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底，一条新闻在法学界引起了轰动：3名在学界知名的法学教授何家弘、宋英辉和赵旭东，分别被最高人民检察院任命为副厅级官员。半年过去了，这3位挂职高检的学者是怎样工作的，对角色转换是如何适应的，都有什么样的心境和感悟，本网独家对他们进行了采访。
3位法学教授何许人也
何家弘是满族人，本科和研究生均学习法律，也算是一位“洋博士”—1993年在美国西北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是侦查学方向和证据学方向的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何家弘多才多艺，除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外，他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法学教授出版几本小说，这或许在法学家中并不多见。他目前挂职担任高检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
宋英辉挂职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前，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兼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室主任。目前他已“跳槽”到北京师范大学，担任法学院副院长。宋英辉本科是学哲学的，这多少与他个人“理性、思辩、沉静”的性格相符。他沉默寡言，为人却很厚道。他的一位博士“爆料”：他曾到宋英辉家办事，宋英辉交代完事儿就是两人闷坐。其实，宋英辉“也想找话题闲聊，就是不知道该聊什么”。宋英辉大概就是属于“敏于行而讷于言”的人。
赵旭东教授目前是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他在高检挂职民事行政检察厅副厅长。赵旭东是西南政法大学著名的78级本科生，他们这一届的同学在法学界和实务界均有建树，许多都是目前我国杰出的学者专家和政法界的精英人物。赵旭东在前曾自嘲“不适合做官”，在政法大学读完硕士又读博士。他是我国法学泰斗江平教授的首批三位博士生之一，其中一位博士孔祥俊也为大家熟知，他目前在高法担任副庭长。他们二人均获得过“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自1985年以来，赵旭东一直致力于民商法、尤其是法人制度、公司法、证券法、合同法方面的教学和研究，是这个领域杰出的领军人物之一。
“挂职”并不是真正当官
以前，见到何家弘是在几次学术讨论会上，他与其他专家不同，讲话务实少有高深的理论，但却机智幽默，常常语惊四座。第一次面对面采访，何家弘就“炮轰”媒体：“学者挂职是极平常的事，既不值得大呼小叫，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当下媒体感到太寂寞，总想吸引大众的眼球。不过我还是应该表示感谢，因为得到媒体———特别是其背后广大读者的关注，毕竟是很光彩很露脸的事。”
宋英辉什么时候也是处世不惊的态度。他认为，到高检挂职其实就是在另一个层面从事与法律有关的工作，没有做官的感觉。他每周只需要两天到高检上班，而且时间安排很灵活，所以与学校工作没有冲突。他的生活、教学仍如往常，没有什么变化。半年来，宋英辉主要是结合研究室工作进行调研，参与司法解释工作以及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赵旭东前些天还在日本讲学，他也不认为挂职就是做官，只是和学校的日常事务有些不同。他与宋英辉个性有些类似，处世比较低调，不大愿意“抛头露面”。与在学校不同的是，以学者的身份接受媒体的采访顾忌较少，而以民事行政检察厅副厅长身份对外则采取慎重的态度。
何家弘对时下法学家当官的评论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在一些人的观念中，似乎法学家和法官，检察官是两个相互对立或不可交融的职业群体。其实法学家绝不是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工作的人可以独享的称号。法官，检察官，律师都可以也应该成为法学家。同时，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需要教学科研与法律实务之间的经常性交流。由此可见，法学家去当法官，检察官或者法官，检察官去当学者，其实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他认为，法学家当官是件好事。趟若一个国家的官员中多一些法学家的身影，那么法制进程肯定会加快。就时下而言，当官的法学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谈起对当官的看法时，3位教授坦言，自己在官场上属于“弱智”。就内心而言，并非不想当官，只是不敢当官而已。这次到高检挂职，实在是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挂职并不是真正当官，而是在一段时间内于本职之外去担当官员的职务，带有体验、锻炼、兼职、业余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自己只是一个业余的官，既有当官的感受，又没有步入仕途，非常适合他们这类学者。
宋英辉认为，专家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挂职，有助于理论联系实际，有助于学界与实务界的交流、沟通。只要有利于发挥他的特长，专家学者从政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
何家弘说，他十分珍惜这次机会：“挂职丰富了我的人生经历，我感到快乐充实。”
还是以学者的身份说话
在去高检挂职之前，有媒体采访何家弘时问道：“到实务部门后，会不会只站在部门角度说话？”更有人直截了当，是不是到了新的位置，就变成了某些机构的利益代言人，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同样的问题，何家弘回答说：“我的这个官虽然不是假官，但是我的身份是个学者，我还是以学者的身份看问题。但由于对实践了解的多了以后，还会有一些变化，那就是思考问题的角度发生了变化。当学者说话比较容易从理想的角度考虑制度如何设计，比如说法律如何保障人权，保护公平。但现实情况复杂的多，你要考虑如何实施，谁来实施的问题.往往在理论上不成问题的问题，在实践中就是最大的问题。这是当学者时考虑不到的。这一定程度上影响我的思维和研究的角度，但是不会因为我到了这个地方工作，我就只站在这个部门的利益上去谈。这和我作为学者的自由性是冲突的，我很喜欢这种自由度。有人说我是保守派法学家，我想我更愿意说，我是生活在现实和理想中间的法学家。”
宋英辉也认为，对于专业领域的问题，如果以学者身份发表意见，以前、现在和将来并无限制。不过，随着对实际的深入了解，对一些问题发表看法，会更慎重些、客观些。如果检察机关将来出现什么错误或司法解释出现问题，他同样会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认真地解释说：“不过，现在高检业务厅室的人员也都是法律专家，而且，司法解释都会广泛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完善，照理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赵旭东透露，从高检院领导，到业务厅室的领导和同事，都很重视他们的意见。他说：“我们是实实在在地工作，不存在什么‘花瓶’问题。”
宋英辉说：“有关司法解释的讨论，研究室都会通知我参加，我也会认真对待，积极参加讨论。同时，各级领导对我的工作都很支持，并尽可能提供各种便利。”
这回下基层被当做“自己人”
在高检挂职一个最方便的条件就是可以有大量的时间和机会去基层搞调研。何家弘很自豪地说：“我会利用讲课，开会的机会去基层检察机关了解情况。由于身份不同，地方的同志不再把你当外人。以前作为学者下去，人家对你只是很尊重，现在把你当自己人，可以谈许多知心话。我可以更多地了解一些客观真实的情况。”
宋英辉认为，学者应当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为我国民主法治建设作出努力。学者应当务实、不浮夸、实事求是。学者想发挥作用，应当更多地了解实际。挂职为他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提供了更大的方便。
赵旭东说：“这种被当做自己人的感觉很亲切。拉近了学者与司法实务工作者的距离。”
何家弘在调研中最突出的感觉是，行政权力对检察机关的干预。尤其是查处渎职侵权犯罪的阻力非常大。有时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案件查得差不多了，一个行政干预案件就搁置了。他说，现在的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有时候甚至是很弱的，当然影响的因素是很多的，涉及到现在的检察体制问题。现在的检察机构，在体制上还受制于地方政府，这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行使监督权。如果检察机关都是受当地同级政府领导的，再要它去查处他，那就很难实现了。谈到检察机关的体制，何家弘认为应该加强垂直领导。
关乎检察改革问题，宋英辉透露，有一些研究成果正在形成之中。在研究方法上，他将更关注或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目前他正在从事有关恢复性司法、刑事和解及强制措施方面的课题研究。
赵旭东和宋英辉都认为，因为挂职，更多地了解我国司法实际状况，对自己的教学、科研工作很有帮助，也丰富了自己这方面的知识和认识。
三位法学教授在高检挂职的时间是一年。他们挂职“在高检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也是开创之举”，他们表示，一定不虚此行，会努力向高检交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记者 陈虹伟 郭恒忠
责任编辑：熊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