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起诉，高盛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敢精神，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同时，高盛在此事件中也并非孤立无援，来自全世界直接或间接的声援不断。

　　首先，起诉高盛的证交会的高层就有分歧。美国证交会的决策者是一位主席和四位委员，五人就是否起诉高盛的表决是3票对2票，共和党背景的两位委员反对起诉高盛。高盛等华尔街大银行是两头押宝，既给共和党送钱，也给民主党送钱，但总的来说与共和党更亲近。证交会高层的斗争也反映了这点。

 

　　面对美国政府的挑战，高盛并不怯阵，不管其行为是否违法，高盛都可以借助法律程序与美国政府周旋。对于高盛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能丢业务。诉讼持续两周之后，高盛的优质经纪业务并没有减少。所谓优质经纪业务是券商为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权基金提供的服务，其佣金十分丰厚。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权基金在券商处存有大量资金（也叫“热钱”）。私人股权基金中的黑石基金的斯蒂芬·施瓦茨曼就公开支持高盛：“我们是高盛的主要客户，我们将继续是高盛的主要客户。”

 

　　目前声援高盛的主要是两股力量——金融界人士以及和高盛关系很深的媒体人士。许多金融界人士与高盛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比如，股神巴菲特就表示声援高盛，还为高盛一把手布兰克费恩打气，说如果要想换掉布兰克费恩，那必须是布兰克费恩的孪生兄弟，他才会考虑支持。 我们看到了一位很讲义气的巴菲特。但巴菲特在高盛投资50亿美元，是笔很大的买卖，如果高盛不兴，巴菲特势必要赔钱。再有，赔钱事小，丢人事大，否定高盛就是否定巴菲特自己——当初投资决策时他怎么会看走眼！

 

　　一些与高盛关系很深的媒体也有帮助高盛说话的，那也是基于共同利益。华尔街券商往往出钱或直接或间接（通过公关咨询公司）与媒体一同举办相关活动。媒体与华尔街的紧密关系不始于金融危机，也不始于高盛。早在1997年对冲基金冲击香港的时候，“香港官员声称，对冲基金给记者和编辑送钱，让他们发表文章，暗示港币或人民币或两者随时都可能贬值”。

 

　　还有沉默的大多数。资本市场许多人不说话，那是慑于高盛的淫威。“不管客户和服务提供商心里怎么看高盛，他们大都不愿与高盛为敌。他们畏惧的是，高盛如此强大，以至于对它的任何批评都可能招来反击。因此，鲜有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甚至银行家——公开指证高盛的不是，不管是就CDO还是就别的什么产品。

 

　　高盛的高管们并不将华盛顿的政治家们放在眼里。2009年，高盛用于游说美国联邦政府官员和立法者的资金高达280万美元；2008年总统大选期间，高盛高管和高盛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向奥巴马的竞选捐献了近100万美元。奥巴马如何掉头拿高盛是问？既然要为难华尔街，奥巴马就应该退还当时的政治捐款，并且表示以后不再收受华尔街的政治捐款。奥巴马没有这个表示。高盛的明抢豪夺、耀武扬威，不给总统一点面子，这就把奥巴马逼到了墙角。

 

　　从奥巴马上台后的表现看，奥巴马无意与高盛为首的华尔街为敌。先推动医疗保险改革，然后再推动金融监管改革，这就给了高盛等金融机构喘息之机。而与医保问题相比，华尔街的危害才是当务之急。对于这点，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盖洛普民意调查表明，医疗改革法案通过之后，奥巴马的民意支持率仍然很低。奥巴马要设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实际上也是在和稀泥。金融危机的真正受害人是广大的纳税人，而不是什么金融消费者，美国政府是用纳税人的钱救华尔街。从广义上说，金融消费者当然包括纳税人，因为他们至少是金融产品的间接消费者。但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的指向显然不是他们，这些人不直接参与高盛的游戏。高盛的大买卖是华尔街券商之间以及华尔街券商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豪赌，这些职业赌徒不是、也不应该是金融消费者机构所要保护的对象。奥巴马要求设立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也是虚晃一枪，避重就轻。但高盛就是不领情，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样一来，奥巴马想不出手也难。

 

　　4月29日传出消息，美国联邦检察官对高盛进行刑事调查。 这次高盛比较小心了。刑事调查不是儿戏，稍有不慎，就会引火烧身。美国有“妨碍司法罪”，当年五大会计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之所以倒闭，就是犯了这一条。

 

　　中国的许多自由派学者崇尚美国，听不得对美国的半点批评，甚至听不得对金融塔里班的批评。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在200年前便告诫我们：“银行机构对我们自由所构成的危险远大于正规军。如果有一天美国人民让私有银行控制了他们的货币发行，先是通货膨胀，再是通货紧缩，那么以银行而做大的银行和公司将会剥夺人民的财产，最后他们的孩子在其父辈所征服的这块大陆上沦为无家可归者。”

 

　　高盛就是这样一个危险性远大于正规军的金融机构

 

 

 

出处:《方圆法治》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