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网络上又一个词语闪亮了网友们的眼球，“死磕律师”，就是说得理不饶人，好非要打破砂锅翁到底，非得死嗑出个丁丁卯卯来。翻开网络词典一查，恐怕最早在网络报刊发表文章涉及到的“死磕律师”一词的是2013年7月24日，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吴庆宝在《环球时报》上发表了《死磕派律师更要维护法治社会》文章。文章一分为二地分析了“死磕律师”行为的利弊，肯定了死磕派律师的作用，提出“政府应主动团结这些律师群体，让他们成为决策的参谋之一”，但同时也提醒“切忌私下小范围形成与政府对立的意见和行动，将自己划到政府的对立面”。
同年8月28日《南风窗》18期刊登的《死磕派律师》一文中，认为死磕派律师的涌现，在律师江湖中掀起了不小波澜，也在更大的话题域中产生死磕派律师“到底是磕出法治中国，还是磕坏中国法治”的争论。恐怕伴随着“死磕律师”一问世也就决定了这个“死磕”两面性争论难以休止。
不过，一直被认为是死磕派首创者的杨学林律师说此“死磕”之说并非自己的“发明”最早是2011年6月发生了“北海案”，4名刑辩律师以刑辩界臭名昭著的伪证罪被刑拘。当时恰逢“李庄案”第二季以检方撤诉告终不久，激愤的律师从各地前往北海为被刑拘律师辩护或是声援。全国人大代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执业的齐齐哈尔律师迟夙生当看到有律师受到不明身份的人员围攻被打伤，忧虑重重，说了一句“得死磕”，杨学林从那时开始对“死磕”这个东北方言留下了印象。
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死磕派”杨金柱律师与“维权派”姜彩熠律师发生内战，接着就是“死磕派”律师杨金柱第二次在虹口区法院起诉“勾兑派”律师翟建名誉侵权，还有就是随着网络活跃人士“屠夫”吴淦，因抗议江西高院拒绝“乐平冤案”的代理律师阅卷，被拘，杨金柱因通过互联网公布“聂树斌案”材料，被长沙市律师协会正式立案调查。总而言之，这些坊间爆料真的搅得人寝食不安地闹心。最吸人眼球的是最近人人皆知的公安部门指挥摧毁了一个以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为中心滋事扰序的“重大犯罪团伙”。根据官方媒体报道，一些常被称为“死磕派”的“维权律师”与一些推手、“访民”相互勾连，制造了包括庆安事件在内的一系列大规模舆论事件，严重扰乱了具体案件的依法处理。由此将“死磕派”律师的是是非非热议推向了高潮。
环球时报曾刊登单仁平评论文章《“死磕派”律师不可政治上自我高估》，评论称，“死磕派”律师大体都是针对“公民维权”开展活动的。整体看，他们对推动社会更加公正、对发展公民维护正当权益的能力做出了一份贡献。通过唐慧案、任建宇案等，社会的法治思维获得了新的角度。与此同时，“死磕派”律师的行为方式不时突破律师行业的规范。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经常表现出激烈的政治倾向，他们的维权活动并非专注于法律手段，而是倾向于“社会化”，如动员网上舆论，支持甚至参与非法的现场活动等。律师通常都应是法律条文主义者，严格在现有法律体系内行事，以这个体系为唯一蓝本开展业务。但一些“死磕派”律师以质疑、修正现有法律体系为使命，他们更像是“社会活动家”和“政治积极分子”。这使得“死磕派”律师的角色让人一言难尽，他们当中一些人对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和政治破坏力错综交织，一方面推动司法的程序正义，一方面又为实现具体诉求不择手段。他们一方面唤醒了部分人的维权意识，一方面又与民粹主义力量合流，导致舆论对司法的过度干预。从这几年的情况看，维权律师表现自我价值观的空间很大，尽管一些人公开展现反对现有权力体系的姿态，但只要他们以合法方式活动，他们的存在就实际被接受了。这当中有的“死磕派”律师自我炒作，谋取名利，整体环境也未做干预。
我觉得，在当今法治社会中，任何人都应敬畏法律。一些官员丧失这种敬畏，结果不断有人贪腐任性而身陷囹圄。而有的“死磕派”律师也从另一个方向也丧失了对法律的敬畏，以为自己的价值观就是法，顺他们的要求行事就是法治建设，否则就是“维护专制”、“反人民”。这种政治上的幼稚，个性中的偏执傲慢，使得他们对时代潮流的看法出现偏差。成为“异见人士”中较为活跃的群体，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社会的反思，而自己却丧失了反思的能力带来的社会秩序混乱贻害无穷的后果。其实所谓“死磕派”，并不天生就是一个贬词，如果律师在一中按法律履行职责中事事较真、一丝不苟，从诉讼的实体到审判的程序，直到庭上的细节、文书的措词，对于任何不合法都零容忍，对于任何瑕疵都不放过，这样的“死磕”，倒在一定程度上推进者司法的文明和法治的进步。问题恐怕在于，极少数律师从“死磕派”走向了“广场派”，除了庭上哗众取宠而不顾当事人权益得失的“表演性辩护”外，他们的“战场”不在法庭上，而是在广场上、网络间甚至法院检察院以及政府的大门口，他们的“武器”也不是辩护词、代理书，而是标语牌、大横幅等等，其行为早已走出了法庭的抗辩。这种死磕的结果不恰恰走向了法治的反面了吗？！
但愿“死磕”能够还原到她的本来面目，较真于真理和谬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