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真正做到疑罪从无而不是从轻，要下决心不冤枉好人，冤枉无辜造成的代价比放纵一个坏人代价要大得多，不仅对司法公正带来很大的影响，也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同时，我们的领导干部、法官以及群众都要按法律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处理问题。
错案分为多种类型，如放纵有罪、冤枉无罪或者是量刑严重不公，量刑不公又分为量刑偏轻和偏重两种情形。今天重点讨论冤案的问题，即无辜者被错判有罪。社会更多关心的也是这个问题，最近若干个案件更是引发了大家关心司法公正的问题。我们现在着重讨论在我国现有情况下，如何看待冤案、如何防止冤案、救济的渠道，特别是冤案里面的死刑问题。
第一层是如何界定冤案，一个案件已经生效并且已经执行，执行包括死刑的执行，也包括徒刑正在执行，然后将案件平反，证明被追究者是无辜的。类似的赵作海案、浙江省二张案，都是判决已经生效，正在执行之中或者执行完毕以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把案件平反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案件被平反是由于发现了真凶。冤案的界定必须以生效为准，因为刑事诉讼是一个过程，从立案到侦查、起诉，从审判到执行，后面的环节总是在审查、纠正前面的环节，整个程序的进行是个过程，是一个完善案件办理的过程，也是纠正办理案件前面程序上错误的过程，程序还没有结束，就不能说是冤案。
当然现在实务界还存在一个问题，有的案件程序的进行过于缓慢，甚至是先挂起来。尽管一个案件最后宣告无罪了，作出判决的时间却非常久。严重一点的案件，五年得到判决都是快的。所以，尽管界定冤案为判决已生效的案件，但是如果长期羁押被告人，案件不结束，甚至挂起来，实际上不是冤案也近似冤案。
因此，首先，冤案应当以判决生效作为标准，这样更规范、更符合诉讼程序的规律。其次，时间也应该加以考虑，案件长期不加以解决最后又宣告无罪，这类案件虽说不是冤案，但近似冤案。当然实践中要有一个过程，我认为现在对羁押应该有所限定。
第二层是案件的可错性问题，就司法规律而言，案件不可能没有错。从客观来说，除非不做事，只要做事，一辈子不可能做的每件事情都是正确的，包括对一个问题的判断。换句话讲，人不是神，只有上帝不犯错误，不论上帝有没有错，都要承认上帝是对的。因此可以说，即使程序再完美，也不可能防止冤案的发生。但是我觉得从理论上讲，不要谈冤案发生的“难免论”。换个角度看，应该最大限度地防止冤案的发生，也就是说尽管难免有冤案，但是理论的研究、制度的设计以及实际上的司法权力运作的改革，着眼点应该是使冤案、错案最大限度地不发生。这才是正确的角度，因为“难免论”可以造成各种环节的错误。冤案的发生可以谅解，可以不追究责任，追究责任与否需要经过分析。当从“难免论”这个角度出发时，至少可以开脱自己良心上的一些谴责、主观上的一些疏忽或者法律上的一些责任。所以作为理论工作者，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从理论上来进行研究、改变观念和完善制度，从而最大限度把冤案发生的概率降到最低。
春节以前，我做一次讲座时讲了一个数字，我说美国的制度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美国的死刑改判为无罪的概率大概在5%左右。主要数据是根据美国一个研究机构所做的时政研究，分别计算出案件总数，各种类型的案件数量，死刑案件改判有多少，改判里面属于最终无罪的有多少，有的是判重的改判轻的。最终改判为无罪的，算出来正好是5%。
在冤案问题上，实际上西方也是不断地发生一些错误。我们要立足于怎样最大限度地减少冤案、错案，不是5%，也不是1%，说实话死刑案件1%已经不得了。从2007年我给最高人民法院讲课到现在为止的6年时间里，还没有发生死刑执行后发现真凶的情形，案件基本上都是在地方发现的，应该说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把关非常严，到现在还没有公开发现冤案，到底有没有这不好说，即便有也是极个别的。
第三层是冤案产生的根源，现在就我国冤案的产生列出下面几点原因：
第一点，就我国来说，首要原因是刑讯逼供，案件需要有被告人认罪的口供，而后拿其他证据来确定被告人的口供，很多案件是被告人有口供，最后翻供，又承认了等等。通常情况下，无罪的人承认有罪是极少数的。现如今赤裸裸的刑讯逼供少了，变相的刑讯逼供却很严重。这种情况下得到被告人的口供，再和一些似是而非的证据结合在一起，冤案就在所难免。
这次刑事诉讼法在遏制刑讯逼供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就是为了避免错案、冤案，但还是有漏洞，程序还不完美，退一步说即使程序上完美了也是有空可钻。我觉得从源头上还是要更加严格地防范刑讯逼供的发生。包括现在已经开始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法律规定挺好，但是司法实践中真正排除起来并不那么容易。
第二点，要强化辩护制度，辩护从侦查介入一直到最后，案件越重，辩护介入的程度越大。我始终认为只要是死刑案件，从侦查一直到死刑复核都应该有律师，而且要有好律师。之前沈德咏在广东发表意见，第一个意见是防止冤假错案发生是司法的底线；第二个意见是要善待律师，律师是防止冤假错案的重要力量。周强召开座谈会也专门请了律师，他讲到律师是法律共同体一支重要的力量，特别是很多的冤案、错案，要么是律师没有介入，要么律师介入以后没有充分行使权利和发挥作用。总体来说，现在律师介入得还不到位，并且对律师的权利保证不够。
第三点，对辩方有利证据的问题。抛开实物证据来讲，对辩方有利的原始证据主要是证人，办案机关并没有正确地对待有利于辩方的证人证言，甚至打击证人，遏制证人权利的发挥，包括不让证人出庭等等，这样使案件错误的方面没有得到及时的暴露。
第四点，证明标准的问题。这次我们就证据确实充分作出三条解释，应该说第一条和第二条过去已经明确，第一条是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都要有证据证明；第二条要依法对证据查证属实才能用；第三条是关键，综合证据排除合理怀疑。有的案件，主要事实、关键事实具有确定性、唯一性是能够做到的；但是有的案件很难讲，特别是贿赂案件。但是一些重罪特别是死刑案件必须坚持确定性、唯一性，在关键事实上，犯罪事实有没有发生，人究竟死了没有，死的人是谁，必须达到确定性。是不是当事人实施的犯罪，主观动机可以另当别论，客观的东西如果不准确，有没有可能办成铁案?这有可能，问题就在于这种可能会付出代价，代价是什么?因为证明标准越高，案件就越会成为铁案，铁案的对立面就是疑案，疑案一旦宣告无罪，很大程度上会放纵犯罪，放纵犯罪与不冤枉无辜在价值取向上是有矛盾的，一味要求证明的高标准，这不是做不到，而是要以增加放纵犯罪的概率为代价。现实中的认识不一致，代价太大，放纵犯罪太多也影响社会秩序的维护，有人确实是犯罪，但是从证据上讲，此人有可能犯罪，也有可能没有犯罪，这两种情况的概率不同案件也不一样。
就犯罪而言，不是说任何案件都达不到关键事实的唯一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迄今为止还保持唯一性的规定，但不是任何案件都达得到，关键是要付出代价，代价由我们实际掌握，但代价应该怎么掌握确实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
最后，在疑案上要不要坚决贯彻这一证明标准，这涉及到疑罪从无还是疑罪从轻，这是能否造成冤案以及造成冤案多少的分水岭。理论上，按照现行刑诉法第195条规定，证据不足要作出指控犯罪不成立的无罪判决，但是实际执行起来确实很难，因为办案机关面临的是一个相当大可能性的犯罪。要真正做到疑罪从无而不是从轻，要下决心不冤枉好人，冤枉无辜造成的代价比放纵一个坏人的代价要大得多，不仅对司法公正带来很大的影响，也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同时，我觉得现在不仅是我们的领导干部、法官还是所有的办案人员都要按法律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处理问题，并且这种思维和方式要让群众接受，群众也一样要用法律的思维，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关系。采用证据采纳主义，做不到所有案件都能破案，案件证据不足就作无罪判决，这是属于一种诉讼认识过程中难免的事情，不是命案必破。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应该坚持疑罪从无，达成一种思维上的共同认识。不仅是法官，社会群众也要有这种认识，从而有利于减轻法官作出无罪判决的压力。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要在全社会培养法治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