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讨论的方向与预先的设想不在同一轨道上：学者们呕心沥血打造出的《物权法》，与民众心目中所期待的《物权法》，竟然不是同一个概念。
●由于立法的目的是将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历史进行一次总结和肯定，并对未来的改革发展方向作一个预期，因此《物权法》草案更多地反映了如何以法的形式确定中国改革的既有成果。
●但民众最关心的，却是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权益：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问题、住宅小区公共建筑物的所有权归属问题、土地使用权到期后，自己的商品房还能继续居住吗？……
一封公开信“击沉”了一部法律？
就在新中国首部《物权法》即将呱呱坠地的时候，北京大学教授巩献田在网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宣称《物权法》草案的基本原则违背了宪法，背离社会主义方向，需要经过原则性修改才能通过。
在国内绝大多数民法学家眼里，这部从1993年开始酝酿，历经四次审议的《物权法》草案，代表着历史的进步方向，但在巩献田看来，这部草案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在草案即将接受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审”的关键时刻，巩献田提出了一个在很多人看来匪夷所思的问题：这部《物权法》究竟姓“资”，还是姓“社”？
“在《物权法》制定上，要么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绝不存在第三条道路。”巩献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巩献田的公开信最初发表于2005年8月12日。此信经网上迅速传播，在全国引起激烈反响。
信发表后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几位同志约见巩献田，向他介绍了《物权法》起草的基本情况，并表示将把他的意见上报。
这封信同样引起了法学界的关注。2005年底，国内民法学界在广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有人带来了这封信，交给与会人士传阅。专家们看过之后，纷纷认为巩的观点非常偏激，甚至有人指责这封信的语言风格还停留在30多年前。
民法学界内部曾经流传着一种乐观的说法：《物权法》草案会在2005年12月底接受人大常委会的第五次审议，在2006年3月的“两会”期间，草案将获得通过，随即以法的形式正式颁布实施。
之后的情况让学者们跌碎了眼镜：在2005年12月底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上，草案并没有如期接受“五审”，并且未被列入今年3月的全国人大的审议议程。这实际上已经宣告，《物权法》不可能在今年出台。
在公众看来，是巩献田的信“击沉”了《物权法》。更有人认为这个事件为中国改革路径提出了新的拷问。事实上，《物权法》搁浅，承担了不该它承担的现实重负。
暂行政策不宜用法律确认
就在《物权法》草案看起来将被搁置的时候，事情有了转机。
3月1日，据媒体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已把审议制定《物权法》列入2006年的立法计划。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一位负责人表示，今年，法工委还将通过召开座谈会、论证会等形式，继续开展调查研究，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修改完善物权法草案，适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继续审议。
该负责人的发言被普遍解读为，立法机构将以更加慎重的态度，来制定这部关系到亿万群众切身利益的法律。
“这是一件好事，”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院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赵万一说，“不管反对者的意见是否正确，以慎重的态度对待《物权法》，体现了国家对公民权益的珍视。”
在立法目的上，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达成了共识：用法律的形式，将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成果确定下来，从法律制度上保障改革的深入发展。
不过在起草过程中，参与起草的学者又同时意识到了另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目前改革处于攻坚阶段，社会矛盾正在涌现，很多社会问题尚未找到最优的解决方式，一些现行的制度仅仅是权宜之计。如果马上用法律的形式将其确定下来，并不见得是明智之举。
所以从一开始，《物权法》草案就倍受争议。
“草案中有不少条文，民法学界内部都存在着不同意见，甚至连《物权法》中最基本的概念——物权——应该如何定义，直到现在仍然争议不断。”一位学者说。
对一些争议较大的问题，草案并未能做出明确规定。赵万一教授介绍，政府对房屋等私人财物进行征收、征用后的补偿问题，是起草时的难点之一。目前，草案中只是笼统的表述为“应当给予合理补偿”，但对如何补偿、如何确定补偿标准等问题都没有给出明确规定。
留下余地无疑是明智的，但草案在可操作性上却打了折扣。
“草案”与公众的预期太远
去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物权法》草案全文向社会公布，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据了解，在40天内，相关部门共收到人民群众的意见11543件。
《法制早报》提供了一组相对应的数据。该报在北京、广西、广东、浙江、江苏、黑龙江等地对《物权法》的认知度做过一个随机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很多民众并不知道“物权法”为何物，72.5%的人对物权法涉及的五个名词(用益物权、天然孳息、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地役权、权利质权)一无所知。
艰深晦涩的法言法语让普通群众望而却步，只剩下一些专业的法律工作者耐着性子钻研草案。
“这说明我们的准备还不够充分。”赵万一教授说。
即使如此，全社会关于《物权法》的讨论仍然非常热烈。“看不懂”草案的群众仍然以自己有限的法律知识，去议论与自身生活最为贴近的权益：征地后应该如何补偿？土地使用权到期后，房屋还能继续居住吗？……
一些细心的学者发现，这场讨论的方向与预先的设想并不在同一轨道上。这是一种非常尴尬的状态：学者们辛苦数年、呕心沥血打造出的《物权法》，与广大民众心目中的《物权法》，竟然不是同一个概念。
由于立法的目的是将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历史做一次总结和肯定，并对未来的改革发展方向做出一个预期，因此草案更多地反映了如何以法的形式确定改革成果，理论性很强。
而民众最关心的，则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权益：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问题、住宅小区公共建筑物的所有权归属问题……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具体的物权制度，带有很强的实践性。
一位学者这样评价这种尴尬局面：“我们努力了这么多年，终于研究出了如何实现科学饮食，均衡营养搭配，可拿到社会上一问，老百姓更关心碗里能不能天天有肉。”
有人认为，虽然民众的意见不可不顾，但立法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极强的工作，理应由长期从事学习、研究与实践的专业人士为之。在我国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快地集中专家意见，从而就原则性问题达成一致。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院长赵万一认为，一部优秀的法律，应该尽量反映民众的预期。“专家研究的方向与民众的预期之间，肯定会有差异。我的感觉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尽可能多的考虑后者。如果与民众的预期相差太远，有可能会犯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即使颁布实施，这部法律恐怕也很难得到有效的遵守。”
《物权法》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从草案向社会公布开始，围绕《物权法》的各种争议一直没有停息过。对草案中所确立的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民众表现出了各种担忧。最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是，《物权法》会不会最终沦落为保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工具？
巩献田同样怀着这种担忧。他在公开信中做了一个很贴切的比喻，“穷人的打狗棍不能和富人的宝马别墅一样保护”。
这种观点在网络上引起强烈共鸣。很多人认为，既得利益集团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财富，但这些财富并不全是他们的合法所得。法律应该更多地保护穷人，因为他们的财产来之不易，而且几乎都用于维系最基本的生活。
对这种“区别对待私有财产”的思想，民法学界大都不认同。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院长赵万一教授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个最基本的准则，如果要按阶层‘区别对待’，实际上破坏了法律的公平性，这是不可取的。”
赵教授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实质上是希望《物权法》草案能够保障社会公平，确保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同时杜绝老百姓深恶痛绝的贪污腐败、官商勾结等社会丑恶现象。
“这种希望没有错，但这不是《物权法》能解决的问题。《物权法》不是万能的。”赵教授认为这是对《物权法》功能的误读。
在赵万一看来，《物权法》的最大作用，是维持现有的、静态的财产关系，保护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至于其他问题，《物权法》无法解决。
“很多人有一种误解，好像只要是装在每个人口袋里的钱，《物权法》都会保护。实际上，《物权法》保护的，只是人们口袋里的合法收入，对那些通过非法渠道取得的财产，《物权法》并不保护。但是，这些钱是不是合法收入，《物权法》不可能做出准确界定。这是其他法律的工作。”赵万一说。
草案公布后，赵教授从报纸上读到了民众对于草案的许多意见和看法。 “几乎每家报纸都对民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做了归纳。我发觉‘建筑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到期后能否续展’，可能是民众关注度最高的问题。但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属于《物权法》的范畴，它更适合由《土地法管理法》等法律来解决。不难看出，民众对《物权法》有一些误解，期望值太高。”
赵教授认为，在草案发布前，各地媒体对草案的宣传铺天盖地，有的甚至夸大了《物权法》的作用，拔高了民众对草案的期望和要求。
“我觉得，不管是立法者还是民众，都应该以一种理性的态度来看待草案。从这个意义上讲，《物权法》推迟出台并不是件坏事，毕竟大家都有了缓冲时间，能够静下心来思考。”赵教授说。
法律不能与传统道德冲突
在国际上，目前立法技术发达，民法体系完备的国家大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在《物权法》草案制定过程中，起草者从国外民法典中借鉴了许多经验，草案中的不少概念和制度都属于“舶来品”。
据赵万一教授介绍，草案中明确了物权的“取得时效”制度，即对某物保持公然、和平的事实占有状态达到一定时间后，物权占有人可以取得该物的所有权。
作为一项源自古罗马十二铜表法的古老制度，“取得时效”在传统民法中是和“消灭时效”对应存在着的。我国在清朝时期就有关于取得时效的零星规定。新中国成立后，受前苏联民法典影响，我国《民法通则》中只确定了消灭时效（即诉讼时效），并未确定取得时效。
据重庆市季霖律师事务所朱律师介绍，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
“从物权的角度讲，消灭时效为所有权人行使权利规定了一个期限，如果超过这个期限，法律不予保护。举个例说，王某的杯子丢了，被李某捡到，李某长期、和平地占有着这个杯子，而王某丧失了信心，放弃了寻找。按现行法律，一定时间后，王某的所有权不再受法律保护。假如不确定取得时效，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尴尬——这个杯子究竟算王某的财产，还是算李某的财产呢？如果另一个人想从李某手中购买这个杯子，这种交易受法律保护吗？这会造成财产状态的不确定，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朱律师说。
但在“是否应确定取得时效”的问题上，我国民法学界内部历来存在着很大分歧。反对者认为，取得时效制度是不道德的，应该受到抨击——因为它和传统道德体系中的“拾金不昧”背道而驰。
“如果和平地占有一段时间，物品就归捡到的人所有，那群众拾金不昧的积极性就会受到伤害，带来很坏的负面影响。”反对者说。
正是由于这些先进的“舶来品”与传统道德观念发生冲突，《物权法》的起草过程历尽波折，学者们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
在赵万一教授看来，如何在先进经验与传统文化中找到平衡，是《物权法》起草过程中最大的难点之一。
“《物权法》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在借鉴现代法制精神的同时，一些传统民俗、传统习惯应该在其中得到体现。”赵教授说。
信报记者 朱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