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主体与食品安全标准制定
——基于合作规制的法理
高秦伟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
【摘要】最近几年来，有关乳品安全国家标准的争论持续升温，广大公众对此感到无所适从。中国《食品安全法》以专章对食品安全标准进行了规定，并排除了“行业标准”。从现实情况来看，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并未因法律的实施而结束相关的争议。如何认识企业标准与行业标准，如何发挥它们的作用与角色成为学界重点探讨的课题。本文认为强调国家标准的作用固然符合中国目前的现状，但是在合作规制的模式之下，既要强调国家的作用，也要发挥行业协会等私人主体的作用。国外经验证明私人主体的标准制定体现了科学发展、市场需要以及自我规制等特点，切实保障了食品安全与公众健康。本文重点阐述了合作规制的法理，探讨了政府规制与自我规制的优劣，同时结合美国、中国等国家的经验教训，分析指出私人主体的标准制定要想能够积极地发挥合作规制的作用，除了需要从反垄断法、知识产权法等诸多方面加以制约外，还特别需要在标准制定的正当程序上强调公开、平衡、合意与协调等因素，强化对自我规制的“再规制”。
知识产权制度与知识财产创造者的行为选择
杨 明 北京大学法学院
【摘要】知识产权制度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激励知识财产创造的经济环境，但实际上，任何市场主体都不会仅凭这样一种经济环境而轻率地选择投资于知识财产的创造活动，他们更为关心的问题是，具体的、不同的知识产权制度形成了怎样的经济环境。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分别从“知识产权的取得”与“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这两个不同方面进行解析，在此基础上，市场主体才能结合自身情况展开“成本—收益”的理性分析，做出是否从事、以及从事何种知识财产创造活动的行为选择。
“厌讼”幻象之下的“健讼”实相？
——重思明清中国的诉讼与社会
尤陈俊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摘要】利用多种类型的不同史料所作的综合分析显示，明清以来的很多区域均不同程度地呈现出词讼数量激增而非民众普遍“厌讼”的社会景象。而在诸种史料之中，那些关于地方衙门所收词状数量的记载，既对我们认识当时社会的诉讼实况有所帮助，也容易产生一些误导性的影响。其关键在于，衙门所收词状的总数，并不能被直接等同于讼案的实数，因为这些词状之中，有大量是属于针对某一相同案件的催呈或投词。重思明清时期的诉讼文化，不仅需要对明清衙门所实际面临的词讼压力谨慎估量，还应该对明清官方所常用的“细故”、“鼠雀细事”等称谓的微妙意涵，以及健讼之风的区域性差异加以关注。片面坚持“厌讼”旧论固然会使我们错失对问题的全面认识，但如果对一些相关史料不加仔细辨析便转而径自强调“健讼”新说，也容易堕入矫枉过正的陷阱。
论民事执行救济
——兼论第三人执行异议之诉的悖论与困境
赵秀举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摘要】在民事强制执行法的制定过程中，有关民事执行救济的内容无疑依然会是一个难点。民事执行救济虽然为执行程序中的具体制度，但就其内容而言则所涉内容甚为广泛：它是一种程序法上的救济，却与实体法密切相关；其目标是阻止执行机构的不当执行行为，但程序中的两造当事人却始终局限在债权人、债务人或者第三人的范围。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虽然大幅度地增加了有关执行救济的内容，但尚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认为已经构建了执行救济制度。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依然缺乏从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中来认识和界定执行救济。此外，我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制度和既判力制度的混乱不清，也加剧了执行救济制度构建上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