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个极其宏大的事业……然而,假如能在这个宏大的事业中做一名冷静的旁观者,做一名具有耐力的思想者,为这个事业的年轮增加点滴记录,也是非常值得的。在这个不少人已经打算将“后现代”奉为时尚的年月里,我这本书里还在不厌其烦地叙述那些“启蒙”的东西。这是因为我总是固执地相信,法治启蒙的工作在我们中国还远远没有完成。
我上小学的时候,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我高中毕业开始走入社会时,那个荒唐失序的动乱岁月刚刚落幕。我对那些70后和80后的人们说,自己的少年时代并非“阳光灿烂”,而是在社会政治动荡中虚掷了不少光阴。不过,那些比我大几岁并经历了艰苦生活磨练的人们却特别认真地对我说,你其实还应该属于“基本上没怎么耽误的一代”。我以为所谓“基本上没怎么耽误”,大致和我后来在大学里读了法律专业有关。
学习法律纯属偶然
回想起来,当初选择学习法律专业纯属偶然。1979年夏天,我参加了全国高考。在填报重点大学的志愿栏目里,我优先选择了几所大学的经济学专业,又随意地填报了一所政法学院的法律专业。没有料到,我真的接到了这所属于全国重点政法学院的“绝密专业”录取通知书。不过,打开通知书后我还是深感惊诧:这是一个我事先并没有填报的“刑事侦查专业”。在极度困惑中,我几乎决定放弃这个学校的录取。我向父母发誓,如果我明年再参加高考,一定会考得更好,并考取我向往的经济学专业。父母建议我慎重考虑,这毕竟是经过艰苦的高考获得的入学通知书。随即,我拨通了这所学校的招生办公室的电话,在电话里我提出了自己的抱怨,并告诉校方我可能决定放弃这次录取。接电话的是一位态度温和的女教师,她在电话里告诉我,那个“刑事侦查专业”,是这个学院临时受公安部委托增加的学科。如果我坚持要学法律专业,唯一的可能就是找到一位法律系的同学和我调换。她说能考上大学不容易,可不要轻易决定放弃,还是先来学校报到为好。我听从了她的建议。来到学校后不久,校方果然找到了一名愿意和我调换的同学。就这样,我开始步入了学习法律专业的殿堂,这一刻便成为我今后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的定格。更有趣的是,那个当初和我调换专业的同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公安部,后来当上了公安部副部长,从此步入仕途而且前程不可限量。
后来有人总是和我开玩笑说,如果当初你去学了刑侦,说不定也能当个部长级干部。我自知之明地讲,我不适合从政,如果当年学了刑侦专业,估计现在充其量也就是在警官学院里当一个副教授。这么多年后回想起这件事,我还是觉得人生苦短。如果有可能,还是尽量选择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无论走到哪儿,这一点大致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专业前景颇为疑惑
从那时起,我在海内外的法学院里先后学习和工作了了十几个年头。可以说,今生今世恐怕也不会离开法律这个专业了,无论是工作,还是写作。
不过,对法律专业前景的疑惑始终纠缠着我们这一代人。曾经使我们这些法律从业人员一度感到自豪的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导师马克思和列宁最初都是学习法律的。不过,后来他们都深感到法律这个行业还不足以拯救这个苦难的世界,他们的兴趣最后都转向了更为宏大的主题。
毛泽东在年轻的时候其实也差点去学法律。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的一天,他在延安的窑洞里和一个名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新闻记者兴致勃勃地谈到,当年他在长沙求学时,也曾一度失学。有一个同乡劝他去读法政学校,说这是一个将来容易做官挣钱的专业。毛泽东曾一度动心,还交了一块大洋的报名费。最后,他还是决定去投考湖南长沙的一所师范学校。毛泽东后来的革命生涯不断在提醒他,他当初幸好没有选择去进法政学堂学法律。即便他当年进了法政学堂,估计迟早也会退学；即使毕了业,也早晚会失业。早在1927年,他在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写到:“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现在农会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样呢?我想不能吧。”
法律学科长期以来在中国是不被重视的。那些早期革命倡导者们希冀以疾风暴雨式的变革来解决问题,拒绝接受同步渐进的制度演进和知识积累过程。这样一来,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战争和动荡的年月中,中国的法律人士们成了历史这面镜子中最尴尬的一群人。
法治是极其宏大的事业
不过,今非昔比,革命和战争的年代终于结束了。上个世纪的末期,当和平发展的“集结号”再次在我们中国人耳边吹响时,法治的种子又开始在古老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开花和结果。这些都和我们今天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息息相关。
我们这一代人,连同我们的父辈们头脑里始终对往日的社会失序和灾难记忆犹新。我们总是担忧像文革这样的噩梦,或是像党派血战这样的事情还可能在这块土地上重演。然而,我注意到,我身边的那些青年的一代人并不相信这类东西,他们身上始终保持着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精神。在工作单位里,我看到他们坐在电脑前专心致志地看动物们在网上做各种各样滑稽可笑的动作,他们不时熟练地用手机“转发”或“评发”着各类段子,他们早已对这个国家往日的苦难浑然不觉。也许,这也算是个好的兆头,因为单纯或者天真本身就更接近人类的本性。从他们来到这个世界直到现在的超过四分之一世纪中,中国经济发展保持高速增长,没有出现过全国性的内战,也没有遭遇恶劣的国际环境,这在过去的150年里从未有过。这些出生于1970年代以后的年轻一代,将很快成为中国社会舞台上的主角。他们今后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将可能逐渐地塑造一个新的世界,尤其是在中国已经毫无悬念地成为世界重要组成部分的今天。他们今后的努力将会让更多的人相信,中国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顽症,并不一定只能依靠中国土生土长的地方性药品来医治。近百年的历史发展表明,这个国家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是有希望实现根本性社会变革的。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十个年头。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国家景象变迁的幅度之巨大往往让人恍如隔世,我亲眼看到中国社会在一步步走向美好。我的很多法律界同事们正在殚精竭虑地思考,如何使这个处于巨大转型的国家在新世纪里适应它的新角色?他们开始发誓,在这个新的世纪里,中国人应当过上一种新的生活。
这本书收集了我近两年来的随笔作品,它们是我这些年里日积月累的思考记录。写作这些文字,占用了我大部分业余时间,有些文稿是在数万米高空的飞机上完成的。我希望通过这些文字,包括对那些人物和故事的叙述,可以帮助人们在传统文明和现代世界秩序的缝隙中,看到中国法律在价值、制度以及技术层面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法治是个极其宏大的事业,在这个事业中,自己深感卑微,也许连一颗螺丝钉或一块砖瓦都算不上。然而,假如能在这个宏大的事业中做一名冷静的旁观者,做一名具有耐力的思想者,为这个事业的年轮增加点滴记录,也是非常值得的。在这个不少人已经打算将“后现代”奉为时尚的年月里,我这本书里还在不厌其烦地叙述那些“启蒙”的东西。这是因为我总是固执地相信,法治启蒙的工作在我们中国还远远没有完成。
这篇序言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借用他书中人物的口吻说的那段意味深长的话:“过去是已经发生的事,所以无法改变。话虽如此……河流不是一直流到这里来了吗?那就暂且把这里作为现在。流到这里之前、还在上游的时候便是过去,已经无法改变。可是呀,将来要从这里流下去的下游,是可以改变的。”
(本文为《北京往事》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