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发表过一些短文，但数量较少，形式也比较单一：基本上属于司法评论，条分缕析，说理性重，甚少“随笔”之随意挥洒之意味。当去年下半年中国法制出版社的李仕春编辑提出个人随笔集的要约时，我颇感为难。经他一再鼓励，加上我也有一种使专业知识通俗化，让学术走向社会的欲望，即答应试试看。但工作方式就有些与众不同：多数人的随笔集是将已发表的修改一下编成书，从容取舍，集子是编出来的；而我是量不够，赶紧凑，为出集子而写，随笔集大半是写出来的。

　　随笔产生于思维的灵感与火花，而且往往具有一种“随机性”，本来是最难被逼出来。好在我过去有一些准备。主要是因为专业研究的需要与个人的兴趣，曾搜集了一些资料。如黑泽明的《罗生门》、卡夫卡的《诉讼》，在十多年前就被我注意到并收录为资料。日本大津事件等三个十分典型的案例，很有史料价值。职权主义审判中检察官看小说与对抗制诉讼中法官打瞌睡，辛普森案审判中律师向警方要求分享用于鉴定的血样，等等，这些虽属司法细节，但颇具象征意义。都被我留心并收录。原来积累的这些材料方便了我的写作。而从读者方面考虑，这本随笔集可能具有一定的资料性。尤其是对那些从事司法工作及司法研究的读者。我在另一方面的准备是，曾经关注某些问题，而且形成了一种思想，但一直未来得及敷衍成文，这次就逼着写出来。如事实证据判断中的直觉问题，我一直想就此写一篇论文，并为此准备了资料，现在就将其随笔化，成为《直觉——灵魂之眼》。

　　确定目标以后拟定提纲，整理资料开始动笔。由于有一种逼迫感，也就比较投入，效率上曾有一天写两篇的情况。而在思路与写作路数上也找到了一点感觉。因此大体上说，我在签约后逼出来的这批随笔质量要高一些。《上帝怎样审判》、《耶稣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钟为谁而鸣》、《悬置于真幻之间的罗生门》、《卡夫卡的诉讼与司法的惯性》等等，都是这些天逼出来的。当然，其中也有一些自己仍觉得不成熟、不太满意，而过去写的随笔缺陷可能就更多一些。

　　我是诉讼法方面的学者，而且多次在学术与实践中“往来”（读本科、硕士、博士，都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关注现实的司法、从实践中提取学术养分，是我作文的一个特点。如綦江案审判、沉默权问题、主诉制改革，乃至证据判断中的盖然性、司法的惯性、审判的正当化等等，都属于现实热点或突出问题。这批随笔基本上是关于司法活动与诉讼的感触与评论，初拟题目为“诉讼中的法文化”，因为考虑生动性而改为现名。因此可谓司法随笔。

　　柯灵先生曾谓随笔应当：“喧闹如山野之闲花，明净如寒潭之秋水”。 董桥先生称散文须学、须识、须情，合之乃得“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这种对笔触与境界的要求，是我所不敢企及的。聊以自慰的，是我写随笔注意视角与思想。这些随笔，往往直接触及一些突出的法治问题，并且表达一种新的观念甚至学术思想，而且力求“独具只眼”，言人之未言。如《吃了用了送了咋办？》表达的是我的一篇获奖论文关于刑事司法中举证责任的新观点。《检警一体化？》则是以生动实例表达我对目前一种改革主张的看法，是一篇大文章的具象化。而《检察官该不该起立？》、《中国需不需要杜丘？》都是引起学界、司法界甚至社会争议的文章。因此，这批随笔是一种，也只能算作一种学术随笔。

　　随笔要求思想的锋锐，但有时感到难以兼顾其全面及准确。如《万万没有想到的判决》，以“突袭裁判”为由表达我对杭州中院判决汪红英组织卖淫案的不同看法。对我文中表达的观点及其理由，可能有人并不赞同，是对是错，听由读者评判。

   （龙宗智著：《上帝怎样审判》，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