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学科背景下的代表性人物，曾不约而同地表达过一种相同的观点:只知其一，一无所知。
这句话出自英国19世纪的宗教学家缪勒。他认为，宗教学的主旨，可以简单地归结为这八个字。言下之意是，如果你只懂得一种宗教，其实是不懂宗教;必须比较、打通各种宗教，你才能真正地懂得其中的一种宗教。缪勒还说:“成千上万的人信心之诚笃可以移山，但若问他们宗教究竟是什么，他们可能张口结舌，或只能说说外表的象征，但谈不出其内在的性质，或只能说说内心所产生的力量。”缪勒的这段话，想必能够得到德国文学家歌德的首肯。因为歌德在论述语言的时候，也表达过类似的见解。他说:“只懂一门语言的人，其实什么语言也不懂。”换言之，对一种语言的理解，必须通过多种语言的比较才可能获致。
对此，中国历史学家钱穆也有同感。他在《老庄通辨》“自序”中写道:“清儒亦有言，非通群经，不足以通一经。推此说之，非通诸史，亦不足以通一史。非通百家，亦不足以通一家。”钱穆的名山之作《先秦诸子系年》，其实就是这样写成的。正如他在此著序言中所言:“余之此书上溯孔子生年，下逮李斯卒年。前后二百年，排比联络，一以贯之。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皆应。以诸子之年证成一子，一子有错，诸子皆摇，用力较勤，所以较实”，钱穆的这番“夫子自道”，较之于缪勒、歌德，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他们三个人共同推崇的“为学之道”，实际上是重申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有比较才有鉴别。假如你只看到了一个人，你是无法判断他的美丑的;他的美与丑，只有通过与其他人的比较，才可能得出结论。
把这个道理移植到法律领域，我们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只懂一种法律，其实什么法律也不懂;只懂一种法学，其实什么法学也不懂;只懂法学，其实并不懂法学。因为法律是一张网，任何一种法律都是跟其他法律纠缠在一起的，都是这张大网上的一个纽结，都不可能脱离这张网而独立存在。一种法律的价值、功能、作用、形态，甚至生命，永远都受制于它周边的其他法律。因此，如果想要真正地理解这种法律，也只有在这种法律与其他法律的相互关系中才可能实现。举个例子:行政许可法的价值，是为了减少、规范行政许可，但行政许可法的这种价值的实现，却受制于相关的法律:行政监察法、公务员法对于行政许可行为的监督约束力度，行政诉讼法对于行政相对人的救济力量，财政法律法规关于行政机关财政收支的具体规定，等等。人们常说的某种法律的“执法环境”或“实施环境”，其实就是周边的其他法律对于这种法律的牵制。
虽然在法律体系与法学体系中，有民法、刑事、行政法、经济法等部门法及部门法学之分，但这样的划分并不是天经地义的，而是一种人为的安排与设置。这种划分的积极意义当然不容否定。譬如，便于分类学习与分类研究，便于专业化的分工与数字化的管理。但是，它的消极意义也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那就是强化了各种法律之间的壁垒，撕裂了各种法律之间的有机联系。在法律实践中，“刑转民”、“民转刑”之类的现象就已经说明，不同部类的法律之间并没有天然的鸿沟，而是可以相互转化。当下正在兴起的“大调解”，其实也是把诉讼法、行政法、民法、刑法等相关法律融为一体、打成一片，服务于一个共同的目标:解决纠纷、化解矛盾。这就是说，社会生活中滋生出来的千姿百态的法律问题，并不会像流水线上掉下来的产品，总是会分门别类地各就其位。几乎所有的法律问题，都会牵连到多种不同的法律。因此，要精准地掌握某种法律，就必须全面地掌握其他方面的法律;只掌握了一种法律，其实并不能真正地掌握这种法律。
对于法学研究而言，情况更是如此。对于诉讼法的研究，深入下去，就会涉及到国家的宪政体制与国家的权力配置，因此，诉讼法学实际上是与宪法学、法理学、法史学等相关学科相互关联的。推而广之，法学的各个“二级学科”也是一个相互支撑的网络，并不能截然分开。只懂一个“二级学科”，其实并不能真正懂得这个“二级学科”，任何一个“二级学科”只有与其他“二级学科”结合起来，在融贯与打通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懂得。同理，法学学科作为一个整体，从来都不是独立自主、自给自足的，法学与哲学、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甚至是自然科学都是相互关联的，都是应该“打成一片”的，因为这些不同的学科都是对于整体性的人类生活的回应。
想想波斯纳的经济学功底、萨维尼的历史学修养、孟德斯鸠的社会学视野，再想想高举“纯粹法学”大旗的凯尔森的哲学背景，我们既可以明白，一个法学大家是怎样炼成的;也可以理解，“只知法学，其实并不知法学”所蕴含的哲理。
(作者为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转载自：《检察日报》2月11日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