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接触王泽鉴先生的思想，是通过从图书馆特藏室借来的那本“内部参考、批判使用”的《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二册）之影印本。因迷醉于其精细的法理和独树一帜的研究方法，终冒天下之大不韪，以罚款的方式变其公用为私有。后虽购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部八册，书架上的旧书也几经整理淘汰，所剩不多，那本纸张业已发黄的“王泽鉴著”却依然领衔我的经典收藏系列。“王泽鉴著”之于我，已由署名权意义上的符号内化为一种情结。
法大版的“王泽鉴著”系列甫一问世，法学著作中竟现罕见的“纸贵”之景。依该出版社某资深编辑所言：“除法学教材外，销售量能达万册以上者，惟王泽鉴系列耳！”此景释放的信息是，“王泽鉴著”在署名权的意义上更添“驰名商标”之功效，购书前的预审和踌躇似已多余。君不见，此后出版的王泽鉴著民法体系书之系列，购买者信赖的无非是“王泽鉴著”四个字！而从引用率看，“王泽鉴著”确未辜负读者对其学术价值的期待。
也许， “王泽鉴著”已象征着一种学术品质。吾辈学人不仅从中汲取着民法具体理论的养分，更借其打通民法思维上的任督大脉。尤为重要的是，江平教授“创造和深化了一种新的民法研究方法”的赞誉，梁慧星教授“这是一种崭新的法学研究方法、法学研究文风”的评价，以及他在自己的作品《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之自序中“有意学习台湾大学教授王泽鉴先生在他的《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中所使用的研究写作方法”之坦言，道明了“王泽鉴著”在研究方法上的借鉴价值和可模仿性，这种方法已经且将继续影响着我国民法学乃至法学界学人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进路。
北京大学出版社发行新版“王泽鉴著”，延续的将不仅仅是该系列“纸贵”的传奇，更多的是其承载的那种学术品质。先生自言新版“配合法律发展增补资料”，吾等基于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当可有更多期待和启发。我在寻思，手头法大版的“王泽鉴著”已翻旧，该添置一套新版本了。当然，喜新藏旧不过是感情上流露的一种“王泽鉴著”之情结，知识上的温故知新才是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