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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建筑学—与何莫邪教授晤谈记述


发布时间:2006年11月27日 舒国滢 点击次数:4222

 

     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的名字,中国法学界的学人也许知晓者寥寥无几,因为我们至今尚未读到过他的作品。不过,他的学生鲁纳(Rune Svarverud),在我国法学圈内应该说还并不陌生,他于《中外法学》2000年第3期“西方法学在近代中国的引进与吸收研究专号”发表《万民法在中国:国际法的最初汉译,兼及〈海国图志〉的编纂》一文,考梳之勤、材料翔密,其治史功力即使我国法律史者也不得不为之惊叹。

    事实上,鲁纳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何莫邪先生亦堪称汉学的一位大家,其乃奥斯陆大学汉学系教授,在海外汉学界颇有声名,他精通多种文字,以学问广博、治学精深而受同行称道。2000年2月,本人随团访问挪威奥斯陆大学人权研究所,经该研究所中国项目负责人李莎女士(Lisa Stearns)的引介,与何莫邪有一面之谈,他的风趣、健谈、博识和睿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与何莫邪先生的话题,是从他所治中国之学开始的。他介绍了自己近期的研究,特别提到由其参与撰写的《中国逻辑史》,该书属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所编大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一个分册。由此话题展开,我们在后来的时间里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上进行着愉快地交谈。在谈话过程中,何莫邪先生的点拨,使我重新审视过去那些已成定论的“常识”的问题性。我感到这次纯属于私人性质的交谈所涉及的内容,也许是可以进入公共交谈领域的。故此,将其中的某些论题记录下来,还是有些必要的。这里仅依凭记忆,勾画三方面话题内容之大意:

    1.中西思想-文化的差异何在?何莫邪先生指出: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过分夸赞中国科学技术的成就。实际上,中国只有技术,但科学较缺乏。因为科学是一种形式化的建构理论的体系,而技术却不一定是有科学根据或科学论证的(例如,古代的炼丹方术)。换言之,技术有可能完全是凭感性的、经验直觉的。判断中西文化、思想和科学的差异,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看在它们的形成中有无逻辑的成分。逻辑是科学得以成立的支柱,没有逻辑的思想是不成体系的。何先生甚至指出:逻辑就是创造,没有逻辑就没有创造。逻辑理论不发达,这大概就是中国在近现代以来科学技术何以落后的原因。17世纪之后,西方以逻辑为基础的科学为其技术提供了强力的支持,而技术的发展恰好改变了整个世界的进化格局:东西方力量出现失衡。对于此点,何先生在《中国逻辑史》中作了详细的分析。

    2.中国文学何以无缘获得诺贝尔奖?因为何莫邪属瑞典科学院诺贝尔文学奖中文作品评定专家之一,我们的话题自然也谈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问题。但他对当代汉语文学作了不太乐观的估价。他指出,中国当代文坛缺乏在语言上有创造力的作者。一个好的作者应当是用一种类似复调(pluralphonatic)的语言来表达思想的,如古罗马的西塞罗,他的文字透现出一种醉人的芳香。在中国当代,只有丰子恺的散文具有这种复调的风格,但可惜仅凭散文还不足以有资格争取诺贝尔文学奖。在小说创作上,王朔的作品的文字有创造性,但其缺乏深度。而其他作家就谈不上有文字表达上的创造。国内有人指责汉语作品的翻译影响到汉语原作的语言文化魅力,这的确也是问题之一。但主要的问题还是原创作本身。有创造力的作品不仅有思想的深度,而且还表现在其表达的形式和方法上的独特性。两者均上佳的文学作品是很难寻求的。

    3.是否有一门思想的建筑学?何莫邪说,思想像建筑一样是一种构造。因此,研究思想,就要把思想创造当作一门建筑学来对待。这其中包括对思想的设计,方法的选择和作品出产的程序。没有一个合理构建的思想是很难说是一种思想(或者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讲的,这仅仅是“意见”,而不是知识)。循着他的思路,我提出了“思想硬度”的概念。我认为,在任何一个体系化的思想中必须有一部分是该思想的坚实的内核,它支撑着思想的理路和逻辑。无此内核,一个表面上显得宏大的所谓“理论大厦”将会倾斜。寻找这样一个坚实的内核,对思想构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何莫邪对此论点亦颇感兴趣,表示赞同。

    这一次从晚九点持续到次日凌晨一点的晤谈是令人兴奋的。但给我感受最深、且在过后引为深思的,恐怕还是何莫邪先生关于逻辑之创造力与思想建筑学的观点。

    在我们的学问传统中,不能说没有逻辑(中国的逻辑传统在先秦时期就已见端倪,而且在名家和墨家所治之学里就包含有逻辑学),但逻辑学并不是思想的主流。形式逻辑的思想至少没有形成强势而构成学人的理论旨趣,以至我们的文化人重直觉(顿悟),而反思辩;重个人体验,而反论辩商谈;重经验知识,而反理论知识;重微言大义(甚至空谈玄远),而反推导论证。应当说,这样一种思考传统对我们这些进入“技术时代”的人们来讲,带来非常令人痛楚的后果。可以说,在我们现在生活着的“意义的世界”里,到处充斥着逻辑的语言,——哲学、文艺、经济学、语言学、法学等等,莫不如此,以至于我们如果不懂得逻辑语言,我们就失去了与他人对话的媒介和谈话的机会,话语的沟通将在不久的将来变得愈来愈艰难。

    更为可怕的是,由于过去没有确立对逻辑应有的尊重,现在的学问人养成了“胆大心粗”的心理习惯,丧失了对学问的最起码的敬畏感,惰于小心的求辩和论证,而以大而化之、“总而言之”的轻松态度,化解各种空疏议论的死结,只求“我认为”的结论,不问“他人认为”的根据和推论。其结果,各种“论著”在数量上争轻重,但一旦较起真来,用逻辑这把尺子衡量,则皇皇之作立刻露出真形:我们竟然在作品中找不到任何一根可以支撑其庞大躯体的骨骼!细细想来,此等“瘫软的”作品怎能忍心让人卒读?

    鉴此,何莫邪先生“思想建筑学”的议论是深刻而又具有警示意义的。凡把学问当回事的学人确实应该把思想创造本身当作一门建筑学来对待:如果没有合适的机会和条件,我们宁可花时间造准备用于建筑的一砖一瓦,但切不要忙于在流沙上构筑我们安身立命的屋宇,这样的建筑比“豆腐渣工程”更不让我们省心。

(原载《法学家茶座》2002年第一期,山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熊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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