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法林，望的是“道”，问的也是“道”，守的还是“道”。道，是道路，是规律，是求真之轨，是至善之境……“道可道，非常道。”继《法林望道》和《法林问道》之后，谢晖老师的《法林守道》[1]继续与法学者“参真悟道”。

为学，尤其是从事法学理论的研究，决然不是一项轻松的差事。然而，谢老师倚靠深厚的背景知识和精到的法学理论，一次次为我们指点求真之道。仔细品读《法林守道》，我们所沐浴的不仅仅是求真路上的“道”，更为重要的是体会到为学者的那份沉甸甸的担当。

一、学术担当

人类是关系性的存在，社会以规范性而构造，这是谢晖老师法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预设。法律源于人的关系性存在，而且也是社会构造的规范要素。[2]只有在“规范性秩序”[3]中，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现实”的社会才真正有实际意义。而在这种规范性构造的社会中，主体间交往所遵循的“应为”的秩序体系，具有不容置疑的“义务（责任）面向（秩序）”（自序，第2页）。在“义务”、“责任”等关键词的规束下，“自由”才真正获得现实性，正如孟德斯鸠所谓“做他应该想要做的事和不被强迫做他不应该想要去做的事”，或曰“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4]。谢晖老师对学术的忠诚（第2页），至少是对“规范性秩序体系”的坚守。

 首先，人的性质、行为与“秩序构造”。基于人的“关系性”，主体间交往需要的恰是规范性的“秩序”，而秩序体系是社会人的行为背景。而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交往秩序该如何构建？民间法成为“沟通型的秩序构造模式”（第140页）的可能突破口。谢老师长期以来致力于民间法的理论建设与引领，不是源自简单的学术兴趣，而是从人的性质、行为模式以及社会的规范性构造出发，而致力于“秩序”这一理论根基。

其次，“内部”视角与研究方法的发掘。“关注法律本身，庶几为法学之真谛”（第33页），这也是谢老师倡导“阅读法典、判例运动”的理论之源。纵观中国法理学界多年来从“外部”视角对法律规则进行“遥感”的现状，我们不能不为谢老师的学术敏锐性而倍感叹服。一门学科之所以能够获得其主体独立，相对系统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尤其后者。谢老师所主张的“规范分析”（第43页）方法，为法理学的研究打开了一扇门——你需要走进去，而不是远远地指手划脚。

再次，司法视角与法学研究的“出路”。作为独立的学科，法学研究所必须的“规范分析”，离不开司法视角的丰富。其中对“民间法与法律方法之结合研究”（第62页）的倡导，无疑从司法视角为法学研究的“出路”提供了可能的参考。我们见惯了法学理论的种种研究“进路”，却未必真正寻得“出路”。而谢老师所提倡的“司法”视角，既是进路，又是可能的出路。

此外，学术信念与开放的视域。谢老师对“规范法学”、“民间法”及“法律方法”等主题的关注，是其学术信念的坚守。严谨的学术风格，为学的谨慎与自我的反思（参见第32页），无时无刻不体现在其法学研究和交流中。而对“法律全球化”（第94页）、“法律移植”（第65页）、“人权”（第112页）等的关注，以及对学术研究“多元发展”（第261页）的推崇，无不表达了其全景式的开放视域。

为学者，需要这么一种学术的担当。这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生活状态。

二、社会担当

谢晖老师的学术研究和日常关注点，无一不是与中国（乃至世界）社会现实密切关联。对“民意与法意”（第143页）的分析，蕴含了其对制度化、系统化的规范性体系的忠诚与信仰；对互联网络作用的探究，关注点依然是“法治”（第184页）；对重大案件的关注，最终落脚在“司法权威”（第245页）和制度体系上；对社会矛盾的分析（第197页），落实在了国家制度、权力运作、公民参与等规范性的社会构造上；对广泛存在并发挥实际效应的民间规范的研究，为的是面向更为符合社会实际的规范性体系的构建……关注制度本身，实际上也是关注社会，关注实践，尤其是“司法实践”（第168页）。

而面对现实，谢老师时时刻刻本着学者的拳拳之心，坚持批判的精神与建设的忠诚——以既有的专业理论，去分析现实问题，关照现实矛盾，从学理上有理、有据、有节地做出解读与批判，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这无疑是为学者必要的社会担当。

享有并逐渐充盈理论智识，是为学者的幸运。而这种享有却不是单纯的享受，尤其是拥有规范理论智识的法学研究者，更是时刻承受着理想与现实的双重煎熬。然而，没有了这种煎熬，也就失去了社会担当的前提。社会现实终究不令人满意，尤其不令拥有制度理性的法学人满意。而为学者正是基于理想与现实的差异，承担起“智者”的社会责任。如若仅仅一味迎合既有制度体系，甚至是为既有的不合理制度和实践寻找合法性依据，那么这将是为学者的沉沦。

从社会现实的视角看，法学者的“守道”，守的恰恰是那份不容丢弃的社会担当。由些事并不轻松，但终究需要有人去做。而面对诸种烦恼，享有智识者首当其中。丢弃了社会担当，也就等于放弃了所享有的智慧。谢老师为我们展现的正是那份智者的社会担当。

三、历史文化担当

谢老师置身于理性的启蒙和现代的制度理论，却同时也关照历史和文化。民间规范的研究，展示了其历史文化担当。对民间契约文献（第253页）、商人习惯法的关注，蕴含着谢老师对历史上形成的契约观念、商贸精神[5]及与其相伴的“自由政治制度”[6]）、自治精神（第51页）的关照。法学研究的历史文化面向，显示了其无可比拟的说服力。而法学研究者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担当历史文化。这种担当，绝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固守，也不是“发思古之幽情”（第96页），它饱含着对历史的敬畏和对文化的理解。面对历史（中国的，以及西方的），我们更多的是处于一种“旁观者”的位置，而如若站在“理解者”的立场，那么将更容易发掘历史文化的发生、发展以及客观状态。尤其是对于主体交往的规范性内容而言，从历史的视角更能贴近交往规则的产生和规范性秩序的构建。

不管对既有的体制有怎样的评判，也不论传统文化中是否有通向现代法治的路线，我们都应有对历史和文化的敬畏感。“人治”传统是大的文化背景，但是其中的主体交往规则尤其是自立的商贸习惯等等，却不能与人治传统一齐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主体交往中所体现出来的“非任意性”的行为要求，以及“应当”的规范性体系，甚至是特定的纠纷解决机制，都不能简单地归类于“中-西”或“古-今”；相反，这些无疑具有一定意义上的普遍性。做“规范”研究，从来逃离不开“关系性”的人基于规范性体系的交往行为，以及其中的行为规范。

而谢晖老师对传统古诗词的偏好，除了基于个人所好之外，事实上也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敬畏态度。理想的思考，现实的对照，尽在一个个古典的唯美“意象”中展现，这是诗性的“遁世”，还是理性的“回归”？试想，诗词格律又何尝不是具体的规则？平仄有依，韵律有据。如若选择了古法的填词，任你有再美的词句，也需要在格律中施展。说是“诗性”，又何尝不是“理性”？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会更加深刻体会谢老师所称的“理性思考，诗性栖居”（第78页）。

《礼记》曰：“听于无声，视于无形”（曲礼上），说的是后辈应在无声无形中知晓长辈之意。然如若换个角度，则是先觉者足以于无声无形中熏陶后学。谢老师的“望”、“问”以及“守”，都在无形中给人以启发。尤其是其中所流露出的担当——为学者那份沉甸甸的担当，足以熏陶立志为学者的情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