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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的非跨越式发展


发布时间:2010年3月15日 罗志田 点击次数:4972

我们的学术研究,已经过了“温饱”阶段,应进入注重品质的所谓“提高”层次了。

多年前因好友的推荐,接受某乡前辈的指派写一本书。初拟独力完成,为此而去台北影印了好几十公斤的档案材料(因托运限重,部分靠自己背回来,重量记得很清楚)。后来代理主持该计划的朋友催促甚紧,于是改请多位同人帮忙共同进行。好不容易在限时之内完成了,却因一些小问题,迄今已六年多,仍未出版。回想起来,当初若是没有被催那么紧,该书或许早就独力完成了。

如今大家都在赶着做事——发放项目的和申请项目的,主持研究计划的和从事研究的,办刊物的和写文章的,出版社和作者,个个似乎都在赶时间。我们的学术研究,照说已经过了“温饱”阶段,而进入注重品质的所谓“提高”层次了。为什么大家仍然这样赶?对个体学人而言,不论是心态和实际状态,这样的急切和紧迫感都不利于学术的发展。整体学术亦然。

今人好像很喜欢探讨是否能出大师或得诺贝尔奖,我想,两者似乎都应定位在“提高”的层面。真能让同行甚至外行发自内心倾慕赞赏的,总要能见其大,具有前瞻性。如果学者和学术机构始终处于“温饱”阶段的心态和状态,总在追赶着什么,恐怕很难说得上多少品质,遑论广大高远,更谈不上品味了。

其实我们学界的“温饱”状态,也半是构建出来的。人是自然人,也是社会人。人类所谓知识,本有自然与社会两面。中国古人最看重人禽之别,即“人之所以为人”,故特别强调社会人与自然人的差别,这方面的积累也最丰富。从五四时代开始,中国读书人常爱说什么“知识饥荒”。但在古人素所关心的人生社会方面,我们可接受的“遗产”实多,这类知识原不那么“饥荒”;由于传统被整体否定,既存的知识不被承认为“知识”,致使“饥荒”状态有增无减,持续以至今日。

在昔人不甚重视的自然研究方面,我们和西方确有较大的距离。通常所说的“与国际接轨”,倒真很需要。且接轨原本也没有那么难。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竟是出自空袭声中的西南联大,很值得反思。今人自信不足,易被忽悠。当年的西南联大,图书设备连维持正常教学也谈不上,恐怕未必有多高明。但那时的大学有一点是昔所习见而今日少有的,即入学者是来求学,而不仅是求知识。人不能没有知识,有知识却不一定就能做人;而求学是学为人,即以人的改变为读书目标。正因其学习目的不那么急功近利,始能注重探寻无用之用,有更长远的追求。

盖“天下至理,多自从容不逼处得之”(章学诚语)。若一心要想获得什么,复急于求成,虽“至理”近在咫尺,也可能视而不见;真能从容不迫,顺其自然,反有所悟,品味亦自不凡。进而言之,学者若“所志不在久远”,则“所学不必高深”(胡适语)。只有所思所虑涉及根本,才可能感知到什么是较大领域里需要有的、应当有的,而不是发展已经有的——此所谓前瞻。

套用以前中学老师教我写作文的口诀 (想得清楚就写得清楚),研究要想“做”得高人一等,先要“想”得超群绝伦。这却并非异想天开,学问真做得好,一看就不一样,如章学诚所说,“人望之而不能至”,不必“求异于人”,而其异自见;也不是突发奇想,温故然后知新,积累够深厚,新意会自然涌出。

且治学当目光四射,才可能左右逢源;若始终目不斜视,看似专注,却未必能有突破。日本第一位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汤川秀树,其文集中竟有不少关于《庄子》、《左传》之类的古籍研究,可知第一流学者是怎样海纳百川 (参见本报2009年9月17日王汎森 《没有地图的旅程》)。我们现在喜欢关注杨振宁先生的婚姻,却没看到他对中国文史典籍的熟悉程度,超过今日不少文史领域的博士生导师。与读错别字的院士,又何能同日而语!

这样看来,我们学界的问题,或因定位在“温饱”阶段的实用和追赶,不知不觉中便重蹈邯郸学步、反失其故的覆辙。既定位于“温饱”,自谈不上“提高”;太着眼于目前,便无所谓远见;纠缠于细枝末节,又何能思考基本问题!倘若取法乎上,立足于提高,不失故步,注重无用之用,强化重大问题的基础研究;进而开放视野,不局限于一己所从事的小领域;则如朱子所说: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则表里精粗无不到了。出现大师或得什么大奖,本不必是目标,却可能不求而自至。


*作者为历史学教授,本文转载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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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宁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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