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李约瑟博士和卢嘉锡博士*
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
不耻禄之不厚，而耻智之不博。
——张 衡 (78－139)
L'homme n'est qu'un roseau, le plus faible
de la nature; mais c'est un roseau pensan.
——Blaise Pascal (1623 - 1662)
李约瑟被误读与错译的语文和非语文原因探究之一
——以《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SCC全译本）第一卷
“作者序”错译为例兼与此卷第二审定何绍庚先生商榷a
[蒙城] 张大卫
提 要
此文以一篇不足三页，字数仅2500汉字的译文作为个案，选择其中27句译文逐一考察，举出错译逾60处。作者首先通过比较原文和对应译文, 找出二者之间的语义差异，判定错译及其性质和严重程度，给出断定译文错讹的根据，然后分析造成误读和错译的各种原因，最后提出作者认为是正确的译文。
作者在研究此个案过程中发现，译者的学风和学术观点，翻译过程中的心情，对原著价值的评价，翻译的目的和态度，所处地域和时代的文化思潮，乃至译者的官职或学衔，译稿文本最终处置权的有无和大小，个人品质和价值取向，以及译者与原著者的文化背景差异，译者对原著者的生平事业诸方面的了解程度等多种因素，都会对源语文理解和靶语文表达产生影响，从而决定了译作的对错和质量。这些非语文因素多与心理状态有关，故称之为心理因素。
此文作者强调，这些非语文心理因素是造成错译的不可忽视的深层原因。翻译界早已认识到，翻译水平不只是对源语文的理解力和对靶语文的表达力，还包括所译专业的知识水平。但泛提专业知识水平远远不够，因为从事同一学术课题研究的不同译者往往持有不同的学术观点，特别是与原作者的观点相同或相异至为关键，具备以上三方面综合能力的译者能否作出忠实于原作的译作，除了译者的文化修养（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和专业知识的深度与广度，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译者的学术观点，以及其学风和人品。
作者最先引入翻译心理概念，建议我国翻译界开展对影响翻译质量和翻译风格（凤格因人而异，也受译者所处时代和地域影响，但译文对错的标准是基本的和首要的，不管你奉行或喜好那种翻译凤格，都必须遵从“信、达、雅”或“准确和顺畅”的翻译标准）的深层原因即译者进行翻译的的心理状态，简称翻译心理，作深入系统的研究，创建翻译心理学新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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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本文选取“作者序”译文作为个案，对个案中出现的误读和错译予以评析，旨在探索影响翻译质量的各类原因。在迻译人员中，最后审定者对译作的终审定稿对翻译质量起到决定性作用。何绍庚先生是《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一卷的第二兼最后审定者，所以本文副标题作“与此卷第二审定何绍庚先生商榷”（详见尾注[1]）。
近读雷颐“《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译本举谬”，此文开头说：“现在外国学术、思想著作的译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快，对中外学术、思想交流无疑大有裨益。但如果翻译得错误百出，则会造成严重误解，产生混乱。重要的学术、思想著作的翻译，更要认真慎重。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的重要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便‘不幸’错译百出”。“越来越快”的动力何来？追逐经济效益是原动力，所谓快餐文化竟成为当前潮流。可悲啊，向来受世人尊崇，以创新、求实为宗旨的科学界这最后一方净土也受到污染。
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的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SCC )当属雷颐先生所说的“重要的学术、思想著作”，其遭遇与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有同有异，相同的是SCC 的中文全译本《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也‘不幸’错译百出，不同的是，此全译本的翻译出版“越来越慢”，仿佛原来负责此书翻译工作的何绍庚先生坚信“慢功出细活”，人家是在精益求精，成语“十年磨一剑”于此至少应改为“二十年磨一剑”，似乎当时还没有创立“快餐方针”，且慢，已在酝酿 。稍后，由于不堪承受来自国内外，高层领导和基层读者，包括科学史界在内的学术界等方面的巨大压力，才匆忙安排对科学出版社早在十几年前就出版过的第一卷重校，对积压在何主任书柜中厚重手稿中翻检出已有年数的第二卷旧译稿重译和校订（此卷台北中译本早已在台湾发行，后又列入江西出版社“东方文化丛书”重印在大陆发行）。同时，催促刘祖慰先生夜以继日赶译出第五卷第一分册新译稿。可是，自1990年至1999年，SCC全译本仅此前原有译稿或曾出版的卷一《导论》，卷二《科学思想史》，以及卷五《化学及相关技术》的第一分册《纸和印刷》问世或重新问世后，便如石沉大海长达十年之久。直至1999年才又出一册即《机械工程》，2002 和2003 两年先后出了两册即《军事技术：抛射武器和攻守城技术》与《物理学》。现在是2004年十一月上旬，今年出哪册，尚不得知。但愿以后别再停顿，越出越快, 但不是雷颐先生指责的“错译百出”的那种“越出越快”。可是，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梅荣照（数学）,王奎克（天学），曹婉如（地学）等三位先生译的，相对说来翻译质量较好的第三卷汉译本远在1975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重校工作（梅先生译的“数学”经本人重校）也早在1989年以前就已完成, 迄今又过了十五年,不知为何仍未见出版。
这期间，著者李约瑟，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卢嘉锡，副主任委员曹天钦, 委员郭永芳，袁翰青，钱临照，薄树人，林志群，孙增蕃，胡道静，张书生，主要译者张 毅，王奎克，曹婉如等多位先生已经先后作古，我们翘首期待可谓良久！原因是人手不够吗？作为中国科学院的重大研究项目，在海内外华人学者中竟找不足合格译者，令人难以置信。据李约瑟研究所（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公布的资料, 迄今SCC 已有七卷中前三卷和后四卷部分共23自然册（以下简称“册”）刊行。即令假定如此，用前七年从学英文字母开始培养翻译人员20名，后七年每人各翻译1册，到2004年翻译出版所有已刊原著未有汉译本的各卷册（不包括2004年问世的2册，共有21册待译，再扣除 SCC全译本1990年出版的3册，实际工作量为18册），在人力和时间上应是富富有余。
本文旨在探索造成李约瑟被误读和错译的原因，因篇幅有限, 难承载“错译百出”的大部头译著，所以选择SCC全译本“作者序”( Preface for the Integral translation of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2]为个案。此译文篇幅不足三页，字数约2500汉字，笔者发现的谬译理应不及“百出”。然而，若按笔者校订“作者序”译稿统计，实际上，经笔者改正的错讹已超过一百。通过将我的校订稿与刊出译文比较，已为第二审定人接受并按笔者修正刊出的其他30余处，本文不再论及。至于出书奇慢，慢过原著的撰写[3]的原因，拟另文讨论。
此篇译文是笔者探讨的的首案。笔者通过比较找出原文和对应译文之间的语义差异，错译的性质和严重程度，给出断定译文错讹的根据，然后分析造成误读和错译的各种原因，最后提出作者认为是正确的译文。笔者在考察此个案过程中发现，译者的学风和学术观点，翻译过程中的心情，对原著价值的评价，翻译的目的和态度，所处地域和时代的文化思潮(如“快餐文化”说)，乃至译者的官职或学衔，译稿文本最终处置权的有无和大小，个人品质和价值取向等多种因素，都会对源语文理解和靶语文表达产生影响，从而决定了译作的质量。
关于快餐文化, 笔者还想多说两句。在快餐文化的倡导者与追随者看来，严格审核包括译著在内的所有脑力劳动成果皆不可行，只能将“网眼加大”，可放行就放行，否则没人愿意做，书出不来……。于是，本应杜绝的低级错误（stupid mistakes）因“网眼加大”而大行其道，充斥各类学术书刊。弗兰西斯•福山和李约瑟之所以被误读，被错译，有多种原因，其中快餐文化说是罪魁祸首。
李约瑟的SCC，按计划共七卷34或35册，目前已出版23册。现有三种汉译本：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简称科学本）； 台北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简称台译本）；科学出版社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简称全译本）。笔者发现，出版最晚的全译本中于1990年问世的第一卷和第二卷，有很多错讹，译校审者应各负其责自不待言，但主要责任应由终审定稿者即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译审委员会（后更名翻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前主任兼两卷第二审定者何绍庚先生承担主要责任，因为从拟定翻译出版计划，物色译校审者到决定列印的文本都是经他批准的。他以第二审定者（审定者共两位）署名的这两卷中缪译的存在，至少说明他在定稿时缺乏判断和纠正误读和错译的能力。这是在糟踏绝非“快餐”的李约瑟博士倾注毕生心血撰著的、为全世界汉学界所瞩目的巨著。与其如此，还不如等到合格的翻译家诞生后由他们去做。
如果对SCC全译本作“快餐料理”，特别是对已有科学本, 台译本和日文译本的各册，而不是认真地对照原文重校科学本，改正“翻译上的错讹”， 不是认真地研读原文，只是改头换面将台译本变成大陆的用语, 不是独立地根据原文而是过分依赖日文本甚或其中的汉字, 置如此产生的的错讹和漏译于不顾，就无法做到李约瑟期待的“尽如人意”。所以，对“快餐文化”说，我不敢苟同。我的期待仍是，所有参加SCC全译本的译审人员应主动把“网眼”变小再变小，使后续各册在列印前所有缪译得以消除，包括那些因网眼大而漏网的所谓小错即低级错误。
本文选择SCC全译本“作者序”而不是第一卷正文作为我的个案研究的首案，是因为“作者序”在第一卷卷首。经第二审定人终审定稿的第一卷其他部分和第二卷同样存在错讹。我将继续从SCC全译本前两卷及其他已刊各卷册选取典型个案，评析缪译原因，在用于笔者个人的翻译心理学研究的同时也可供该译本尚未出版的各卷册的译校审者参考和借鉴。
有一位好心人劝我跳过这一篇，原因是卢嘉锡博士被作为校者之一署名。我并不认为我辜负了这位朋友的善意, 因为我坚持认为，任凭错讹长存而发现了也不改正，这才是对科学成就卓著的卢嘉锡博士的大不敬，且不说卢嘉锡博士生前是否亲笔作过校订，是否同意署名尚有待核实。目前倚重名人效应，“拉大旗做虎皮”者夥矣。我决意探索李约瑟被误读和错译的原因，正是出于对李约瑟博士的崇敬和对卢嘉锡博士对我的教诲和奖借的怀念。我认为我的这方面的工作是我能做到的对已故李约瑟博士和卢嘉锡博士的真正的、最好的纪念，即使因此“沦为”在中国拒绝快餐文化的最后一人。
下面先介绍这方面的一个经典个案。
世界科学和科学史名著的译介正确与否对于科学史研究尤为重要。爱因斯坦在1953年致友人的信中的三句话的不同译文在中国科学界和科学史界引起此起彼伏的轩然大波，令广大读者不知何去何从。这三句话的原文如下：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cience has been based on two great achievements, the invention of the formal logical system (Euclidean geometry) by the Greek philosophers,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possibility of finding out causal relationships by systematic experiment (at the Renaissance). In my opinion one need not be astonished that the Chinese sages did not make these steps. 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e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
笔者共见到四种不同译法（不同的是第三句译文）。胡文耕译文因引者不同而“产生”两种版本。
（1）胡文耕译文A（1至3句）“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不用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4]
（2）李醒民译文（第3句）：“若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倒是令人惊奇的。”（转引自方舟子[5]）
（3）方舟子译文（第3句）：“这些发现竟然被做出来了才是令人惊讶的。”[5]
(4） 胡文耕译文B（第3句）： “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 （转引自黎鸣[6]）
对此句的理解，其母语为英语的的外国学者也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他们之间的分歧，恐怕不能归因于英语口语语感有无。笔者尚未得见爱因斯坦原文全信，对于上述四种译法，在见到原文全信之前，恕不置评。
笔者感兴趣的仅仅是同一原文的汉译出现分歧这一现象，所以重提这一公案。对一个如此简单的英文句子的汉译，竟一波“四”折，确实表明，译者的学养，观点，心情，目的，人品等心理因素如何影响他对原文的理解，以及影响的程度。写道这里, 笔者也要替何先生鸣不平, 因为译文（1）与（4）援引同一人译的同一本书的同一版本中同一篇文章上同一段文字（无需翻译）竟然会如此不同，令人大开眼界，何绍庚缪审译稿较之缪引中文，可说是小巫见大巫。
出现在SCC全译本误读和错译也表明学养，观点，心情，目的，人品等心理因素对原文理解的影响，特别是在SCC全译本“作者序”中的所有谬译中最严重的第一句(A)和倒数第三句（Y）。[7]
(A) 李约瑟“自称”所著SCC汉译为“盛事”？
原文： It is a wonderful thing to reflect that all the riches which I was able to discover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world will now be available to Chinese readers in their language.
译文： 我在研究中国与西方关系方面所发现的全部宝藏，将能以中国人自己的文字与中国读者见面，真可谓猗欤盛事。
错译： （5 处）
[1] “所发现的”应译作“得以发现的”。原文 was able to discovery 不等于discovered 。
[2] “真可谓”，原文没有对应语，当删。若第二审定宁愿保留，鉴于“猗欤”语气之庄重，改“真”为“诚”更像他追求的文言遗风。
[3] “将能以中国人自己的文字与中国读者见面”中的“能”字当删，理由同上条。
[4] “猗欤”一词在现代汉语中过于生僻，当改（尽管可显见第二审定有些许文言文功底），而且用法欠妥。“猗欤”是叹词, 表示赞叹（相当于英文O! Great!），如“猗欤盛哉”（多么盛大/隆重 啊）（“盛”或“盛大”相当于英文grand; magnificent），又如“猗欤休哉” (多么快乐啊)，但它常用于句首，置于“真可谓”之后“真可谓”不文不白。只看中译文即可判断，以李翁毕生道德文章，“盛事”提法不像是他写得出的。试想，你的著作，无论价值如何伟大，翻译你的书一事，你说是great event, 传达给读者的，只能是——你著书一事是greater event (更盛大的事)。这岂不是明夸他人暗抬自己吗？一般作者也不会如此张狂，何况李翁这位真正意义上的学者呢？以李翁治学为人之高风亮节，至多会称SCC之全译为“幸事”。我们还是看原文吧。
原来，李翁写的根本不是great event or great thing, 而是 wonderful thing 。原文为：“It is a wonderful thing to reflect that…”。考虑到此缪译属低级错误，只需查一下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便能找到正确答案。据此词典，wonderful 的义项有二：一是causing wonder, very surprising;二是very good or admirable。即使一个简单的单词，其确切意思只有在句中方得确定，往往还需参照前后文。故此，举出摘自两部名著的例句：“The... whale is one of the most wonderful animals in the world （鲸……是世界上最[令人感到]奇妙的动物之一）.”(Charles Darwin)；“The spirit of the movement was wonderful（这次运动的精神极好）.”(Christabel Pankhurst) 若将 wonderful 按义项一译作“令人惊奇”或“意想不到”显然不妥，翻译一本论述中国事物的书，只要不是天书，再了不起也不致引起“友邦惊诧”，否则也太欺负中国无人了。可是，不知何故，我们的第二审定心中的“惊叹”挥之不去，审至此句想必是一唱三叹，“猗欤”前再加“真可谓”以示强调。若取义项二中admirable，译为“了不起”同样不妥。这里, wonderful 应取义项二中very good，可见a wonderful thing 意思是“极好的事”。联系前文，“It is the greatest of pleasures for me to learn…”, “It is a wonderful thing…”两种措辞意思相近, 更见无“盛事”之意。
译事信为上，达而不信或雅而不信皆不足取。第二审定将自己的理解和渴望强加在李翁身上，结果，一个“盛”字确实抬高了他的学术地位[8]，而同样是这个字却损毁了李翁形象。终成此果的诱因，大概是接此之重任甚觉春风得意以至飘飘然的心境惹的祸。文如其人，译文亦如其人，好的译者译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为了正确理解原文，会尽多了解作者生平，事业，以及撰写时的心态，以避免望文生义，或被自己当时的心情诱入歧途。凡跻身“我即作者”境界进行再创作的译者如傅雷先生和朱生豪先生，其译作最接近原作。因此，建议致力翻译理论和技巧的专家开创翻译心理学方面的研究。
[5] to reflect 是以it为引导词的“It is a wonderful thing to reflect…”句中的逻辑主语，遭到阉割。按to reflect的释义为 to think seriously, to express carefully considered thoughts, 不可略译。译为“想到”或“念及”可也。
(B) Such comparisons 的确切涵义
原文： If I were to try to pin-point the most essential feature of such comparisons, I would say that it was the comparative method.
译文： 如果要让我明确指出，中西关系研究的最主要特点是什麽，我就会说是比较法。
错译： （5 处）
[6] “如果要让我”，不通。
[7] try, 漏译。应译为“试图”。
[8] 这里，to pin-point 应解作to locate or identify with precision，译作“准确/确切指出”较“明确指出”准确。试想“明确指出”的反义语，有可能是“含糊其词”或“暗示”。而“准确”无此想象空间。
[9] essential 在与feature搭配时，应解作basic and fundamental,其反义词是inessential。而“主要”的反义词是“次要”。因此，正确的译法是:最基本/根本的特点。
[10] 偷懒的不求甚解的译者，即使从未走出国门未能习得英语口语语感, 都会将such comparisons译为“这样的一些比较”，虽字面上不能算错, 但没有表达出原著者的原意 (比较前文爱因斯坦致友人信中的these discoveries)。看到后文“比较法”, 读者会认为是同语反复。无论如何，这肯定不是好译文。此序言的译法避开了将comparisons 与后文comparative 都译为“比较”，但忽略了作者用such comparisons 的确切涵义，顺着自己前面的译文译成“中西关系研究”，漏掉了作者要传达的信息。 这里，comparison 应该理解为 an examination of two or more objects with the view of discovering the resemblances or differences。objects 之一方为中国，另一方为西方。comparisons（比较）的内涵不可疏漏，请注意此词用的是复数形式，表明such comparisons (acts of comparing)的具体性和多次性，顾及前文“able to discover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world”中的“to discover”，及前引释义“with the view of discovering the resemblances or differences”,可知整句应译为：如果我试图准确地指出我为发现中国与西方的相似或相异（或作：异同）所作考察的最根本特点，我就会说是比较法。
请注意the comparative method中comparative method前面加的表示特指的定冠词和笔者特别加的“我”字，意在准确传达作者原意，形虽不似，但义达矣。须知任何人研究中西异同，都要通过比较，都要使用比较法。作者用such限定comparisons，是想强调他本人所作的比较不同于他人所作比较，因而才有特点可谈。第二审定定稿的这个缪译, 才应归因于英语口语语感缺失。
(C) It 也可译为“人们”？
原文： Of course there are many other requirements, for example one must be able to read Chinese as well as many Western languages, and one must have a good philological grounding which makes one realize that not every book was written at the date which it purports to be from.
译文： 当然，还有许多别的要求。例如，必须能阅读中文和多种西方文字；必须具有能看出并非每一部著作都符合人们所声称的写作年代的良好的语文学基础。
错译： （3 处）
[11] philology通常译为“语文学”或“文献学”, 表面上看并未译错。可是，“语文”一词在现代汉语中常用作“语言与文学”合称，如台湾辅仁大学英国语文学系，其英文名为Depart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大陆中小学的语文课教的也是这两方面的内容。从下一段的举例看，李约瑟的这句话显然主要是论及中国古籍，据此可推测他说的philological grounding主要指的是“小学”即包括文字、音韵、训诂三个方面的汉语传统语言学基础。当然，不排除西文古典著作。参照Wikipedia中的释义“Philology is the study of ancient texts and languages”，正确的译法应为：古文献与古文字[学]基础。
[12] it purports to be from 中的代词 it 一般指物，幼儿园小班的孩童都知道，如何能译成“人们”？我们的第二审定这次又看走了眼。It 指人的用法，笔者也孤陋寡闻, 只在“It’s me”见过。假如第二审定坚持这句话中的it指人，这人则应是某部书的作者，而用“人们”这个泛称，不知所云何人。实际上，it指代前面every book 。
[13] 原文并没有与之对应的“符合”一词, 此词的常用法有三种：(1)与存在的式样、形式或标准一致（相当于英文conform to; fit; suit），例如“符合标准”；(2)在本性、特性或作用上一样或一致（相当于coincide），例如“他干的工作符合他的爱好”；(3) 在意见、意志或行动上一致（相当于accord with; tally with），例如“符合要求”。译文中“……著作符合……写作年代” 显然是病句。若想保留“符合”一词，医治此病句的办法有二：一是在“著作”后加上“年代”，二是在“写作年代”前加上“这部书的”。 笔者认为，删去“符合”，改译为“并非每一部著作都成书于该书所声称的年代”才忠实于原文。
(D) 英文复数名词一定是“许多”吗?
原文：
But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arative times of discoveries and inventions in China and the Western world is quite indispensable.
译文： 然而，绝对不可缺少的要求是，要能充分理解中国和西方许多发现和发明的年代差异。
错译： （1 处）
[14] 不能因为原文 discoveries and inventions 是复数形式，就贸然加上原文没有与之对应的词“许多”。为何不想想原文为何不作“many discoveries and inventions”？须知，英文可数名词等于或多于两个就用复数形式，作者没说，你如何知道不是“几个”，“一些”，“少数”……，乃至“所有”呢？即使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做过精确统计，也无权代作者言。
(E) 水运仪象台上的浑仪和浑象无外力驱动即能“自动”?
原文： For example, it was not that many Chinese scholars did not know quite well the book of Su Sung, written in +1094, Hsin I Hsiang Fa Yao (New design for making Armillary Sphere and a Celestial Globe rotate automatically, i.e. for an Astronomical Clock).
译文： 例如，许多中国学者并非不知道苏颂在1094年撰著的《新仪象法要》[自动浑仪和浑象（天文钟）的新设计]。
错译： （2 处）
[15] 漏译 did not know quite well 中 quite well 。
[16] making …rotate automatically 应译作“使……自动旋转”。第二审定只看到automatically, 未注意 making 和 rotate，因而没有表达出“动”的性质和形式。
正确的译法是：使浑仪和浑象即天文钟自动旋转的新设计。
(F) Nobody realize 能译成“他们根本就没想到”？
原文： They were very familiar with this book, but it never struck any of them as odd that it should contain a description of an escapement, because nobody realize that there was no such thing in Europe before +1300 approximately.
译文： 他们很熟悉这部著作，但却无人由于书中描述了擒纵机构这种巧妙的装置而产生强烈的印象，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想到，迟至公元1300年左右，欧洲还没有类似的设计。
错译： （7 处）
[17] but 被译成“但却”。记得上小学时，我的语文老师就告诫我，“但”“却”二字只能用其一。莫非我的小学语文老师教错了？特此请教第二审定。
[18] never, 漏译。
[19] odd 的释义如下：deviating from what is ordinary, usual, or expected; strange or peculiar, 以上义项均不含“妙”意，而且，odd 是针对书中描述了擒纵机构一事，不是针对擒纵机构这种装置，尽管此装置确乎“巧妙”。 正确的译法是：但是，此书含有关于擒纵机构的描述，从未使他们中的任何人感到奇特。
[20] because nobody realize 不可译作“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想到”，nobody (无人) 想到，“根本” 从何谈起？若译作“根本无人想到”还差不多。
[21] 与前文“擒纵机构”呼应，将 there was no such thing 译为“根本没有这类装置”更好。这里才可用“根本”二字。
[22] 前文“+1094”译作“1094年”，这里“+1300”译作“公元1300年”，都没有错，问题在于有无“公元”前后文应统一。
[23] before +1300 approximately 与后文 before about +1300 同义，不知为何采用不同译法。before about +1300 译作“直到1300年以前”基本正确，说明第二审定的水平在不断进步。不足的是，忘记把这里的的错译改正过来，也没有将漏译的about 和approximately 补译出来。
整句应译为：但是，此书含有关于擒纵机构的描述，从未使他们中的任何人感到奇特，因为无人意识到在大约1300年以前欧洲根本没有这类装置。
(G) 在哪方面“同步”？
原文： An escapement is a device for slowing down the rotation of a wheel so that it keeps time with man's primary clock, the diurnal revolution of the starry heavens.
译文： 擒纵机构是一种减低轮速的装置，以便实现它与人类的原始时计（星空的周日视运动）同步。
错译： （1 处）
[24] clock是an instrument for measuring or indicating time,既译作“时计”， 不言而喻，其功能就是计时/keep time。原译一反将 the rotation of a wheel不译为 “轮子的转速”而译为有潜在歧义的“轮速”（亦可解作“轮船的航速”）的惜墨如金的风格，将so that译为“以便”还嫌不够，再加“实现”一词，何其啰嗦。其实译为两个字“以使”即可。
为准确，完整，且无歧义，忠实地转述作者原意，此句应译为“擒纵机构是这样一种装置，它能减缓轮子的转速，使之得以与人类的原始时计——星空的周日视运动——在计时上同步”。
后文又将the rotation of a wheel译作“轮子的转速”，多加三个字而消除了潜在歧义，这代价值得。参见（J）。
(H) 英译汉词序不总是需要前后颠倒
原文： The fact that the motive power was derived from water or mercury flowing into buckets on the rim of a wheel from a constant-level tank, while in Europe later on it was derived from a falling weigh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question at all.
译文： 至于动力来源，究竟是使水或水银从一个液面恒定的容器（平水壶）流入轮边的许多水斗（受水壶）中去，还是象后来欧洲那样，来自下降的重锤，则完全与本题无关。
错译： （1 处）
[25] 将 Europe later 译成“后来欧洲”，反不如不变更词序迳译作“欧洲后来”顺畅。
(I) 已有准确定译，“创译”可免矣
原文： The water-wheel link-work escapement of China preceded the verge-and-foliot escapement of Europe by at least 200 years, and I still feel that it was a case of what has been called “stimulus diffusion”.
译文： 中国的水轮联动擒纵机构，领先于欧洲的立轴横杆式擒纵机构至少二百年。我至今仍然觉得，这就是所谓“激发性传播”(“Stimulus Diffusion”) 的例证。
错译： （2 处）
[26] stimulus diffusion 概念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A. L. Kroeber 在1940年发表的一篇同名论文[9]中最先提出的, 由此产生的发明名曰“从属发明”(dependent invention），与independent invention（独立发明）相对。stimulus diffusion早有定译即“刺激扩散”, 通行于大陆和台湾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等研究领域。笔者最近得知，术语“刺激扩散”已进入我国中学教科书。
[27] stimulus diffusion 是术语，不是专有名词，也不是出现在标题中，再者，李约瑟原文用的也是小写，译文缘何将这两个词的首字母改为大些呢？
(J) Suggestion 不是“猜想”
原文： My suggestion is that people in Europe said to each other “Far away over there, in the East, men have found out how to slow down a wheel by cutting time into very small equal intervals.
译文： 我猜想，当时欧洲人相互传告，“在遥远的东方，人们已经找到办法把时间分割为很短而均等的间隔，以减低轮子的转速。”
错译： （1 处）
[28] 这里, suggestion 应解作 the act of mentioning or implying as a possibility, 笔者查过十几部词典，均未发现此词含“猜想”之义。“My suggestion is” 显然较 “I suggest” 语气要重，尽管 mention 或 imply 只是 as a possibility (可能性)，但李翁是经过深思后提出的，绝非一个“猜想”了得。
My suggestion is…的正确译法是：我的想法是……。
顺便指出，至此，第二审定的水平又有提高，将to slow down a wheel 没有再译为“减低轮速”。然而，这又是一处前后文不一致。
(K) 无法“照办”
原文： Why can’t we do this too?
译文： 我们为什麽不照办呢？
错译： （2 处）
[29] 译不出too，不敢说第二审定不认识这个英文常用词，猜想是汉文表达能力欠缺，不熟悉含有“也”字的句型和用法。
[30] 须知，这是只听到一些传闻的刺激扩散，既无实物也无图纸，不可能一模一样地“照办”。美国小孩谢绝别人帮助时常爱说，I can do it，与此句属同一句型（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疑问句，另一个是陈述句），联系前文说的“找到办法”，此句的正确译法是：我们就不能也找到一种方法？
(L) “了”字当删
原文： And so they proceeded to invent the verge-and-foliot escapement, using a falling weight as with its Greek antecedents.
译文： 于是他们利用希腊早就使用的重锤着手发明了立轴横杆式擒纵机构。
错译： （1 处）
[31] 是的，欧洲人后来确实“发明了”（invented）一种擒纵机构，但这是后话，当时只是“着手（了）”去“发明”（proceeded to invent）。删除“发明了”中的“了”字，这句话就译对了。
在继续按句子分析SCC全译本“作者序”汉译文缪译之前，想对第二审定篡改李约瑟序英文本中的三处年代作简单评说。先看原文：
“The water-wheel link-work escapement of China preceded the verge-and-foliot escapement of Europe by at least 200 years,...”
“Our researches showed indeed that the gap may have been much more than 200 years. The first water-wheel link-work escapement clock of which we have adequate records was that made by I-Hsing and Liang Ling-Tsan about +720, so that would make nearer seven centuries than two. And since there is a possibility that the Chinese method was used by Chang Heng in the Later Han period, the priority of the Chinese water-wheel link-work escapement over tile verge-and-foliot escapement of Europe might well be nearer thirteen centuries than seven.”
请特别注意印成黑体的两个年代 nearer seven centuries与nearer thirteen centuries，在以苏颂研究专家身份显身于有关学术会议的第二审定终审定稿的汉译文中成了“将近六个世纪”，“近十二个世纪”。显然，这不是他的眼误，而是有意去改正李翁的“笔误”。核实孰是孰非，方法极简单，运用幼儿园小朋友或小学一年级学生都会的减法便知分晓。先看原文和汉译同为at least 200 years, “远远超过二百年”是如何得到的。这一数字似乎是苏颂《新仪象法要》成书年代即公元1094年和后文“there was no such thing in Europe before +1300 approximately” 中的公元1300年之差，1300减1094，得数是206。但须注意原文是讲“在大约公元1300年之前”，“+1300”后面尾以“approximately”，足见公元1300年是约数，表示的不是准确数字，此其一；“+1300”前面冠有“before”一词，足见李翁指的是公元1300年以前的某年，此其二。所以李翁说at least 200 years (至少两个世纪)。
同样，seven centuries和nearer thirteen centuries前面冠以nearer，仅说是“接近”而非等同。虽然李翁在“作者序”只写了before +1300 approximately，未道出认为可上溯到的精确年代，但以公元1300年作为减数，并不能证明第二审定的改动成立或他比李翁高明。这里唯一可能是准确的年代是1094年，但这是《新仪象法要》传世本的年代，拿它作为水运仪象台建成的年代不成立。根据李约瑟的演讲“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天文学”，苏颂将《新仪象法要》呈给皇帝的时间早于1094年两年即“1092年”[10]，并且明确指出水运仪象台系“苏颂及其同事于公元1090年建于开封。”[11] 李约瑟在与他人合撰的“中国的天文钟”一文写道：“……我们发现, 在七到十四世纪之间, 中国有制造天文中的传统。”[12] 假定公元1300年亦即十四世纪而不是更晚，欧洲有了擒纵机构这样的装置，李约瑟说so that would make nearer seven centuries than two, 并没有错。
据严济慈先生的研究，后汉的张衡发明世界上第一台用水力推动的浑天仪的年代是公元117年[13]。依然假定公元1300年亦即十四世纪而不是更晚，李约瑟说“the priority of the Chinese water-wheel link-work escapement over tile verge-and-foliot escapement of Europe might well be nearer thirteen centuries than seven”也没有错。须知，李翁说的是 nearer（接近），终审定稿为“中国的水轮联动擒纵机构，就有可能领先于欧洲的立轴横杆式擒纵机构近十二个世纪。”其中也有“近”这个字，而且还有“可能”二字。含有“近”或“接近”置于数字前的例子，见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简介”：“其中线装古籍三千八百余种，近两万五千册”，“近两万五千册” 意思是接近但实际上不足两万五千册。与此相同，nearer thirteen centuries than seven 的意思是说接近但实际上不足十三个世纪。李约瑟何错之有？
第二审定以其学过数学的专业优势企图在简单的数字计算上挑战李约瑟，结果是自不量力，贻笑大方 。但他的这种费尽心思孜孜以求的精神，着实令笔者感佩。感佩之余，笔者想坦诚奉劝尊敬的第二审定，最好将精力尽多地用于认真理解李约瑟其文其人上，不要遇到自己看不懂的地方，动辄错误地以为李约瑟错了。如果你通过仔细阅读SCC原著所有已刊行卷册，能发现并指出李约瑟犯的错误，乃中国科学史研究事业之大幸，李约瑟博士和卢嘉锡两位博士的在天之灵也会对你的功绩击掌赞赏，甚至由衷感激。若果真如此，才真可谓“猗欤盛事”。再重复一遍，即便你是在科学史研究领域的某方面的专家，只要做了译者，校订者或审定者，你都无权代作者言，即使你是合著者，你欲改动之处在公之于众之前也应征得每一位合著者同意。这不仅仅是审定译稿水平问题，也是审德问题。如果发现原文确实有误，若能联系到原著者，应征询他的意见，若无法与原著者联系，则可在译注中说明。这是学人应遵从的学术道德规范的底线，任何合著者，译校审者均不得逾越。现在回到句子分析。
(M) 又一处漏译
原文： Our researches showed indeed that the gap may have been much more than 200 years.
译文： 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一年代差距，可能远远超过二百年。
错译： (1处)
[32] indeed漏译，不止一次。
（N）The suggestion 非可译可不译
原文： All this bears out the suggestion that any Chinese who had come to Europe in the +9th century would have found it a rather backward place.
译文： 这一切意味着，如果早在公元9世纪有中国人来到欧洲，他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地方。
错译： (2 处)
[33] “早”字，当删。
[34] 将bear out the suggestion that 译作“意味着”，语气太轻了。按bear out的释义为 to prove right or justified; confirm, 而the suggestion的释义为 the act of mentioning or implying as a possibility。不知第二审定想过没有，为何李约瑟要加上the suggestion一词？换言之，All this bears out the suggestion that 与没有the suggestion 的All this bears out that 有何不同？从本文上篇分析的例子不难看出，李约瑟写作风格的一大特色是准确与简练，他选用的每一个词均经过深思熟虑，没有一个词，甚至没有一个标点，是可有可无的。遗憾的是，我们的第二审定对the suggestion 视而不见 , 也未能将 bear out 定对。
正确的译法是“这一切证实了如下推测，即……”。笔者知道，新译不如用字较少的原译“简练”，但较后者准确而意明。
（O）没必要重复“以前……以前”
原文： However this may be, it is clear that it was really essential to have a comparative outlook so that one knew that there was no escapement of any kind in Europe before about +1300, the time of Dante.
译文： 无论情况如何，有一点很清楚：比较的观点的确至关紧要。人们有了它才能认清，直到1300年以前，也就是在但丁时代以前，欧洲还没有任何种类的擒纵机构。
错译： (2 处)
[35] about（大约）, 漏译。
[36] 上句话简练到遗漏作者要表达的信息，这句话却无必要地一再重复“以前……以前”。正确的译法是：在大约[公元]1300年即但丁时代以前。
（P）漏译 when stripped down
原文： The same thing is true of the standard method of interconversion of rotary and longitudinal motion, namely the wheel, the eccentric crank, the connecting-rod and the piston-rod, such as may be seen in every steam locomotive of the present day, and even in the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when stripped down.
译文： 关于旋转运动与直线往复运动相互转换的标准方法，情况也是这样。这种装置包括在今天的蒸汽机车甚至内燃机上都可见到的转轮、偏心曲柄、连杆和活塞杆。
错译： (1 处)
[37] when stripped down, 漏译。
（Q）风箱< 鼓风器 ~ 植物<生物
原文： Machines anatomically similar to these are illustrated in all the relevant Chinese books from the time of Wang Chen’s Nung Shu (Treatise on Agricu1ture) onwards (+1313), not only for metallurgical bellows, but also for operating flour-sifters, or bolting-machines, and any other machinery requiring a longitudinal motion.
译文： 从1313年王祯的《农书》开始，在一切有关的中国著作中，都有结构与此类似的各种机械的插图与说明。由它们驱动的不仅有冶金鼓风器，还有筛粉机（面罗,水打罗）以及其他需要直线往复运动的机械。
错译： (4 处)
[38] 第二审定没有读懂（更可能为对照原文）these指何物，明明是复数，怎能一“此”带过，也没解释“此”指何物。其实these是指上句提到的蒸汽机车[中的蒸汽机]和内燃机。
[39] （are） illustrated 一词两译，成了“（有……）插图与说明”。李约瑟说的究竟是图示还是文字说明呢？联系anatomically similar 中的 anatomically 一词，这里指的是《农书》类著作中的“Machines anatomically similar to these”的图——结构图。
[40] Met metallurgical bellows 当译为“冶金用风箱”。“鼓风器”(英文为 blast device)的意思较“bellows”宽泛，包括最早的皮囊，后来的风扇和再后来的风箱，现在用来保养数码相机的形似洗耳球的物件也叫鼓风器。李约瑟（不是别的中国科学史学者！）认为，中国早在汉代就发明了风箱（piston-bellows，有人返译为“活塞风箱”），时间过了1,400年之后，在大约公元十六世纪传入欧洲。据万国鼎[14]，王祯《农书》成书的实际年代是公元1303年（公元1313年是作者为其书作序的年代）。李约瑟认为那时在中国冶金用的已是风箱，译作“鼓风器”不准确。
[41] flour-sifters, or bolting-machines 译作“筛粉机”，并不错。但第二审定没有审出擅自加上原文没有的“面罗, 水打罗”，这种做法在翻译上是不允许的。李约瑟指的可能是水打罗（一种很古老的用水力带动的罗面的设备），但肯定不是面罗。面罗，在我国农村又叫“罗床”（当然不是指“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中的“罗床”），参见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15]。 假如李约瑟指的确是王份所说的可以与水磨共同联结在一个水力转轮上，“筛面甚速，倍于人力”的机械，则其名称应是“水击面罗”或“水罗”，亦即“作者序”后问提到的《洛阳伽蓝记》描述的“簸”[16]。若认为原著语焉不详，可加译注，与正文分开，以避免读者误以为是作者所写。再次重提翻译的一项重要原则，就是译者无权代作者言。
(Ｒ) Same的意思是“大致相同”？
原文： The differences is indeed that the source or power was the water-wheel, while in the prime motors of Europe, the force of steam was applied to the piston, but otherwise the set-ups were morphologically the same.
译文： 差别只在动力来源不同：中国是用水轮驱动，欧洲的原始发动机则以蒸汽力作用于活塞。至于结构方面，其形态大致相同。
错译： （４处）
[42] indeed，又漏译了。
[43]
the set-ups是名词，指中国的靠水轮驱动的机械和欧洲以蒸汽力作用于活塞的机械，用代词“其”虽简练但欠准确。直译作“这些装置”或“这两类装置”或仅比“其”多一个字的“二者”，皆优于原译。
[44] “结构方面，其形态”，又是一词两译，应译为：在形态上。
[45] 作者用the same 就是要表示“相同”，译作加上“大致”二字，歪曲了作者原意。
后半句but otherwise the set-ups were morphologically the same的准确译法是：二者在形态上则并无二致。
（Ｓ）Identical的意思是“基本上完全一样”？
原文： The Chinese machines converted rotary motion into longitudinal motion, because they started with the water-wheel, whereas the European machines converted longitudinal into circular motion, but in all other respects they were identical.
译文： 中国机械把圆周运动转换成直线运动，因为一开始使用的就是水轮；反过来，欧洲机械则把直线运动转换成圆周运动；两者在其余各方面基本上完全一样。
错译： （2 处）
[46] whereas 应译作：与之相反，“之”表示“中国机械”。
[47] identical, 我们的第二审定别出心裁地杜撰或批准此杜撰“基本上完全一样”这一词语新搭配，笔者百思不得其解，完全一样就是一模一样，“基本上完全一样”是什麽样？按 identical 的同义词语是 selfsame, being the exact same, precisely the same, very same without difference，明明是完全相同嘛，物理学论著中的“全同”就是译自这个英文词。
从整体上看，“两者”确实并不全同/identical；李翁说得明白，identical 是 in all other respects ，“在其余各方面”也审对了。怎麽又错了呢？审定至此，我们可怜的第二审定的脑子肯定乱了。“看问题不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个警句，他记得太牢了，所以还没有受到赵本山忽悠，就分不清整体和局部了，比范伟演的角色还不如。
（T）推迟错后也枉然
原文： One hundred years or more e1apses between the pictures in Wang Chen’s book and the
drawing of Antonio Pisanello, but the constituent parts of the Chinese machine went back far beyond the date of +1213 .
译文： 从王祯书中的插图到安东尼奥•皮萨内洛的绘画，相距一百年或者更长一些。但是，中国机械中的许多构件，都可以追溯到比1313年早得多的年代。
错译： （1 处）
[48] 第二审定又在玩弄他的小聪明，再次篡改李约瑟原文中的年代。历史上记录某项发明或发现的论著成书时间一般后于发明的时间，此乃常识，不是历史学家的普通人也知晓。即使王祯的《农书》成书于公元1313年，书中描绘的中国机械的中的许多构件肯定早于公元1313年，李约瑟写的是went back far beyond the date of +1213——远比公元1213年早，即使再推后100年，改成公元1413年，因有far beyond 在前，幸好李翁观点没有因缪译受到任何影响，歪曲李翁观点的企图终归枉然。
（U）拉丁文前缀ad-与ex-应译为“前”与“后”
原文： So the ad-pistonian arrangement must have come in Europe a long time before the ex-pistonian one. This last indeed was patented by James Pickard in +1780.
译文： 因此，“推动活塞”装置（ad-pistonian arrangement）在欧洲出现，肯定比“活塞推动”装置（ex-pistonian arrangement）要早得多。
错译： （2 处）
[49] “推动活塞” 加上引号，可能表示创译或拟译。其实，在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的一篇文章“中国古代对机械工程的贡献”（周世德先生译，《李约瑟文集》页934）中出现过汉译名“前活塞”，推测这个术语的英文就是 ad-pistonian 或其名词形式ad-piston （未见原文，不敢妄断）。笔者认为，译名“前活塞”形义兼备。
[50] 同理，“活塞推动”应改为“后活塞”。
（V）还原不当与不及
原文： The crank makes its first appearance as the handle of a built-in winnowing-fan machine in farmyard models of the Han period (-2nd century to +2nd century).
译文： 曲柄最早以手柄形式出现在汉代（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明器农家庭院中的整体式风扇扬谷机上。
错译： (3 处)
[51] 王楠先生在“对汉学论著翻译规范的探讨”[17] 一文中提出文化還原原则，即翻译汉学论著时应还原漢文人名、中文史料、歷史背景。原译将 a built-in winnowing-fan machine in farmyard models 中的 models 译作“明器”，基本符合王楠先生建议的汉学论著翻译规范，但可惜原文中未见明器对应的词语，譬如articles to be for the dead，无流（源自汉文的英译）谈何溯源（还原为汉文）？还是依我国考古界将 models译作通用术语“陶模型”为好。
[52] 但是，将a built-in winnowing-fan machine译作“整体式风扇扬谷机”违反了上述规范。按扬谷机是现代名称，应还原成汉代名称“风车”（又称“扇车”）。
[53] 形容词 built-in，义为“内置”。这里讲得的不是空调的种类，分体还是整体。
A built-in winnowing-fan machine in farmyard models 的忠实汉译应为：农家院落陶模型中的内置风扇的机械（风车）。
（W）连杆加在何物？
原文： Then a connecting-rod becomes attached to it in the Nan Chao period (between +420 and +589) as a device to allow several farmers to work at the same quern .
译文： 到南朝（420-589年）时，又加上了连杆，使几个人能共同推动一盘人力磨。
错译： （２处）
[54] Then a connecting-rod becomes attached to it 中的代词 it 为译出。为意思明确，应当译出，而且不可一“它”带过，而是要还原为it 所指代的名词。我们的第二审定大概不明白it所指何物，只好偷懒假装没看见。他不去深究的原因，我们想深究怕也无从得知。但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总可以尝试。
据说，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译审委员会办公室前主任（后任委员），在SCC全译本署名第二审定的何绍庚先生是按学科延聘相关方面的研究家们承担译校审SCC全译本各卷册的，[18] 而这些研究家的英文水平和翻译水平无法当然无法与翻译家相比，这是原因之一。再者，研究家们视研究高于翻译，对翻译工作轻视，自然就不会认真从事，或因为忙于据说是较SCC全译本汉译更重大的课题，不能，大概也不肯，花大力气，投入更多时间于译校审工作。如此，为走出原来因无足够合格译校审者无法按预定计划[19]交上达到出版要求的译稿而使翻译工作陷入长期停滞的困境，快餐文化方针便应运而生。谋求高速度以降低译稿质量为代价的结果是：缪译合法化。
莫小看只有两个英文字母的it, 由于读不懂李约瑟，或有意或无意漏译此词，开了快餐译风之先河，并且成为快餐方针可行的一个经典证据。
这里的 it 究竟代表什麽？前一句讲，“曲柄最早以手柄形式出现在汉代（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农家院落陶模型中的内置风扇的机械（风车）上”(笔者的译文)，连杆像曲柄一样，它们是李约瑟所说“中国机械中的许多构件”中的两种。连杆肯定也是加在“中国机械” 上的。It 是指“中国机械”，具体到这里，就是手推磨。
[55] quern 的英文释义是 a primitive hand-turned grain mill, 指的是原始的磨谷物的手推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有一句话提到“手推磨”[20]。以“人力磨”译 quern，漏掉了靠手转动（hand-turned）这层意思。既然前面说推磨的是“几个人”“共同推动”，“人力磨”中的“人力”就多余了，简单地用一个字“磨”，不会有人会以为转动磨的是非人动物或其他动力。 顺便指出，若以“合推”替代“共同推动”，更简洁。
（X）见过农书类图书，未见过《农书》型机械
原文： This was the work of Wei Hsien of the Southern T’ang period, about +965, and must be the oldest painting, extant today of the “water-pusher’’ (shui phai), as the machines of the Nung Shu type were called.
译文： 这是南唐卫贤的作品[21]，约作于公元965年。这肯定是所谓《农书》型机械中有关“水排”的现存最古老的绘画。
错译： （3 处）
[56] 既然已根据原文括号内音译还原为“水排”，括号应剔除，以避免以为是所谓(so-called) 水排。
[57] 将the machines of the Nung Shu type 译作“《农书》型机械”，不通，试比较“U-2 型飞机”即知，无须赘言。
[58] as … were called 作“如……所称谓的”解, 不是义为so-called的“所谓”。
整句话的准确汉译是：….., 肯定是农书类[型]的图书称之为水排的这种机械的现存最古老的绘画。
（Y）“作者序”译文中至大无外之缪译
原文： It should indeed be a great source of legitimate pride to the Chinese people that they were so early among the nations of the whole world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Nature and its application for human benefit.
译文： 对中国人来说，这确实应该是一个理所当然值得自豪的巨大的泉源，因为中国人在研究大自然并用以造福人类方面，很早就跻身于全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了。
错译： （2 处）
[59] “作者序”汉译文中有两个特大缪译，其一是将wonderful thing 缪译为“盛事”，见前文（A），其二就是将they were so early among 缪译为“很早就跻身于”。后者之谬甚至超过前者，是“作者序”译文的所有缪译中至大无外之缪译。因为这一缪译彻底推翻了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与文明得出的最重要、最核心的观点，从而全盘否定了他的最重大贡献。李约瑟关于中国科学与文明的总评价，可以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中国人在古代和中古代的科学技术遥遥领先于西方, 并且对世界科学做出伟大的贡献，产生深远的影响。可是, 一个“跻”字，一举贬低了中国古代辉煌的的科技成就，同时否定了李约瑟自皈依中国文明后数十年如一日苦心求索，得出并反复论证的——致使以欧洲中心论著称的大史学家汤因比（A. Toynbee ）转变了观点，而开始了解中国文明，乃至崇拜中国——的上述论断。
在此，有必要援引李约瑟评价我国古代科技成就的原话（笔者特意完全采用SCC全译本, 未作任何改动）来证实上述概括之不谬：
“中国人……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
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3到
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世界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22]
现在我们来分析为何说将were so early among译为“很早就跻身于”是错误的。先看原文，were ... among的意思是：“位于……之中”或“置身于”, 若追求文采, 至多作“屹立于”。
“跻”的意思，按《说文》“跻, 登也”，《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的解释是“升”，“登”，也就是由低向高的动作。最后看一个例句：“跻[身]于世界先进之列”，未完成“跻”这一动作之前肯定低于“世界先进之列”。原文 were … among 没有由低向高的含义，were 是系词，表示的是situation/状态,不是action/动作。
既然 “中国人……在3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世界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 可知中国人根本不可能“跻”于西方世界当时的地位。
既然中国人“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可知若有所动作只能是“水平移动”，也无高可“跻”。
若何绍庚前主任坚持己见，他心目中的李约瑟岂不成了出尔反尔，自相矛盾，道貌岸然的伪学者？李约瑟忽而说中国古代科技成就遥遥领先于西方世界（包括古希腊和古罗马），忽而又说中国还要从低级到高级跻身于原来中国未曾涉足的全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尽管是“很早就”，也未说早至何时。假如何绍庚先生定稿无误，随着中国古代科学与文明的研究价值一落千丈，Dr J. Needham’s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的翻译价值几近于零，设若何二审定的顶头上司和中国科学院高层领导相信了他的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世界古代科学技术的“跻身”说，无疑会撤销此“院重大科研项目”（见《一九九一年科技成果表》[19] ）原来得意忘形反复吟诵“真可谓猗欤盛事”之何绍庚者流就该失业或下岗了。
应当承认，“跻身于全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了”与“真可谓猗欤盛事”一样，颇具文采，读出声来不独抑扬顿挫，而且倍感气宇轩昂，看起来不独形象逼真，而且惟妙惟肖，默读也会使你颇有身临其境之感。可惜啊，错了。学术文章不同于诗词，作诗也不可以词害义。
我们的第二审定，完全可以以自己独立的研究成果在自己的论著中提出不同于李约瑟的观点，甚至提出与李约瑟的观点截然相反的观点也是允许的，因为这是学术自由。但是，作为汉译本的制作者之一，你是在用一种语言的文字迻译著者用另一种语言的文字所写, 你无权掺入自己的——即使是较李约瑟的更正确的——观点, 你应当做的是恪守忠实于原著，忠实于原著者之原意这一翻译原则。在翻译游戏中，灵活性或自由度较撰著小得多，稍微偏离原文，就被视为违规，除非你的意见、建议、修正得到了原著者同意。
关于何绍庚先生为何坚持错译不改，前文指出了一个原因，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SCC全译本“中文版序”的初稿系由国际知名的中国天文学史研究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席泽宗先生起草。之后，召开了专家审稿会议，由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博士主持，与会专家来自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会后，席泽宗先生根据各位专家的发言记录对初稿予以修改并完成二稿，二稿采纳了专家们提出的正确意见和建议。可是，刊出的“中文版序”与席先生的原稿相去甚远，特别是删去了席先生本人对李约瑟的评价, 删去了原稿介绍以主张欧洲中心论历史观著称的汤因比因受到李约瑟影响，其学术思想发生了极大转变，转而开始熟悉中国文明，到崇拜中国文明一大段话。
[60] “先进”二字，原文没有对应词语。既然中国人“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3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世界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就是当时最先进的，至少是其中之一，设若当时世界上可能存在为数众多，多至可称之为“林”的 advanced nations , 并构成“先进民族之林”，中国早已屹立于此林，何致还会气喘吁吁，奋力攀登，自谷底或半坡出发，“跻”而再“跻”，以求“很早就跻身于全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第二审定看不出“先进”当删，下面三种原因必居其一：或因失职或因自知英文识字无多，根本没有对照原文，此其一；也曾认真对照过原文，无奈水平过低没有看懂，此其二；看出了原文没有“advanced”，怕删去读者不清楚中国先贤为何要“跻身于”没有“先进”二字修饰或限定的“民族之林”，万一“误读”因无“先进”二字便无法排除潜在歧义“落后”的“民族之林”如何是好，此其三。于是杜撰出原文没有对应词语的“先进”并印在他二审定稿的书上。
李翁写此序时年岁已届八十有八，可是他认真负责的精神不减当年，下笔之前深思熟虑，字斟句酌，行文严谨， 运用平实之语言were ... among 准确无误地表述他之所想，而不用貌似庄严肃穆的义同“跻”的英文古词或英文中的希腊文，拉丁文借词，更不会加上扭曲其意的advanced眩人眼目的形容词之类。八十八岁高龄的李约瑟思维敏捷，用词准确，而正值盛年的第二审定的头脑从初担此任时的飘飘然“很早就跻身于”昏昏然了（审至此一共才审了2,300字左右,后面还有七大卷三十余册正文），我们不得不劝他赶紧去看专家门诊，这可不是龋齿之类的小病讬人找位好大夫补一下就万事大吉的。
写到这里，笔者一般给出自己认为正确的译文。这时又看到下面两个stupid mistakes,意识到我们的受尊敬的始终甘愿（抑或永远热衷？）充当第二审定的何绍庚先生的英文太差，他需要再学习，再做一次学生。于是给他一次改错的机会，留给他自己去改，作为家庭作业吧 。
（Z）Paying a tribute 的意思是致敬
不是“赞颂”，而且 a “一下”不可
原文： Finally, I could not end without paying a tribute to my Chinese collaborators.
译文： 最后，我不能不在结束这篇序文之前赞颂一下我的中国合作者。
错译： (1处)
[61] 无须对照原文即可作如下判断：“一下”,当删。听说过“赞颂多次”，没听说过“赞颂一下”。 为何只“赞颂一下”，而不是“赞颂两下”，“ 赞颂三下”？
按 “一下”“用在动词后面，表示做一次或试着做。”如“打听一下。”这里，“一下”用在“赞颂”后面显得赞颂者在赞颂被赞颂者（假定此译无误）时的态度不够挚敬。何况，如下面分析的，paying a tribute to的意思不是“赞颂”，而是“谨致敬意”。
原文paying a tribute 中的 tribute 的意思是 something given or done as an expression of esteem （尊敬，敬意）。而“赞颂”的意思是 extol, eulogize，即to praise highly(高度赞扬)。Paying a tribute 的意思是“表达尊重/尊敬/崇敬之意”，而非“赞颂”，更不是“赞颂一下”或几下 。李约瑟是在谦恭诚挚地向为SCC做出杰出贡献的他的中国合作者表达崇敬之意，这体现了李翁虚怀若谷的至高境界，远非贪天功为己功、“时刻准备着”不劳而获、少劳多得者流可望其项背的。 同为治中国科学史者，“咋就相差那麽远呢？”[23] 错译为“赞颂”，没有表达出李翁要表达的真情实感。
（AA）And = Or ?
原文： I have always said that the range of knowledge required in this work is so vast that little could be done by either Chinese or Westerners alone; it has to be a joint effort.
译文： 我经常说，这项工作所要求的知识范围极广，单由中国人和西方人来承担，几乎不可能有所作为，只能依靠我们的共同努力。
错译： (1处)
[62] 又是一个小学生都明白的，不该犯的stupid mistake!“单由中国人和西方人来承担”,言外之意是说，还得请，譬如，印度人，非洲人……来共同承担。看了原文才知道，原文说的是：either Chinese or Westerners alone（单由中国人或[单]西方人来承担）。笔者认为这确实是笔误或印误，因为英文水平再低也不致低到“both…and”“either…or”不分，但对于终审者不可如是观。问题是承担终审校样者（署名最后的审定人）为何竟然视若无睹。笔者作为“作者序”未署名校订人之一看过校样并纠正了留在校样上的错译，包括这个错误，但终审者自视甚高，致使他丧失了判断对错的部分能力。
至此，26个字母不够用了，早该下课了。何绍庚同学，你可以回家了，但是千万别忘了做作业。
笔者接到读过本文初稿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朋友们回应，能与如此多的同道分享拙文,切磋译学与中国科学史，深觉欣慰。问询最多的是下面两个问题: (1) 对SCC全译本的总评价; (2) SCC全译本还能不能读，在此一并作答。
我的回答是：
（1） SCC原著是一部卷帙浩瀚的巨著，论述范围不止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和技术，还涉及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思想体系，以及中国古代语言和逻辑等不属于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的问题（这些内容不仅散见于各卷册，而且已有或将有专卷或专册论述），并且研究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古代的中国和世界各国之间在科学发现、技术发明等方面的的传播与交流，称之为中国古代科技与文明的百科全书并不为过。特别是，李约瑟通晓多种古今语文，就他掌握的文献资料之广之精，辨别浩若烟海的中外史料真伪之深邃敏锐之洞见，以及以资所作的广泛而深入的比较研究而论，在所有治中国科技与文明的中外学者中迄今无出其右。而要将SCC全译本对照SCC原著检出所有缪译，须待全译本出齐之后（至少需待SCC原著已刊卷册均有SCC全译本之时）方有可能完成。所以，对SCC全译本作总评价的时机尚不成熟。
（2） 至于SCC全译本是否值得阅读，这取决于你读此书之目的和方式。闲暇无事随意浏览是阅读，为求真知悉心研读也是阅读。如属前者，SCC全译本自然可读，这里用得上“开卷有益”这句老话，何况当前诸多重要学术名著受快餐文化冲击被胡译乱译多矣，SCC全译本非但不是最糟糕的，较之如此之多的存心拆烂污的其他名著汉译本，其印制质量堪称上乘。但若属后一种阅读，我的建议则是，最好直接阅读李翁原著，至少读到SCC全译本中的莫名其妙、匪夷所思、百思不得其解之处，务请对照李翁原著。
最后，想援引李约瑟博士的老朋友，享有国际声誉的我国当代著名科学史家潘吉星先生在他主编的《李约瑟文集》导言中论及面对李约瑟可能失误应持态度的一句话：“自然，象这样一部大型著作，难免有个别地方值得商榷。语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不必求全责备。”潘先生所言极是。但有人可能对“不必求全责备”不以为然。笔者个人的观点是，“求全”是真学者追求的理想目标，虽可能永远也达不到，不放弃追求就有可能不断接近目标。如张之杰先生所说，“为李约瑟《中国之科学与文明》补遗、纠谬，一直为海峡两岸科学史学者所热衷。”这是他在其论文“中国古代绘画水墨图考察”写的第一句话。而他的这篇文章正是为李约瑟《中国之科学与文明》补遗。为李约瑟补遗、纠谬，只要言有所据，论有所本，若说这也是“求全责备”，则“求全责备”并无贬义。然而，前提是不存在对李约瑟的误读和错译。毋庸赘言，本文列举的已刊《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作者序”译文中的27句62处错讹不在此列。误读或错译李约瑟原文者和因读错译而被动地误读李约瑟者，如不是纠谬而是谬纠的第二审定者何绍庚先生，皆不具备为李约瑟博士的巨著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补遗、纠谬的资格。
本文作者热诚欢迎为拙文补遗，对于纠谬更无任欢迎。
置于篇首的两句名言的作者分别是中国东汉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天文学家、文学家和发明家张衡和法国伟大的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和近代概率论的奠基人帕斯卡（Blaise Pascal）。张衡看重的“智”和帕斯卡推崇的“思想”是在昭示人类，要做好人世间任何一件事，离开思想和智慧将一事无成，但愿我国每一位译者都能运用自己的思想和智慧于译事，以SCC全译本“作者序”中的误读和错译为鉴，莫犯与之相同或类似的stupid mistakes。为铭记先哲的教诲，请允许我再次援引他们的至理名言，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
不耻禄之不厚，而耻智之不博。
L'homme n'est qu'un roseau, le plus faible de la nature; mais c'est un roseau pensan.
文献与注释
* 与卢老初识，他给我他的名片时对我讲，“我给你的这张只有一个头衔，我的许多头衔中只有‘博士’是不变的。”因此，这里称卢嘉锡博士，以示对卢老尊重。
[1] 本文作为个案研究，旨在探索造成误读和错译的原因，对所选取个案中的错译予以评析是无可避免的，因而必然要涉及当事人。在包括本人在内的诸多当事人中，毋庸置疑，何绍庚先生是主要责任人。所以本文副标题作“……兼与此卷第二审定何绍庚先生商榷”而不写与署名译者刘祖慰商榷，其缘由必须交待清楚，以正视听。刘祖慰先生的姓名虽然在“作者序”汉译文被列为译者，但不应对其中缪译负责，因为，诚如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现任主任胡维佳先生所说，这是一项集体工作，他还提到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前主任何绍庚先生本人也参加了校订。本人曾与刘祖慰先生共事，并看过他的译作手稿（笔者手头尚有一篇），以我对他的翻译水平的了解，那些愚蠢的错译大概不会，至少不会全是,出自刘先生之手。本人也曾与何绍庚先生共事，对于他的英文水平，因从未看到他的独立译作，不好评说，只是得知他也改过刘先生的这篇译稿时甚感惊讶。仅以刘祖慰先生早年负笈美利坚名校哥伦比亚大学[24]的留学英语国家背景，仅就英语语感与英文理解而论，刘祖慰先生的水平似应远高于至少绝不会低于何绍庚第二审定。译稿的第二审定兼终审者——不是出版社的校对——的水平理应高于至少不低于译者、校订者、及真正审定者，是图书出版界奉行的常规。倒行逆施岂能保证翻译质量？唯一能保证的只是第二审定了无资格的署名和由之骗取的“名誉” 、“地位”及“报酬”。若想保证刊本的起码质量，还不如请专职校对去终审译稿，至少不会出“和”“或”混淆之错[参见本文列举的缪审（AA）]。关于他的大名赫然作为最后一位审定者出现在SCC全译本第一卷，真正审定人袁翰青老先生曾亲口对我讲：在他完成审定工作并将审定稿交给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译审委员会（翻译出版委员会前称）办公室后，虽然经常打电话问及进展，但一直未被告知还有第二位审定人，此事直到在1990年9月8日于北京举行的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文版首发式上接到此书时才知晓，袁翰青老先生很气愤，明确表示“何绍庚没有资格署名”。既然何先生“审定”过的第一卷全部译稿，自然包括位于此卷卷首的“作者序”译稿。对其中的缪译, 何先生无论作为隐身“校订者”抑或显身“第二审定者”，皆难卸其责。何先生也许会辩解说他是“代人受过”，他将审定工作交与他信赖之人去做，无奈此人水平有限，致使刊印本遗留错讹，包括原译对的也被改错从而增加的新缪译。署名是荣誉，但更是责任。你在出版之前，只要你未通知你原来聘请的审定者的工作不合格，即令原审定者的工作确实不合格而不得不请人重新审定，即令你加署的第二位审定者是别人而不是你本人，根据我国著作权法也应判令侵权。可见，袁翰青老先生有充分理由对何绍庚此举大为不满。即使那些愚蠢的错译全都出自刘祖慰先生之手，刘先生也不应对其中缪译负责，因为匡正乃终审定稿者的起码职责。所以，我想与之商榷的是决定面世文本（与一般书籍不同，SCC全译本译稿的最终准备列印文本不是由出版者决定）和掌管署名权的何绍庚前主任。至于署名，已发生名不副实，侵害真正译者如胡乔木同志的夫人谷羽等人，其他校订者，审定者的权益之事不止一起，这里举出的绝非孤证。袁翰青先生还证实，他曾向何绍庚前主任提出参加第一卷翻译的译者有王奎克，谷雨，李小瑛等人，并对刊本不见这三位译者的姓名和“子虚乌有”的一名“译者”大惑不解。最近得知，本人的校订工作再次未被承认。早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译审委员会成立之前，我接受科学出版社吴伯泽先生邀请，校订了《物理学》分册的部分译稿。此分册于2003年出版。校者署名处竟然没有我的名字。不过，应当说明，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现任主任胡维佳先生可能并不知情。前主任何绍庚先生肯定知道此事，我将我校订的部分复印正是他批准的。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译审委员会成立之后，钱临照先生审阅过《物理学》分册译稿。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译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钱临照先生说，“用红笔改得那部分改得很好。”那正是我校订的部分。更不能容忍的是，国内外著名的德高望重的老一辈物理学家，已故钱临照先生的工作也未被承认，钱老的名字甚至没有进入志谢，“译后记”对钱老的工作也只字未提。卢嘉锡博士在SCC全译本“中译本序”教导我们“我们现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既需要竞争，又需要合作，还需要协调，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理顺各种关系和发挥各自优势。这两年来，我们正是本着这三“co”（competition, cooperation, coordination）精神开展了紧张的工作”。何绍庚前主任主持“李书办”工作十年有余，几乎年年交白卷，他如此抹煞他人劳动成果，却时刻准备着企图在所有（其实仅三册）在他管辖期间出版的书上添加他的大名，这如何贯彻卢老提倡的三“co”精神？如何“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这种现象也是SCC全译本译文质量差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这里我要“赞颂一下”他为我的翻译心理学研究增加了前所未闻的新现象。
[2]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第 xiv-xvi 页,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3] 这不是耸人听闻，自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委员会1986年12月成立至本文完稿之日2004年10月17日止，SCC原著有12册问世，而SCC全译本仅出版6册，且不说较之原著的小但精练的写作班子，我们的译校审班子是如此庞大。
[4] 胡文耕译，“西方科学的基础和中国古代的发明——1995年给斯威策的信”(即方舟子说的“许良英译文”)，载于许良英，范岱年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书馆，1976年，页574
[5] 方舟子,“爱因斯坦被误解了：对爱因斯坦言论的误读和错译”, 《环球》杂志。李醒民译文转引自此文。
[6] 黎鸣，“说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问题与世界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
[7] 笔者早在1988年7月5日交给何绍庚前主任的校订稿纠正过这两句中的错译，并详细书写理由。然而，他自恃官高位重，便自以为高明，对我的修正意见不屑一顾。尽管在他亲自誊清的稿上接受我的部分修改意见，可是那只是很小一部分，而且不及这两个错译严重。
[8] 何绍庚远在1990年以前，多次向上级要求承认他（只是他一人，不包括其他工作人员）在“李书办”（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译审委员会下设的办公室的简称）的工作应视为研究工作。他的无理要求竟然得到批准，并早在SCC全译本未出一册之时得以按研究系列晋升了职称。他之所以能如愿以偿，乃是因为他与中国科学院下设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领导达成一笔交易。根据“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译审委员会组织条例”第六条规定，“计划内不超过一千元的开支，由办公室掌握；一千元以上的开支须经常务副主任批准。” 一个小小的办公室主任竟敢擅自将中国科学院特拨的用于SCC全译本出版经费抽取高达二十万圆专款拱手交与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领导，投资于福建省泉州的一家私人企业。何绍庚前主任根本未将此事向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译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席泽宗院士请示，批准更无从谈起。再者，挪用二十万圆于非李书项目，即使是研究项目而不是经商，也超出常务副主任的权限。后因此企业经营不善，据说只收回伍万元。中国科学院领导发现此事后曾立案调查，并责成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处理。批判权-钱交易，钱-衔（学衔即职称）交易这样的学术腐败，因超出本文讨论范围，笔者将另文评述。
[9] Kroeber A. L. (1940) “Stimulus Diffus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s. 1:42, 1-20
[10] 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天文学”，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11] 前引文，页488
[12] 李约瑟等，“中国的天文钟”，前引书，页497
[13] 严济慈，“精仪揭天地•科圣著千秋”
[14] 万国鼎，“王祯和《农书》“
[15] 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中有一句话提到“罗床”，显然是罗面的“面罗”，不是与水磨共同联结在一个水力转轮上的“水击面罗”。这句话是 “这时候，两家的磨上都上了第三遍，驴子转两圈就要下一磨眼，连拨磨顶带罗面，忙得喘不过气来，闲话都顾不上说了，只听得驴蹄踏着磨道响、罗圈磕得罗床响，幸而有金生的七岁女儿青苗帮着她们拨两趟磨顶，让她们少跑好多圈儿。”
[16] 谭徐明，“中国水利机械的起源、发展及其中西比较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4卷第1期（1995年）第83-95页。
[17] 王楠，“对汉学论著翻译规范的探讨”，《史学月刊》，2002年第4期
[18] 实际上情况不总是如此, 例如，综合各学科（包括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第一卷《导论》与第一卷《科学思想史》署名最后的审定人何绍庚是学数学的，猜想这是因为他当时官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他还曾想在第五卷第一分册《纸和印刷》作为最后审定人署名，因遭到真正译校者坚决抵制才没有得逞。令人不明白的是：假如他真的具有审定者应有的水平，为何不独立翻译或独立审定，非要在人家审定之后再做“审定”？实际上，何先生是以通读代审定，不对照原文或对照了看不懂，这不叫审定。而通过通读审查文稿需要具备待审文稿所属学术领域的广博和专深的学识，以已刊经他“第二审定”的两卷上的诸多讹误，可断言作为通读，他也不合格。他离任后出的三册未见此君的大名。
[19] 关于出版计划一再向后调整和实际出书情况，介绍如下。卢嘉锡博士在1990年9月8日于北京举行的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文版首发式上介绍了SCC全译本此后的出版计划：“今后，我们计划每年出版3-5册中译本，争取到1994年把已经出版的15册 [指SCC原著] 全部翻译出版。”组织SCC全译本翻译工作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在上报中国科学院的《一九九一年科技成果表》（1991年10月）中关于“院重大科研项目：《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工作”中报告的计划是：“新中译本现已出版3册。……其余各卷册将在今后四年内陆续出版。”上述计划是根据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前主任何绍庚制定的工作计划宣布或上报的。据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办公室《简报》（1987.1.19）,1987年制定的计划是:“关于出版时间问题,经科学出版社和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有关同志磋商确定,前三卷及第四卷的第一册,于87年6-7月交稿,88年7月出书。第四卷的第二，三册，87年底交稿，88年出书。90年前五卷目前国外已发行的六册，第六卷的第二册以及第七卷将陆续出版。”尽管声称“这一计划得到委员们的肯定”，1988-1989年却没有出任何一册。1990年出了3册，并调整了出版计划（见前述）。1991至1998八年间没有出任何一册。1999年出了1册。2000年没有出任何一册。2001年没有出任何一册。2002年出了1册。2003年出了1册。至2004年10月下旬，2004年没有出任何一册。
[20] 这句话是“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08页。
[21] 李约瑟给出的名称是“闸口盘车图”，谭徐明[16]给出的名称是“盘车水磨图”。
[22]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第 3 页,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23] 特此注明此话引自赵本山先生的小品台词，以示不敢掠人之美。
[24] 英文原名为 Columbia University（CU），中国留学生简称之为“哥大”。胡适、冯友兰、马寅初、蔣孟麟、陶行知、徐志摩等科学文化名人都曾在此大学深造。哥大是美国最古老的5所大学之一，也是久负盛名的8所“常春藤”大学之一。迄今哥大拥有5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名闻遐迩。哥大因位于紐約最繁華的曼哈頓區而被誉为“喧嚣大都会中的神圣殿堂”。笔者曾以Columbia Dad的身份应邀出席我的长子为获奖学生之一在哥大的Low纪念图书馆圆型大厅召开的颁奖典礼。后来每到纽约，我都要造访哥大， 拜谒巍然屹立于在Broadway與116街的正門入口的两尊象征哥大的教育理念——“科学与艺术結合”——的遒劲挺拔的希腊雕像，和 Morningside校园中央的象征哥大另一教育理念——“學術研究與社會意識覺醒的自由表達”——的坐擁皇座、头戴花冠、一本打开的书安放于双膝、双臂展擎、右手执握节杖的Alma Mater女神铜像，每次总能从哥大的两大教育理念不断获得新的鼓舞和新的力量。想刘祖慰先生早年就读此校，作为哥大的入室弟子曾亲炙这两大理念，他的感受，比起我这位匆匆过客，定会更直接、更真切、也更深刻。
2004-10-21初稿
2004-11-07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