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岔村,地处湖北省十堰市房县,是一条有名的上访大村。从95年起,这里的上访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由于村民们不堪繁重的税费以及村干部的贪污腐败,2002年8月,村民们一致罢免了原村干部,进行重新选举。2003年,三岔村与邻近的金沟村合并,合并后共有13个小组。新组并的三岔村在2003年元月8日按照严格选举程序重新选举村干部,向昌海在选举中以高票当选为村主任、刘清国被聘为村文书,并由党员选举出村支书王奎先、副书记谭启炳、程传生。
一、维权行动:八年艰难上访路
三岔村地处鄂西北,是湖北省一个典型的贫困村。2001年人均需交税费163元,没有工业也没有副业收入的村民不堪重负。但大多数村干部和乡干部一道迫使农民交税费。如果不交,就抓猪,牵羊,扒粮食。后来,他们甚至派出所谓的“工作组”挨家挨户清收。如三岔村二组村民杜柱合因交不起税费而被“工作组”强行抱走家里唯一值钱的黑白电视机。类似的例子在三岔村举不胜举。 除了税费问题外,村干部的吃喝腐败也令村民非常气愤。有工作时吃,平时没事也吃,中午吃,早晚也吃;还想办法找机会吃。由于吃得离谱,竟然一年“吃掉了村委会”,最后不得不卖掉村委会大院,使得村委会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了,没法只好在茶场集中办公。1998年,茶场承包费一年七千元都被吃掉了,年终结帐,村委会不但拿不到承包费,还倒找给茶场0.25元。
村里的帐务十分混乱,很多帐目都说不清。大量是便条入帐,重复入帐,光是白条就有70多万元。
村里的种种问题,村民们强烈不满。从1995年开始,杜柱合,刘清国,张兴全,王根先等四人被选为村民代表上访。可是,无论是乡里,县政府还是检察院均不予理睬。
1997年开始,退伍的伤残军人向昌海参与进来。向昌海平时就爱读法律政策方面的书籍,正因为这个,日后他成为村民领袖。他开始组织村民学习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村民们通过学习法律政策后,心里逐渐有了底,发现了干部们的问题,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从此更坚定了向上级反映问题的决心。
村民们选出自己的新代表,杜柱合,刘清国,张兴全,王根先等五个人又开始了上访之路。上访到十堰市,当时的十堰市市长马荣平批示要迅速查帐,并向自己汇报,由房县县长张伟国负责,要求彻底清查,一个月内听汇报。张伟国将任务交给了窑淮乡党委书记高龙杰,而他又将任务交给了纪委刘书记负责。
查帐时,乡里独揽了大权,村里有代表5人,但代表却被告知“要你参加,才能参加,不让参加,看一眼就不行。”但是村民代表还是偷看了几眼,发现很多问题。比如9年间100多万的帐竟有70多万白条。有人用白条和正式发票重复列支,一个村干部将一笔上交税费9000元变成一万多元,查帐过程中村民还发现乡政府参与查帐的人给某村干部重新做了帐。
乡政府在查帐的过程中弄虚作假。9月份,清帐结束,村民们被告知“问题不大”。
村民们对于第一次查帐的结果很失望,逐渐又捐了一笔钱,村民代表再次来到了十堰市去找市长赵兵。12月25日,市委工作组来到房县,调查农民负担。村民马上组织了23人,包车到房县去找工作组。县委副书记陈耀琳当即答应第二天派工作组到三岔村查帐。
2001年6月10日,县经管站作出了“关于窑淮乡三岔村村级财务审计报告”,的报告,确认三岔村八个村干部中有六个存在不同程度的贪污,挪用公款等经济问题。 村民们愤怒了,他们决定罢免村官。在一次有乡长,乡党委副书记,村干部,本村的党员,小组长及村民大约500多人的干部考察会上,村民代表王根先在会议结束时跑上前要求罢免村官,三岔村超过一半以上的村民都举起了手。
王根先宣布:“罢免通过”。
但是乡里不承认。
短暂的几天平静之后,2001年7月5日上午,大批的警察,联防队员,各级干部都突然出现在三岔村,正在地里干活的村民代表、党员杜柱合被塞上警车并遭到毒打。他们还准备抓捕其他村民代表。村民闻讯之后纷纷赶来,将警车和警车团团围住,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并强烈要求释放他们的代表。当天晚上,遍体鳞伤的杜柱合被释放回家。
这就是房县有名的“七•五”事件。
二、维权分子:从“在野”到“执政”
2003年元月8日,三岔村村委会换届选举,向昌海被高票选为村委会主任,刘清国被聘为村文书。维权积极分子从“在野”转为“执政”。但是,他们却碰到了新的困惑。
上面交给的任务,三岔村新班子完成得格外艰难。当地政府有规定,农业税一年分两次收,上下半年各一次。今年7月份,别的村的农业税都完成了60%以上,而三岔村却完成了不到9%。尽管现在的农业税比以前少了一大截。但是大部分村民却抵制交税。对此,村主任向昌海感到有点力不从心。一方面,自己是村民民主选举出来的,必须对村民负责,为村民说话;另一方面,上面交给的任务不能不完成。面对这种局面,村主任向昌海感到进退两难。为什么三岔村进行了民主选举,新班子却遭遇此种尴尬的局面?笔者在采访中,发现主要有以下的原因。
(一)村财务问题
村财务混乱,村帐十几年没有公开过是村民们抵制农业税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三岔村财务十几年从未公开过。两次查帐表明,三岔村的财务混乱,原村干部贪污严重,但是乡政府却漠视房县经管站出具的“关于窑淮乡三岔村村级财务审计报告”的内容,不对违法的村干部进行处理,任其逍遥法外。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许多村民以“村财务不清,原村干部得不到应有的制裁”为由,拒绝交纳农业税,甚至有村民毫无忌讳地说,村财务问题什么时候能够得到落实解决,我就什么时候交税,包括以前所拖欠的税款,一分不差地交上去。现任村文书刘清国告诉笔者,问题得不到解决,主要是乡政府不支持,袒护原来有问题的村干部。查帐的结果得不到落实,主要原因也在此。三岔村二组一农民对笔者说:“我们是农民,种了国家的地,交税是天经地义的,只是乡里不给我们解决村财务问题。我们就只有一直抵制交税。
(二)窑淮乡税费改革违背国家有关政策
在上面发放的湖北省农民负担卡上,每家农民负担的亩产平均1000斤以上,有的甚至达到4000斤以上,远远高于了实际的800斤的常年产量。乡里给每个农民的产量加倍,让农民们苦不堪言。村民们说,即使是最好的田,有充足的阳光,科学的技术充其量也只不过是1000斤。更何况,三岔村的地都是在山脚下,阳光缺乏,水源不够?乡里却不顾实际情况,照样摊派。这让农民们觉得不合理,无法接受,抵制交税。
一方面常产定的过高,另一方面,村民们的土地分配不均衡。三岔村一二三组的地是最好的,平均每人要交纳68.4元的农业税。而其他组的地比一二三组的地差得多,也交那么多,甚至有的比一二三组交的还高。
三岔村三组的组长周本健对笔者说:“三组的地十几年都没有分配过,存在着很多不公平的现象,甚至还出现了乡政府向死人要税费的事情,让人啼笑皆非。”对此,乡一级政府一直没有给一个合理的说法。他们只催农民交税,而不管其他的事情。乡党委副书记郭兴林在一次三岔村的群众会议上说:“你们种了国家的地,不管怎么样,税是一定要交的,不交就是抗税,是犯法的,我们收税是有政策依据的,你们自己回去好好反。”笔者纳闷,难道收税就不管实际情况?他们只是强调收税,却不给农民解决实际问题,这怎么能不让老百姓心寒?
由于三岔村遗留的问题太多,新班子开展工作十分困难。
三、乡政府:在恨与痛的边缘
作为上一级的领导,乡政府本应支持民选村长的工作.但是窑淮乡乡政府却痛恨三岔村的民主.这主要体现在工作不支持上.向昌海村长对笔者说,他有一次在县里争取25000元的建设费,但给乡政府克扣,至今仍没有返还.三岔村的困难,乡政府不给予解决.在采访的过程中,有农民向笔者反映,他们到信用社贷款,一听是三岔村的人,马上变脸,说什么也不会贷款给三岔村的人.2002年7月5日发生在三岔村的"7.5事件",乡政府认为那是损害了其利益,形象,便更加痛恨三岔村。 笔者在采访窑淮乡的官员时碰上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在乡政府大院里,当笔者说明来意时,民政办的邢主任说了一段让人回味的话:“哦,你门是从三岔村来的,你去找他们向昌海去吧,他们已经实行了民主,什么都撞,乡里管不了了。”没等笔者回过神来,那位肥胖的邢主任已经找人招呼我们离开了,摆出一副仇恨的嘴脸。
当问到如何扭转这种局面时,向主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作好群众工作,让村民明白以大局为重;第二:宣传政策,学习法律,武装自己;第三:推动有文化的人学习政策法律解决实际问题;第四:通过三岔村自身的发展,扭转局势。新班子走马上任已经半年多,对于未来的发展,向主任踌躇满志:一:推动农村产业调整,多条路发展三岔村的经济,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平。如从种植黄姜向种植药材转变,发展价格高的山药。二:走科技致富之路,让村民学习科技,懂科技,为致富铺路。三:积极化解村民的内部矛盾做到团结一致。四:组织村民学习法律政策,武装自己的头脑.说到这些,向主任目视前方,很有大干一场的决心。
四、结语
笔者在三岔村的调查已经结束,汽车缓缓地驶离此地.山依旧青绿,小溪依旧流淌,小羊依旧无忧无虑地吃着青草,这里不会因为我们的到来而发生改变.。
但我们无法忘记我们在这里留下的脚印,撒下的汗水以及乡亲们的纯朴与热情;更无法忘记那连绵群山背后的贫穷与乡亲们对生活的无奈。对于三岔村,我们无法告别;对于三岔村,我们有太多的依恋。
心情是沉重的.我们在思考着同一个问题:就是这么个有山有水、人杰地灵的三岔村,经济为何发展不起来?是不是有了民主,一切都会因之而改变,还是只是换了个形式,一切依旧不变? 我们怀疑,现在的三岔村内外交困,实现了民主又能如何?
在中国这块神圣的土地上,改革注定会有太多的艰辛与痛苦。
“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三岔村在探索民主之路,中国农村在探索民主之路。我们深信:困难是暂时的,总会有天晴的一天!
三岔村已经迈出了村民自治胜利的一步。我们期待着:这里的民主之路会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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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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