就会激发他的抽象而空洞的主体性奋起反抗：

　　"人作为商品，身上出现了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分裂；正是这种分裂使得人们能够意识到这种处境"【7】。

　　就其本质而言，卢卡奇的这个观点是建立在黑格尔的基础上的，因为黑格尔认为，精神的自我运动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逻辑必然性。如果抛开这些前提，从经验的角度来考察这个观点，显然就需要有其他的理由来加以支持，这样才能解释清楚，个别的雇佣工人为何要摆脱他的客观角色，整个无产阶级为何要形成一种意识，以便能够依靠和运用这种意识，让建立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的社会得以自我暴露。卢卡奇断定的只是：

　　"物化过程，亦即工人成为商品的过程，在他有意识地加以反抗之前，尽管使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