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今天的结婚证，但见：“……申请结婚，经审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结婚的规定，准予登记，发给此证。”数十汉字，简明以至冷酷，所指引的方向，感觉不像甜美的婚典，而是血祭的屠场。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喜欢民国的结婚证书，正如并非所有人都怀念民国，甚至视之为故国。有人认为民国结婚证上的文字过于矫情，华而不实；有人说，华美的结婚证书，未必能通往华美的婚姻与爱情；有人指出，结婚证应该实在一些，与其附庸风雅，不如直言无讳，将法律抬出来，《婚姻法》才是婚姻最切实的保障……

　　矫情云云，恐怕不是是非的问题，而是审美的问题，这并一定之规可言。至于拿《婚姻法》说事，显然忽略了一点：民国并无专门的婚姻法，结婚证书欲诉诸而不得。

　　这些批判，****的误区在于，将结婚证上的文字与爱情挂钩。结婚证捍卫的是婚姻，婚姻与爱情，其实还隔了一层。“喜今日赤绳系定，珠联璧合，卜他年白头永偕，桂馥兰馨”云云，温情或者酷寒，绚烂或者平淡，不过是一种说辞，就像我们参加婚礼，祝福新人“新婚快乐”，然而他们快乐与否，与我们的祝福能有多少关系呢。

　　与爱情无关，那与什么有关？我以为，结婚证上的文字，关乎一个时代的文风，文风则是一个时代的世风最鲜明的体现。

　　民国时期，传统文化尚未全然衰败，斯文犹在，古风犹存。风雅的婚书，并不鲜见。除了通用的“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最著名的婚书莫过于胡兰成与张爱玲那一份：“胡兰成张爱玲结为夫妻，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小说《来不及说我爱你》虚构了一份婚书：“慕容沣尹静琬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琴瑟在御，莫不静好。”虚实两者，恰好声应气求。

　　20世纪50年代的结婚证，证词改头换面，与民国完全是两种风格：“我俩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之精神，自愿结为夫妻，平等相待，互爱互敬，互相帮助，互相扶养，和睦团结，劳动生产，抚育子女，为家庭幸福和新社会建设而共同奋斗。”这些话语，都是那个年代的流行词汇。其要点，在于“自愿”“平等”，是为新中国的婚姻理念与旧中国的****区别。

　　“文革”时期的结婚证（还有情书），常被今人当作笑柄。然而轻薄的笑声背后，暗藏了几多历史的苦难。彼时结婚证上，必有毛主席语录，如：“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在语录的重压之下，所谓婚姻自由，便生出一丝反讽的意味。

　　……

　　不妨说，结婚证正是一个时代的证物。百年中国，屡经转折而支离破碎，有时不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十年便分出了两个泾渭分明的时代。时代的变迁，体现在结婚证上，便是证词的“日日新”，从斯文到粗鄙、从温情到冷酷的转型，仿佛发生在一夜之间。这对新人而言，无疑要承受剧变的苦痛；对后人来讲，则提供了一种考察历史的方便：我们可从结婚证上的文字及其风格，判断它属于哪个时代。

　　我要谈的主题，正是一个时代的文风与世风。重申一下，不要小觑文风这玩意，它不仅能折射时代的面貌，甚至能隐喻、引领时代的命运。世人常以为世风决定文风，实则文风亦可反制世风，正如他们常以为政治决定语言，实则语言亦可反制政治。奥利弗·霍尔姆斯（OliverHolms）曾以英国史为例，论析文风（语言）对世风（政治）的反作用：“语言腐坏了。臭气还熏染了英国的良心。政治上的三刀两面，自然是产生于语言的含义双关……都铎时代的轻浮文风，到了斯图加特时代，就发展成了弑君与暴乱。”这么说，是不是抬举了文风的力量？可以王蒙的见证为补充。王蒙为老革命家李新的回忆录《流逝的岁月》（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作序，回忆1946年，少年王蒙初见李新，此前他刚好听到国民党北平市社会局长温崇信的广播讲话，二人的言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体会到一个政党的前景，从它的文风上已经可以看出端倪。我还说，一个政权的衰落是从语文的腐烂上开始的……”

　　文风的腐化与世风的腐化，也许同步发生，并无因果之分。你可以说，世风的腐化导致文风的腐化；我何尝不能说，文风被败坏，导致思想被禁锢、世风每况愈下？当一个时代的文风充满了陈词滥调，可想而知其世风的庸俗；当一个时代的文风空洞化、八股化，这个社会必然单调乏味；当一个时代的文风由政治统率，为意识形态禁锢，这注定是一个封闭如牢笼的时代；当一个时代的文风被谎言包围，走向衰亡将是它无法逃避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