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之门》一书终于译完了，当译者邓子滨将洋洋80万言打印整齐的译稿放在我面前时，一直关注着译事进展的我由衷地为之高兴。本书的书名，英文为“Before the Law”，直译应为《法的门前》，是卡夫卡的小说《审判》中的一则寓言。寓言的内容是讲一个人站在法的门前，这个人带着对法以及对公民与法的交往能力的厚望而来，他本以为法应该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接近的。然而，守门人挡在了人口，阻碍了这个公民实现求见法的愿望。结合本书的副标题《法律过程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Legal Process），我想，作者的寓意是，本书不是像那个守门人一样把人挡在法的门前，而是要把这扇法律之门打开，带领我们进入法律适用过程中去。因此，我建议把本书的书名意译为《法律之门》。
《法律之门》是美国各大学法学院比较通用的一本法律教科书。在学习法律教科书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学生，面对这样一本书，一定会感到十分新奇。确实，新奇感是我在阅读这本教科书之后的第一印象。也许，这也是英美法系法律教科书与大陆法系法律教科书的重大差别。大陆法系，包括中国，实行的是成文法典，因而法律教科书主要是围绕法条阐述法理，具有体系性；英美法系实行的是判例法，因而法律教科书主要是通过判例阐述法理，没有明显的体系性。由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及现行成文法制度所决定，我们对于大陆法系的制度、理念和教学方法有着某种天然的亲和力，十分容易接受。相对而言，对于英美法系的制度、理念和教学方法较为生疏。在这种背景下，《法律之门》一书的翻译和出版，为我们亲近英美法洞开了一扇大门。
《法律之门》可以看作是一部英美法的微型百科全书。读后感到本书内容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广泛性。本书全面介绍了英美法，它不是局限在刑事法或者民事法的某个方面，而是类似于我们的法学概论。不同的是，它不是浅显地陈述关于英美法的一般常识，而是深入浅出地描述了英美法的整个适用过程。以我这个刑法学者的眼光看来，涉及刑法的专门问题就为数不少。对于问题的探讨，可以说是十分专业的，有相当的理论深度。比如，对于死刑是否属于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所禁止的残酷而非常的刑罚，因而应予废除，本书通过数个死刑判例，十分生动地叙述了死刑在美国的演变过程，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二是生动性。中国的法律教科书，由它的法条注释性所决定，往往是枯燥的，有着一副冷冰冰的面孔。习惯了阅读中国法律教科书的我，乍一接近本书，有着一种全然不同的阅读快感。本书将法理、判例、资料甚至文学素材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一种轻松的氛围中学习法律，让人对法律油然而生亲近之感。其实，法律并不仅仅表现为法条，在生活中处处都有法律如影随形。法的理念也并不仅仅存在于法学家的书斋里，在文学、宗教以及其他文本中都有法理。生动可读，辅以丰富、翔实、新近的资料，使我相信本书会在中国读者中引起良好反响。三是开放性。本书采取一种讨论式的方法陈述法理，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是平等而没有疏离的。作者更多的是在提出问题，但并不直接回答问题，而是启发读者自己去思考。一本好的教科书，决不是机械地回答所提出的每一法律问题。实际上，法律问题是形形色色难以穷尽的，重要的是教授分析法律问题的方法。掌握了分析问题的方法，就能够自己来回答这些问题。由此可见，本书这种开放式的、不给答案的教学方法，确实反映了英美法系法律教学方法上的特点，值得我们借鉴。
法律教科书的功能是引导法科学生进人法律之门，它在法律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法律教科书的内容与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制度。就此而言，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法律教科书具有截然不同的风格。大陆法系的法律教科书是一些高头讲章，严肃有余而活泼不足。英美法系的法律教科书则是信手拈来，浑然天成，虽然有时不免散漫之感。面对两种风格迥异的法律教科书，使我对于思想与文化的多样性有了更深一层的体味。相比之下，中国的法律教科书之不足是极为明显的，以至于某些学者把教科书这种文体称为最陈腐材料的代名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本书的翻译和出版，也为我们熟悉英美法教科书打开了一扇便捷之门。
《法律之门》是一本鸿篇巨制，内容广博，翻译这部著作，其艰辛是可想而知的。邓子滨以一人之力倾两年之功将译事进行到底，这种毅力确实值得嘉许，而其翻译的质量和认真精神相信也会得到读者的首肯。邓子滨师从我研习刑法，这本书的翻译就是他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对于部门法的研习者，我向来主张突破法部门的围限，从法的总体精神上去理解法。只有这样，才能使部门法的研究推陈出新。其实，学习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正如对于学诗者来说，功夫在诗外，对于学法者来说，又何尝不是功夫在法外呢？在攻读刑法专业博士期间翻译这样一部法理学著作，在我看来，恰恰是一条走近法、进而走近刑法的捷径，为师者感到非常欣慰。
在《法律之门》一书即将出版之际，应邀写下自己的一些感受，是为中译本序。
陈兴良
谨识于北京海淀蓝旗营寓所
2001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