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失物的财产权结构——重新反思梁丽案件
张淞沦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摘要】梁丽案件中当事人的自相矛盾，源自传统民法在定位遗失物的权利结构之时，严重忽视了如下事实：即无论拾得人还是所有权人，在遗失物问题上都存在严重的有限理性。这一疏忽导致民事立法对当事人施加了大量的无谓成本，也助长了刑法界中对此类行为动辄归罪的不当倾向。我国物权法对遗失物的判断具有体系上的合理性，但其实际体现了如下不当预设——即国家对遗失物的控制要比个人更加稳妥和可靠，这不仅违背法治精神，且会因严重违背民众的一般认知而引发不必要的非议与反感。立法应当放弃以权利性质来定位权利效力的陈旧进路，转而以把握权利归属过程为核心，明确具体当事人权利的具体内容。
财产权谱系、财产权法定主义与民法典《财产法总则》
王涌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摘要】对世权是财产权的本质。财产权概念的外延是广阔的，不应限于有体物财产，应涵盖无形财产权；不应限于法典中的财产权，应涵盖被忽略的单行法所创制的隐蔽的财产权；不应限于私法创制的财产，应涵盖公法创制的财产。财产权的形态虽然纷繁复杂，但从最简单的形态——公物，到最圆满的形态——所有权，中间存在许多形态。财产形态从单纯的排他性到复杂的可转让性，由简及繁，可以形成一个清晰的财产权谱系。财产权的排他性和可转让性必须由法律规定，财产权法定主义是财产法的重要原则，财产权法定主义的最本质的两个要素是：一是财产权中的对世排他力需法定，二是财产权中的对世排他力的转让需法定。“权利法定类型化”是财产权法定主义得以实现的立法技术。中国民法典应设财产法总则，对财产权的基本问题和共同问题作出规定，应对实践中复杂的财产权问题，并保障民法典体系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