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卷掩卷定稿，是在一个灿烂春天的温暖日子。
    窗外，阳光明媚，嫩绿初放。然而，我们却只能蜗居斗室：一种叫做"非典"（SARS）的病毒，改变了人们对春天的美好记忆。
    好在还有网络，还有短信，还有电话……，现代文明安慰着我们，为我们摆脱孤独与恐惧，维系着我们彼此快要散落的灵魂。
    在漫天的短信中，有一则较为有趣。大意是这样的：我国历史关于"非典"的最早文字记载于《三国志》：曹操兵败，幸有大将典韦奋力搏杀，随护左右，得以保命。操望天长叹："非典，吾命休矣！"
    这是一则笑话，最有意思的是曹操最后的这句叹息。是否确有其语呢？索性无事，便考究一番，以遣无聊之日。
    在《三国志》中，典韦救曹操有二：一是吕布在濮阳破曹操；二是曹操败师于宛城（淯水）。《三国志（卷一）·武帝纪（第一）》中，对这两次事件，均有记载；但没有提到典韦救主的情节。《三国志（卷十八）·魏书（第十八）》中，有专门记载典韦生平的，详细记载了这两件事情。
    关于第一次事件，是这样记载的：
    
    太祖募陷陈，韦先占，将应募者数十人，皆重衣两铠，弃楯，但持长矛撩戟。时西面又急，韦进当之，贼弓弩乱发，矢至如雨，韦不视，谓等人曰："虏来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惧，疾言："虏至矣！"韦手持十余戟，大呼起，所抵无不应手倒者。布众退。会日暮，太祖乃得引去。拜韦都尉，引置左右，将亲兵数百人，常绕大帐。
    
    这一事件，记载典韦勇力过人，临危不乱。事后，官拜都尉，而且成为了护卫曹操的亲兵首领。也就是作为亲兵统领的缘故，在第二次事件中，典韦便"以身殉职"了。
    在曹操进兵宛城之后，张绣迎降；但随后，张绣又反叛，袭击曹操大帐。
    
    后十余日，绣反，袭太祖营，太祖出战不利，轻骑引去。韦战于门中，贼不得入。兵遂散从他门并入。时韦校尚有十余人，皆殊死战，无不一当十。贼前后至稍多，韦以长戟左右击之，一叉入，辄十余矛摧。左右死伤者略略尽。韦被数十创，短兵接战，贼前博之。韦双挟两贼击杀之，余贼不敢前。韦复前突贼，杀数人，创重发，瞋目大骂而死。贼乃敢前，取其头，传观之，覆军就视其躯。太祖退往舞阴，闻韦死，为流涕，募闲取其丧，亲自临哭之，遣归襄邑，拜子满为郎中。
    
    在《三国演义》第十一回和第十六回中，对这两次事件，也分别有记载。当然，其中的描绘，更加形象、生动。不过，这两个文献，均未确切记载曹操的叹息之语。
    因此，所谓史书有载"非典，吾命休矣！"的话，无从考稽，也不足信。不过，更有好事者，认为"非典"一语，是指去年年底提交人大审议的民法草案，――谓之并非一个法典化意义上的典型的"民法典"，故曰"非典"。诚然，从当时的情势而论，曹操有此慨叹，也在情理之中；而将最近民法草案谓之"非典"，则尤显无稽之嬉而已。但总之，此"非典"均非彼"非典"也。
    
    
    
二

    
    
    但是，生活毕竟不是笑话。"非典"日复一日，且呈蔓延趋势。
    我们的生活节奏确实被破坏了，被打乱了。不仅我自己原定的到内蒙古大学法学院讲课一事搁浅，而尤为遗憾的是，与纽约大学法学院Frank K. Upham教授相约到我国农村对土地问题进行合作调查的事情，就只好作罢；编辑部邀请Seton Hall大学法学院George W. Conk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姜笑博士到大陆讲学，也不能成行。其中，尤让我触动颇深的，是姜笑博士的一封来信。这封信，表达了一位在他乡异国求学和工作的旅美华人的此刻的内心感受。
    这里，全文抄录如下：
    
    一直是用英文给你们写信，但是这几句，我想用中文。
    早上一上班就和旅行社打电话，告诉他们取消预订的机票，我暂不回家了。放下电话的那一刻，觉得自己要哭出来了。等了这么久，也计划了这么久，即便各种各样的消息漫天地飞，我也一直拖着不做到底是回不回的决定，希望能如愿成行，但拖到最后了，还是不成。想回家回不去，最惦念的人想见见不到。我是个幸运的的人，这些年虽然总是在两个世界之间来来去去，其实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分离，今儿坐在这儿，无心做事，满肚子的话，不知怎么说，跟谁去说，觉得整个的人都被"分离"这两个字扯碎了。
    一年多前9/11的早晨，我就是到今天工作的这家事务所面试。坐电梯上楼的时候听到人讲世贸被撞，以为是意外事故。9点钟的面试刚开始就被打断，被告知要立刻疏散。走出位于中城的大楼，眼前看到的一幕，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满街是车、人，所有的车和人都向北行――Lexington 大街是应该向南单行的。我觉得简直是活生生的现代版的出埃及记，只是我们不知道谁是领头的摩西，追赶我们的埃及人又在那里。在街脚的商店外看见了电视实况的报道，看到以后看过无数遍的画面，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觉得身上一阵阵地打寒战――那是一个阳光象金子一样绚烂的温暖的秋日。然后我也向北行，步行了60多条街回到西边学校附近的公寓。上了楼，从面对百老汇大道的窗户向南望，黑烟直冲蓝天，象空袭过后。我给妈妈打电话报平安。电话的末了儿，我说"89错过了，这回总算让我赶上了一回。"妈妈说"傻孩子，这是什么好事，还要赶上！"我其实的意思是，每个人都应该有过激情奔涌的岁月，都应该曾经信仰过什么，哪怕最终感到幻灭；都应该曾经愿意为了自己的信仰而献身，即便最终平淡一生，但有过这样的日子，那才算是真正的热血青春。而战乱、疾病、天灾人祸，这些制造死亡、分离、罪恶、伤痛的事件，也是我们感受到生命、爱、善、美和永恒的存在的时刻。在面临被毁灭的可能的时候，我们才更清楚地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我们每时每刻都应该用心追求，好好珍惜的。
    这些日子我总是不由得想起《倾城之恋》这个故事。一场战火，一个城市的陷落，仿佛就是为了成全一对自私的男女，为了让他们停止彼此算计，为了让他们在黑暗中拥抱彼此，对自己说"只有身边这个人是靠得住的。只有胸口这股子热乎气儿是真的"，这点黑暗中的温暖就够他们两个维持一生的日子。那么，这一场战争，这一场瘟疫，又为了成全谁，分离谁呢？难道一定得这么多的痛苦才能让我们清醒？难道一定要经历失去我们才学会给予？我们努力创造文明，但是野蛮却如影相随，到底是野蛮催生了文明，还是文明导致了更多的野蛮？我们到底是在创造新的文明还是在制造新的野蛮？
    我感到无力。书读得越多，道理听得越多，我却越不明白了。
    "这是一个无情而苍白的年代。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欺骗我们；我们相信爱情，爱情毁灭我们"――果真如此，生亦何欢，死又何惧呢？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有一天真地找到真理，也许一生寻寻觅觅，真理依然遥远；可是从早上到现在，我坐在这儿，所有的事都撂下不管，只觉得写这封信，说这些话，是我人生最最要紧的事――我摸摸胸口，到底这股子热乎气儿是真的，到底还有靠得住的，到底还是有生离死别隔断不了的惦念呀。你们中的一个人告诉我，到最后，只有爱，只有爱超越一切。我信。有了这一点点在心里，在我们所有人心里，毁灭或死亡又算什么呢。
    真的好想你们。都好好保重。
    4/23/03 11:19AM
    
    看到这些文字，不知应该说些什么。事实上，我的双眼已经被泪水打湿。我们这一代人，据我们长辈们常说的，是幸运的一代。虽然我们赶上了文化大革命的尾巴，但毕竟是成长在改革开发的年代。然而，同样，在经历了89风波、金融风暴、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之后，现在又弥漫着对"非典"的恐惧。尤其令人迷茫的是，我们几乎不知道前面还会发生什么，还有哪些突如其来的明天。我们曾经激情澎湃，继而又小心翼翼地生活，总希望用自己的虔诚、辛劳去赢得一方天地、一片净土，但结果会怎样呢？除了迷茫，我们几乎一无所知。
    也许，与我们的上一辈比较起来，我们还是幸运的。前些天，看到梁慧星教授编辑自选集的序言。想先生当年，也是青春做伴。然而，大跃进、大饥荒之后，又是文化大革命；革命之下，文化荒漠自不必说，继之以参加四清运动，分配到工厂劳动，三十多岁才得以再续学业。无怪乎，梁老人生六十载之际，谨述生活教训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称你再生父母的尤须防。"――那是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
    一个缺乏友爱、没有诚信的社会，这就是我们的生存状态么？！
    我想，这是否是因为过去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政治主导的社会，或者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社会的原因呢？我们已经习惯于政治的谎言与虚伪，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一个亦复如此的市民生活的社会。
    在政治生活中，我们是经常被肯定的抽象意义上的"人民"，以致于经常有诸如人民公社、人民公安、人民法院、人民银行和人民医院等之类的说法。但实际上，我们更需要有人了解我们的内心，关心我们的具体生活。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的个人去生活，需要生活中彼此的诚实与信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建构市民社会才会成为一个问题。
    
    
    
三

    
    
    市民生活是真实的。
    与此相反的是政治生活。在党员生活会上，人们为了给自己一件外衣，各自表达着自己的忠诚，以此获得通向权力的阶梯，也建立起保全自己的一道屏风。这道屏风，使真实的自己脱离了自我，成为某部苏联影片中的演员，而且在自我陶醉的狂想中，更多地成为了影片的主角。米兰·昆德拉说，"任何政治运动并非建立在理性的态度之上，而是以表演、形象、词语、老套等为基础，其总体构成了这种或那种的政治媚俗"（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许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第306页）。
    政治媚俗也表现在对民众生活的操纵，典型的就是所谓"新闻导向"的说法。新闻导向将人们的思维与生活状态都加以简化：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总是处在欣欣向荣之中，今年的产值和效益总是高于去年，同期又增加了多少多少，而对环境的破坏、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社会公共负担的增加，都是不被计算进入的。在这种模式下，最初是让人民对外界一无所知，至多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犄角旮旯去发现一些"水深火热"和黑暗；当这些封锁已无法应付自如的时候，便又指出，即使现实生活之中有些不协调、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那也只是建设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个别现象或小问题，"主流"则永远是好的。因此，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现政权，它将把我们带入更美好的明天，――尽管与现实的苦难相比，明天的美好描绘总像是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对市民生活和于此之下的经济建设的把握，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早期共产党人的理解力。因为他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物质已经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之上的，而且也缺乏进行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战时供给体制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相结合，为某种集权体制的形成找到了依据，也是他们的经验自然延伸所及的部分。这样，个人崇拜和对市民真实生活的漠视，就在情理之中了。因为建立在不真实的生活之上的虚无信仰，是需要一种超验的精神支撑的。好在于今天，在我们失去生活的真实以后，又开始寻找和发现我们真实的市民生活，试图还原一个生活的本来面貌。
    市民生活的基础则不同，它来源于我们对自己生活的绝对认同：它首先表现为对自己生命的绝对认同的一种信念，然后将它们延伸至生命的健康，继而延伸到精神方面（如人格权方面）。这种理念，完全不同于政治主导的社会中将民事权利看成是一种政府"给予"老百姓的看法。因而从这个层面上说，如果一部宪法不能够从这些市民生活的基础出发，那么法律学家们习惯于在宪法体系下去寻找民事权利体系的做法，本身就是一件十分荒唐的事情，――如果他们试图想去这样做的话，那么他们实际上就是在利用"政治"去曲解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包括现实的和所需要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萨缪尔·D·沃伦和路易斯·D·布兰戴斯两位教授于1890年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隐私权》一文，只是"发现"了人们生活中存在着隐私权问题，而不是"创造"了它，更不是"给予"了我们生活隐私的被尊重（See Samuel D Warren & Louis D Brandeis, "The Right of Privacy", in Harvard Law Review, Vol.4, 193, 1890）。这种"发现"的产生，也来自于我们对真实生活的绝对认同，而不是去试图掩饰和遮蔽它。
    在真实的生活中，任何个体的人都有着自己的行为倾向和主观意志，市民生活中的民事权利本身具有多样性，权利的设置应该尽量满足各种需求，而权利"法定"的范围只能在两个方面才能具有意义：一是为了公共利益；二是为了将既定的市民生活进行归纳、整理和条理化。前者，公共利益应该是在谦抑的程度和范围内被承认；后者，要在形式与内容之间避免"削足适履"的情况出现――避免为了形式上的完美而忽视真实生活本身。
    生活多彩，权利多样，而且这些平等的权利相互交往，使得我们的生活富于灵动和美感。从这个角度看，市民生活中的法律交往行为是具有美学意义的。
    

草成于2003年7月底    
福建友人于宁杰同游武夷山之际   
时南方酷热大旱，独山上清爽宜人  

（原载《私法》第3辑第2卷/总第6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441－447页 [XY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