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类型，一种构造？
《民法通则》第66条第1款第3句的解释
张家勇 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摘要】因不作否认表示而对他人行为负责之规定与私法自治理念存在冲突，乃民法学应予关注的重要问题。民法通则第66条第1款第3句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容忍代理与拟制追认两种解释可能性。从司法案例及比较法的考察可知，两种构造虽同样针对无确定内涵的行为样态，均需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价值填充，排斥拟制技术的运用，但二者所涉主体的利益关系及法律基础不同，在构成要件上应作区别对待。民法通则在文义上将两种类型收编一处，在法律构造上难称妥当，需经立法途径加以解决，即应将容忍代理作为广义表见代理特殊类型，而将拟制追认改为默示追认纳入追认代理的一般规则处理。
民事责任能力：本原与异化
陈帮锋 厦门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摘要】责任能力原本是识别能力的抽象化，它与作为识别能力较高程度抽象化的结果的法律行为能力相区别。德国学者锻造了广义行为能力概念将责任能力与法律行为能力有限地统摄起来，但不能一体使用。1922年《苏俄民法典》却另创了将做出法律行为的能力与承担违法责任的能力溶为一体的行为能力理论，取缔了法律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的区分，两者一体使用。《民法通则》接受了这种行为能力包含说。由于广义行为能力理论与行为能力包含说的相似性，学者误认后者为前者，然后从前者出发，推导出《民法通则》的“责任能力”的存在，引发不少争论。其实，在德、日、台的法律背景下，责任能力是过错行为的归责能力；在我国法的语境下，这种意义的责任能力并不存在。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安全保障义务
刘文杰 中国传媒大学法律系讲师
【摘要】作为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的立法范本，美国1998年《数字千年版权法》的假想规范对象是单纯的技术支持提供者，其特征是被动性、工具性和中立性。然而，二十一世纪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以网站为平台，在相当程度上扮演着社会性场所管理人、群众性活动组织者的角色。鉴于此，有必要重塑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的法理基础，即采纳传统的安全保障义务理论，以“开启或加入交往空间者对其中的他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应在合理限度内照顾他人权益”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注意义务的基本原则。与物理空间中的安全保障义务一样，网络空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只是“合理的注意”，而非无限的安全保证，它并不意味着对一切信息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控，而是要看具体情形的危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