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一年的主要纪念活动中，你可能错过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伟大的德国学者之一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一百五十周年纪念。马克斯·韦伯生于1864年死于1920年，但是在相对较短的一生中，他撰写的著作数量惊人，治学严谨，目的明确，意志坚定，学术兴趣广泛，从农业历史到理性和音乐，从抽象的方法论论述到股票市场的运行机制，从世界主要宗教到战争和革命无所不包。但是除了学术生涯早期所需要的大部头著作所做的妥协外，他从来没有撰写巨著，从来没有创建或有兴趣创建一个学派，也从来不关心构成学界声誉的所谓装备体系，即使周围的人都承认他的存在和巨大影响力。他很容易生气，常常会陷入忧郁的状态，曾经被诊断为神经质。他经常接受矿泉水疗法（spa）和自我诊断和抓药，甚至与瑞士阿斯科纳（Ascona）的无政府主义者群体沆瀣一气。虽然在礼仪上他清醒地意识 到自己的资产阶级地位和利益，但他在思想上仍然好不妥协，以至于他的神经失常虽然导致他必须辞去教职，但由此带来的自由为他提供了追求更多学术兴趣的空间，无需遵从学科领域的规范的束缚。他的名言是“我不是驴子，没有专门的领地。”
正如彼得·格什（Peter Ghosh）在风格独特、内容翔实的新思想史著作指出的那样，虽然韦伯的著作背后有强烈的历史敏感性，但可以肯定他本人“不是思想史家。”这意味着其著作有严肃的长久性（考虑到韦伯的学术关联性的时间范围有限的意识，不无反讽的意味）。因为他是个投入的现代思想家，关心的是如何阐明能创造新现实“倾向”的历史演变进程；从而使其在适当概念化后用来解决某些当今问题。因为对从经济学角度看待事物而来的力量感兴趣，他通过“随意性偏离”机制提出“理想类型的”社会和历史模式或框架。这些自我意识到的方法论“乌托邦”在任何特定时间雄辩性地凸显或者降格现实的某些方面以便促成特别基因学的构建。例子之一是他对“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概念性运用以凸显西方“理性”行为的现代构建背后的宗教基础。
以性格为焦点或从生平传记进行研究的途径来理解如此关注非个人权力的人似乎不太适合。格什通过韦伯著作的历史而重建了韦伯的学术研究。在格什看来，本书不是从心理角度进行的性解释的“闹嚷嚷的大杂烩”，正如约阿希姆·拉德卡（Joachim Radkau）最近做的一项研究的简要描述（格什在2009年6月19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中曾对此发表过评论）。本书也不是如韦伯的未亡人玛丽安娜（Marianne）在他死后不久出版的思想性有限但有很多非常有趣的个人生平故事的书。（她一直希望韦伯写出像她写的那种“肥厚”书，期望由此为他在学术界赢得声誉和地位。韦伯则认为她在这些事情上是“呆鹅”。）相反，格什对韦伯独特性的解释简单得令人产生误解，并引人注目地彻底颠覆了多数人普遍接受的学术常识。他的被大胆重申的观点是韦伯大概在1904年40岁的时候拥有了学术上令人惊异的辉煌之年（annus mirabilis）。他（和炫耀一时的人物德国经济学家维纳·宋巴特（Werner Sombart）和富有的年轻学者埃德加·雅菲（Edgar Jaffé）一起担任德国著名的社会科学期刊《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论集》（the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的编辑。近期的学界共识是韦伯在起草新的编辑政策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并由此解释了韦伯观点的一些关键问题；与此相反，格什显示韦伯在涉及到该刊的销售、购买、修改社论和稿件编排等各项工作中都发挥了核心作用。可以说，韦伯依靠自己的运作从商店后间迅速进入越来越核心的位置。韦伯后来集结成书并使其名声大噪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那些文章最初就发表在这家刊物上。这些论文构成了格什的叙述转向的枢纽。在格什看来，这是最具韦伯色彩的文章，综合性的辩论文章将他当时的主要兴趣编织在完整的形式中。虽然其焦点范围有限，但本书也确立了他未来几乎所有著作的基础。该书是他的“顶峰。”并不令人吃惊的是，格什的“双重历史”意味着上下两半的游戏。上半部考虑的是韦伯如何写出这样的描述，而下半部显示它出现在随后的几乎所有著作中。那就是绝对的历史主义思想史家对具有历史意识的韦伯的研究。这位思想史家将研究焦点集中在绝对“不是过去的历史主义构建”的文本上，他要研究观点常常是在晚上吸雪茄烟时或者在做别的事时到来的韦伯是如何取得成功的。韦伯或许不赞同思想传记，但他在格什的文笔中听到他自己好斗风格和思想韧性的很多回响当然会很开心。
1904年，韦伯接受邀请在世界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举办的艺术科学大会上向听众发表了有关农业社会的演讲。就是在会上他结识了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韦伯试图邀请他为该刊投稿），虽然就在几个月后，韦伯也发表了一篇非常有影响的方法论文章（还是在该刊上），此文大概可以被翻译成“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知识的客观性”。这是他最充分展开论述的原创性观点，阐述构建“理想类型”的重要性，他认为这是解决历史主义可能落入的相对主义陷阱问题的办法。韦伯在罗马伟大传统和商业法和民法方面的训练为其提供了进行高水平概念抽象所使用的高超工具。像禁欲主义、志业/天职（Beruf）甚至资本主义和统治（Herrschaft）等概念的抽象性论述都被用来服务于构建其有关当今文化（Kultur）发展理论，这种文化的“魔力”已经逐渐被起源于更早时期的“禁欲性新教主义”的理性的和非个人的行为方式剥夺了。这样的术语构建了格什的各个章节，帮助支撑了他对韦伯观点的描述，即文化是‘基督教的世俗替代品’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样简要回顾后，韦伯的双重兴趣在他对政治和宗教命运的关心上清晰地融合在一起，两者是最古老和最伟大的“人类理想”，但它们的构成一直在变化，而且因为现代资本主义而彻底被改变。为了解释新的共同伙伴，韦伯试图修正他心中的资本主义立场，他的内心挣扎构成了格什文章的另一枢纽。在此，韦伯仍然是探索资本主义的特殊“资产阶级”形式（西方）的先驱，但是这种资本主义站在宗教和政治间的“不确定的边界线”上。任何一方反过来都有其不同类型的“统治”（Herrschaft），但资本主义像政治和宗教一样也没有单一的“本质”。因此，我们在更早时发现韦伯在《新教伦理》中谈到资本主义和“性格”，在其他地方还批判性地探讨了当时的经济理论，这些理论将资本主义视为理性的积累性的行为。但是作为可靠的“事实”，被称为“资本主义”的东西的存在其实是非常不安全的，这或许（格什猜想）说明了韦伯方法的失败。更早时期他曾经讨论过资本主义对农业经济组织形式的影响，要么通过熟悉的接触（他的叔叔卡尔·大卫·韦伯（Carl David Weber）在奥埃尔林格豪森（Oerlinghausen）的亚麻工厂近在咫尺）要么通过对产业劳动力进行心理分析的个人项目。那些影响的心理学动力学仍然让人感兴趣。
韦伯撰写的著作数量惊人，他治学严谨，目的明确，意志坚定，学术兴趣广泛。
类似的，在此过程中隐含着形式理性和物质理性的差异，虽然可能没有充分地详细阐述。韦伯试图超越马克思，将资本主义视为某种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深刻的东西，这可能与资本主义和法律之间的关系有关。韦伯的清教徒式形式合法性观点以及他对自然法的实质性关心是导致其朝向源于‘理性’行为的法律概念。他得出结论是，这种行为最终将发现它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发展所需要的那种经济的和精心算计的行为具有基因学上的契合性。
韦伯追踪了这种视野的激进加尔文主义源头，显示它是如何渐渐地被功利主义所颠覆，之后才变成适用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时间就是金钱”告诫的了充分发展起来的现代行为。他认为当讨论的观点似乎不重要时，他的问题无处不在，并带有严谨的历史准确性。在他看来，功利主义是17世纪禁欲主义的继承人，但后者已经拥有“功利主义性格”。类似的，加尔文教派神学是不同时期的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神圣化版本”，从而让人们能够区分法律理性、官僚理性和经济理性。承认现实遮蔽转型轨道上的概念汇合点，韦伯使用不同元素中的一种“选择性契合”观来帮助确立其论证框架。在格什看来，韦伯在这方面是个理想主义者，他首先和最看重的是阐明观点，即使扭曲物质历史也在所不惜。
令韦伯最感兴趣的专制统治形式（传统的、理性的-法律的、魅力型的、以及偶尔“民主的”）既可以在世界历史的视角来探索，也可以与其资本主义的研究焦点协调起来。资本主义逐渐被看作特定历史条件下宗教派别斗争和派系内“派别观点”重要性转型的产物。其实，激进个人主义和异质性价值观的繁荣让现代意识形态分歧的各方成为远亲。韦伯也将其讨论保持在对欧洲历史上城市崛起的历史描述的框架内，预示着现代西方文化的另外一个独特贡献。他对派系的描述本来应该作为新教伦理系列的第三篇文章发表，虽然更早的片段曾经出现过，但更充分的讨论却需要等待，因为韦伯想让好朋友和同事（宗教史家厄内斯特·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先完成巨著《基督教会的社会教导》（Die Soziallehren der christlichen Kirchen），该书在1912年初出版。韦伯非常感激《新教伦理》推迟出版的机会（虽然出版商并不感激），好让公认的专家有机会弄清他是否想到某种东西。专家特勒尔奇成为他的“权威性保护者”或许并不令人吃惊。
在此期间，韦伯写给出版商的许多信暗示作者在回应礼貌性哄骗时的含糊其辞，不过也包含了他竭力想找到的变化迹象，即他能“忍受”或“承受”自身性格的多大变化。韦伯付出了新的艰苦努力，用比较的视角描述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学来构建新的宗教社会学（1913年初步完成）。他还接受了彻底更新和编辑由很多作者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手册的任务。对此他感到沮丧，他自己的很多投稿最后成为多卷本专著即《经济与社会》。其中大部分是在世界战争、神经疲劳和法律纠纷等（其中包括与同事的官司）的干扰和人际关系困扰中完成的。
事实上，他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个人性格（Persönlichkeit）的严格的内在要求与该性格选择的特定生活秩序（Lebensordnungen）以及确定其外在伦理形式的客观要求之间关系，这种焦点因为他的两次有关科学和政治志业的综合性演讲而成为不朽的东西。考虑到他对1917年政治动荡和1919年慕尼黑再次动荡的高度兴趣，这样的公开展示当然不是“蠢话”，这是他通常上课时的用语。虽然涉及范围庞大，但展现出演讲者令人吃惊的掌握和控制能力。对科学家和政客来说，热烈的激情和使命感必须纳入到客观性和责任的严谨要求的框架之内。两种结合的形式之所以不同部分是因为他手头掌握的手段不同，还有暴力和国家权力对智慧和学者人格。两种使命都有深刻的信念根源，即首次呈现在《新教伦理》中的观点，最初的宗教“宇宙”设定了清教徒伦理行为世界的框架，如今已经变成人人都明白的新的和冷冰冰的庇护所。韦伯的现在史在《新教伦理》的著名结论中找到了结局，他写到清教徒“想”听从“召唤”，但是我们今天被迫或不得不如此。多年后，在战争和革命的严峻考验中，这种强制性意味着什么呢？
再次与韦伯作为坚定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主导性观点相反，格什在一个关键的阐释中发现战争主要为韦伯提供了值得欢迎的休息，使他能够从学术著作《经济与社会》的写作中解脱出来，但对他的政治学没有任何影响。部分原因是因为在格什眼中，韦伯从来不是适当的“民族主义者”。相反，他喜欢由价值观的冲突来管理的“多元文化”世界，但解决办法不可能在相对主义中找到也不能从屈从中找到，而是坚持原则的“客观性”承诺，采取措施支持我们通常所说的多元主义价值观。但韦伯对俾斯麦之后的德国政治背后的价值观的描述确实不值得恭维，帝国（the Reich）不过是没有魅力也没有责任的领导层的是官僚政治。注意到通常的经济支配性，虽然不是自动地转变为政治权力，韦伯认为他自己的德国“资产阶级”缺乏掌握权力所需要的政治教育，德国经济支配地位应该为政治权力开辟了道路。这使得处理真正问题变得很困难，韦伯攻击左派和右派试图稳定过去的价格，提出有机的德意志民族作为集体性格的观点，试图谈论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理想世界里现实政治的终结。战争不能也没有改变他心中的政治选择背景，社会主义不过是“经济官僚化”的模式而已。
在1915年在德国入侵比利时后，韦伯由于在战争期间不能在布鲁塞尔找到固定的工作，作为非官方的政治顾问的他拒绝像很多同事那样堕落为宣传家。他自我清晰地把自己从出版商手中挽救出来，不再全力继续他的史诗性学术课题。但是当他在一家医院找到打杂的职位时，他还是收录了《《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论集》》中有关世界宗教的文章迅速出版，而且销路不错。随着战争的持续，尤其是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里，他参与了若干充满激情的事件，在慕尼黑和维也纳的大学之间频繁发表论述国家、社会学和笼统经济史的讲演。政治学仍然很重要，正如人们期待的那样，他对和平解决办法的条件的参与毫不含糊。不过，在他的著作中，宗教占据了几乎三倍大的篇幅。就格什对韦伯优先选择的描述而言，资产负债表非常清晰。
韦伯试图超越马克思来思考资本主义，认为它是比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更深刻的东西。
正如格什注意到的那样，韦伯总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分析师。他有关和平何时到来和德国胜利可能性的“概率论”像他的其他著作一样冷酷无情，讲究现实。但如果战争期间的客观性使之与众不同，格什的要点之一是韦伯觉得政治学虽然是伟大的人类理想，但作为人性行为的关键仲裁者的地位陷入衰落已经有几个世纪。现在，政治学不过是尘世的统治术（Herrschaft）而已，因此人们只有这么多方式来谈论其发展或思考其化合价。在那些对韦伯作为政治动物坚持固定看法的人看来，格什的说法很难让人接受。但把韦伯看作赤裸裸的民族主义者的部分问题在于有关国民耻辱的强烈愤怒和他对地缘政治和政治责任的深刻理解纠缠在一起。在韦伯看来，“反应”和公众的惩罚，或没有内容的权力政治都是徒劳的参与形式。要取得长期的成功就要求采取更细腻和更加“负责任”的政策，也需要“负责任的”政治家主导的秘密外交渠道。从比较的视角看，德国在这方面实际上非常成功，这一点最近被剑桥大学教授亚当·图泽（Adam Tooze）放大了，请参阅其著作《洪水：世界大战和全球秩序的再造》（The Deluge: The Great War and the remaking of global order （2014） ）。
韦伯在谈论国民虚荣心（Eitelkeit）政治学的危险方面非常克制，这一点在他论述政治志业的演讲中表达得最为著名，但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存在于他的著作中。比如在一篇切合实际地分析德国在战争期间反对欧洲列强的前景的通俗文章中，韦伯曾经提出“客观性政治”不是“虚荣心政治”的信念，而是行动有必要隐藏在阴影下的政治。因为在黑暗中，性格可能真的发挥作用，因为在公开场合，很多表现常常是做样子而已。无论是在《新教伦理》中还是后来有关政治学的文章和演讲中，韦伯担忧的是在后来被称为理性化和官僚化的现代世界“铁笼子”中性格和责任的命运。在《新教伦理》中，他写到除非最后一盎司的矿石燃料被耗尽，否则生活体系将继续不受挑战，我们可能根本注意不到危险的存在。在后来的著作中，环境想象已经变成对极地冰雪黑暗之夜的未来的担忧。为了防范这些危险，我们必须将焦点集中在内在性格上，使其更加坚强和重新装备起来，使其能抗拒与命运的非个人力量打交道时的肤浅性。在当今时代，在环境危机、接近病态的无聊、对主流政治的厌恶、和宗教比从前更死板而促成的紧张关系的边界地带，马克斯·韦伯看起来是个远比我们设想的更深刻的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