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2月22日，法国二月革命爆发。1789年的“恐怖”幽灵复活，巴黎街头一片混乱，国王路易.菲利浦逃到英国。无法亲历1789年的大革命却有幸能目睹此情此景的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恐惧不已。他胆战心惊地写道：“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
当广场上黑压压的人群狂怒地发出炸雷似的吼声时，龟缩在“议会大厦”里的绅士们感受到了赖以保证他们的利益和“自由”的“上层建筑”的摇摇欲坠。地基撼动了。只有既得利益者――这些贵族们――才想到要“保守”的统治秩序被他们眼中的“群氓”不费吹灰之力地摧毁。社会的分层、上等人和下等人的“法定”和习惯的等级秩序在革命的狂潮中就此成为一片废墟。这些瑟瑟发抖地将硕大的脑袋伸出窗口惊恐地看着狂怒的人群的人们，一定感觉到了末日的来临。
在蔑视和恐惧群体基础上的“自由”只是盘踞在社会上层的既得利益者的自由。它取消了自由的普涉性，将它变成了一部分人的私有财产。没有谁不热爱这种自由，甚至连最独裁的暴君也是如此。在同一片天空下，阳光是共享的，自由也不应该只是一部分人的专利。托克维尔远远超出同时代思想家的一点就是预见到了“民主时代”的来临，并在对群众的恐惧中为民主政治提供了理性的分析。然而，世界是复杂的。事物本身拥有无数甚至相互冲突的属性。民主政治的悖论在于：它固然可以为自由的普适性提供制度上的保证，却又有可能在涉及利益，即对社会公共资源的分配中侵犯到少数人的自由权利。在极端的情况下，这种为获取普适性的自由而作出的行为更有可能在一种意识形态的狂热鼓动中将人的非理性行为呼唤出来而冲破法律与理性的阀门，最终形成“多数人的暴政”。
如果说少数人的暴政更多地求助于国家暴力机器，依靠他们所垄断的稀缺社会资源对大多数人进行奴役、压迫和宰制，那么“多数人的暴政”则更多求助于意识形态的狂热鼓吹。无论是“革命”还是对少数“异端”、“反动派”的“清洗”，其背后都有一套被奉为绝对真理的意识形态体系，并且这套意识形态体系以简单的口号和观念的形式出现。它与人长期被压抑的破坏性和因被压迫而萌发的耻辱感遥相呼应。一旦意识形态赋予人以发泄破坏性和耻辱感的合法性保证，它便将不可遏止的倾泄出来。这种非理性的狂热一呼百应，人多势众的群体便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势能。融入群体之中的个人的软弱无力通过群体这个庞然大物的能量的灌注而勇气倍增，强大无比。通过一种“法不责众”的心理支撑，在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保证中群体由此变成了一种通过暴力而确证的“正义统一体”。这个时候，谁能控制群体，谁就成了上帝。他登高一呼，强大的洪流便可以将一切障碍之物荡涤而去。
群众运动由此具有了宗教狂热的特征。信仰开始脱离宗教的本义，不仅上帝是神，真主是神，连领袖也是神。意识形态体系与群众、领袖构成了“信仰”新的三位一体。没有什么比这种毁灭性的宗教狂热更不可战胜。在这帮“乌合之众”面前颤抖的不仅有托克维尔，另一位法国人古斯塔夫.勒庞也曾经肝胆俱裂。1848年，托克维尔43岁，而勒庞则只是个7岁的孩子。但“革命”的惨烈已经烙进了他幼小的心灵。47年后，他在他的名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里写到：“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它们目前的组织赋予他们巨大的力量。我们目睹其诞生的那些教条，很快也会具有旧式的教条的威力，也就是说，不容讨论的专横武断的力量。群众的神权就要取代国王的神权了。”
群体的力量背后是控制群体的领袖的魔力。没有领袖，再庞大的群体也只是一群无头的苍蝇。人天生有向权威和权力屈服的倾向，任何一个人只要符合群体的期望，并且能够以各种方法打动和威慑群体，群体立刻就会向他俯首称臣。能够驱动一群“各怀鬼胎”的“乌合之众”，这一套“驱动程序”几乎像是催眠的指令。在宗教仪式中，宗教教义是绝对不可怀疑的真理，而神父则无异于上帝的“代言人”。群体在此就像是一群牛羊，他们既可以在“领袖”道貌岸然的“布道”中一脸虔诚，也可以在领袖的命令下睁着血红的眼睛像潮水般朝远处杀将过去。古斯塔夫.勒庞心有余悸地继续写道：“群体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会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而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它们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了极端轻信外再无别的可能。”因此，群体的这种“宗教感情”“有着十分简单的特点，比如对想像中某个高高在上者的崇拜，对生命赖以存在的某种力量的畏惧，盲目服从它的命令，没有能力对其信条展开讨论，传播这种信条的愿望，倾向于把不接受它们的任何人视为仇敌。”
“在群体的灵魂中占上风的，并不是对自由的要求，而是当奴才的欲望”。人类对英雄、领袖的崇拜从一开始就与人类的历史如影随行。面对外界的神秘和陌生，个人感觉到了他的软弱无力，并想到了群体的力量。一步一步地，人类生活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由各种权力、观念、信念、思想、意识控制的社会结构之中。从而，人类的群居本能借助于“逃避自由”的心理定势与一个组织化的结构中的权力紧密地结合起来。个体自身的软弱无力、责任感的不堪重负使他对强大的、具有威望的实体产生了一种依赖，他迫切期望与这个权威的实体处在共生结构中，从这个实体和这个实体所控制的群体和结构中获取各种满足。这个能让某个结构渗入自己的意志，能控制某个群体的实体由此成为权力、权威的化身。它就是领袖，是人类这群温顺的绵羊的牧人。它掌握了一套能让人获得身份感、认同感的法术。它是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方向的聚合体。这个领袖担起了带领人类走向目的地的重任。人类赋予了它以太多自身的渴望。在它面前，他们毫不犹豫地将自己交了出去。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群体总是天真地以为领袖是它的意志的集中表达，是道德和人格的化身。但这种想法一次次地落空。久而久之，这种想法已经在对领袖的屈服和崇拜中被人们遗忘。领袖通过权力的行使确立了一个等级秩序，他逐渐地置换掉当初的口号的语境。于是，领袖和群体同心协力为整个群体的利益而战被领袖驱动群体为自己的荣华富贵而战取代。群体成了领袖实现自己的目的的工具，他们以为自己是在争取自由和幸福，其实不过是他们的崇拜者捞取利益的炮灰。勒庞像先知那般侃侃而谈道：“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和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很显然，这种“集体心理”既然抹杀了个性，也就抹杀了建立在个性基础上的独立性和批判性，抹杀了一切怀疑。这个时候，“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是组成群体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他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不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勒庞紧接着说道：“一个群体中的个人，不过是众多沙粒中的一颗，可以被风吹到无论什么地方。”
这就为洗脑――所谓的“宣传”、“布道”、“武装群众”，等等――打开了方便之门。它为灌输提供了一个可加以控制的神经中枢。人的存在是一系列生物和社会属性的集合，而他的存在主要又是一种文化性的存在。这种文化性体现为一系列的观念和意识。从而，争夺人的大脑构成了所有时代的宣传大师和教育高手们的主要工作。这就像谁想使一架机器运转，就必须安装它的驱动程序；当它已先被其它程序所控制时，就必须尽力对这一套驱动程序重新编码。从远古时代的巫师，到中世纪的教士，再到现代的宣传大师和形形色色的“领袖”，都是无比杰出的“机器操作手”。他们都是天才的心理学家，非常善于在不同的情境中随机应变。他们所玩弄的一套词语，都是极为抽象，并且所指极为不明的，而它又与人内心的莫名的渴望产生联系。这些词语的威力只有在它所曾经对应的事物已因其现实的邪恶而臭名昭著时才宣告寿终正寝。这个时候，正如勒庞所指出的，如果词语的形象已经令人深感厌恶，那么，“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的当务之急，就是在不伤害事物本身的同时赶紧变换说法。”我们可以补充的是，当一套意识形态体系已经在心理上遭到了人们的抵触，那么这个时候群体的领袖只要一喊出另外的一套意识形态术语，哪怕这两套意识形态采用了相同的思维，并且可以预见也将产生类似的结果，它也会一呼百应。群体固然不会像勒庞所言的那样在意识形态的灌输中变成“动物、痴呆、幼儿和原始人”，但它的批判意识的丧失、它的极端轻信、它的歇斯底里、它的对理性的排斥、它的条件反射，则为领袖对它的奴役、欺骗和操纵提供了天赐良机。任何一个领袖只要掌握了群体的心理，就可以成功地向他们发出控制的指令。
于是这样的场景便非常富有讽刺意味：一群人聚在台下朝台上仰视，一脸虔诚；台上的领袖道貌岸然，他不断地进行鼓吹。群体在领袖的鼓吹中现出庄严的表情，并出现慷慨赴死的情绪；而领袖在台上则为群体的“愚蠢”而窃笑不已。这是一场由聪明人与头脑简单的人共同玩的游戏，然而后者对游戏规则是一无所知的。在原始草棚里，部落长老的命令就是绝对真理，部落的勇士们除此之外是不知道什么是是非善恶的。在现代，被领袖的意识形态“武装”起来的勇士们，照样会认为他们永远与真理联系在一起。而在这种被洗脑后的简单的条件反射中，领袖成了他们永不会质疑的教条的化身。领袖的心理学知识迅速转化成主宰他人的权力。这种权力确立了领袖凌驾于群体之上的地位。而这样的地位，又是与一个等级秩序，与这个等级秩序为包括领袖在内的上等人提供奢侈的享受紧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等级秩序浸透了压迫、榨吸和奴役的指令，实质上是对群体与领袖曾经慷慨激昂地否定的一切旧的事物的承袭。在旧的东西换了一个包装又隆重上市后，这样的景象将变得清晰：所谓的“领袖”与“群体”不过是放牧的牧羊人与被牧的羊群，后者正在前者的吆喝声中向奴役之路狂奔。此情此景使哲学家仰天长叹，则历史则掉下无声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