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中国法学界，甚或中国学术界的一些学者和学友不断在强调我们在阅读或写作的时候应当提倡“提出问题”。关于他们“提出问题”的建议，我的回应是：我在一定程度上赞同他们所说的在强调阅读或写作的同时也应当提倡“提出问题”的建议。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之所以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赞同这种建议，其原因乃在于我还在根本上认为，关于“问题”，其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我们下大力气、用大功夫予以进一步追究的问题。这意味着，我们在强调“提出问题”的时候，还必须追究我们究竟应该提倡“提出什么样的问题”的问题。 

    在我看来，中国法学界，甚或中国学术界，在学术方面始终无所建树的根本问题不是我们的学者或学友提出的问题少了，而是提出的有意义的理论问题太少了，而是提出的我们自己有关人类生活的真问题太少了。就此而言，我们必须把这里的“问题”本身问题化。具体言之，第一，这里的“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第二，这里的“问题”究竟是“谁的问题”？中国法学界，甚或中国学术界，之所以“漂浮”在各种问题之上，除了其他这里不便细究的原因以外，至少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我们在根本上不意识理论问题与常识问题之间所存在的区别；二是我们也不追究“读者”（阅读时的读者）或“作者”（写作时的作者）所关注的问题还是他者的问题。前者的结果便是我所谓的“理论死了”，而后者的结果则是我所谓的“读者死了”或“作者死了”。而导致这两个原因的则是我们太缺乏基本的理论阅读，以及我们太习惯于在缺失个人自主意识的支撑下进行阅读和写作——它们使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去考虑、也没有必要去考虑什么有意义的理论问题或我们自己的有意义的理论问题。

    在我看来，问题是不一样的。当然，这里的“不一样”，乃是指有一些问题是常识性的问题,它是不需要以理论脉络或对理论脉络的认识为依凭的,因此这样一类问题是不可能成为理论问题的;还有一些问题是有可能成为理论问题的,因为它是以理论脉络或对理论脉络的认识为依凭的,因此这样一类问题有可能成为理论问题.而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理论脉络或对理论脉络的认识"则是以我们的基本阅读为前提的,丢失了这个前提,我们是不可能提出有意义的理论问题的.我之所以不断强调基本阅读的重要性,乃是因为中国学界在学术方面无所建树的问题不是提的问题少了,而是提出的有意义的理论问题太少了;究其根本,原因至少有以下两点:一是在根本是不意思理论问题与常识问题的区别;二是太缺乏基本的理论阅读,因而不知道如何提出有意义的理论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一日之功的问题,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去坚持提倡读书和思考.我们需要平实和持恒。

责任编辑：熊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