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百年，纷繁复杂，各种力量左冲右突，怎一个“乱”字了得。在这乱石穿空的缝隙间，亦有一依稀小径可寻，那就是民族主义。余英时先生就指出，百年来中国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民族主义。对此，罗志田教授有非常透析的论述：“近代百多年间，中国始终呈乱象，似乎没有什么思想观念可以一以贯之。各种思想呈现出一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流动局面，可谓名副其实的‘思潮’——潮过即落。但若仔细剖析各类思潮，仍能看出背后有一条潜流，虽不十分明显，却不绝如缕贯穿其间。这条乱世中的潜流便是民族主义。”（参罗志田著，《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月版）。从这个思路来看袁伟时先生的近著《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我们对中国近代史以及袁先生的论著或许会有更多新的解释。
袁先生这本《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初版原名是《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1992年12月由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1995年重印过一次。初版对学界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一是作者在占有大量史实的基础上作出的许多论断，颠覆了我们既存的许多思想认识；其次是作者运用对话体的写作方式，把思想从沉重而埋满灰尘的历史史料中解放出来，读者的阅读本身就是一个参与对话的过程。这次作者对原书做了比较大幅度的修改，全书从原来的十章增至十四章；向前追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制度的痼疾给社会转型带来的困难，向后延伸考察戊戌变法至清末新政的种种历史现象，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出晚清大变局的一个比较真实的历史全貌。由此，我们可以从中国近代的现代化历史经验和教训中，看出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现代转型的困境和通往未来的可能道路。
鸦片战争的炮火，给中国带来了百余年来的民族革命。和西方的民族国家不一样，中国近代的民族革命对民族国家的建构，从一开始就是“被迫的现代性”谋划。这种“被强迫性”形成了我们历史文化的心理结构，这也是袁先生在书的第一章就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讨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的原因。只是袁先生的结论更前进了一步，这个“被强迫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并不只是晚清的历史变动的结果，而是在中国长期的传统文化中已经埋伏着的种子。就好比一个人被长期关在不见阳光的房子，时间太久了，一出来不仅会害怕阳光，而且可能由于光线太强，造成眼睛受伤，甚至变盲。袁先生从陈寅恪先生划分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制度文化与非制度文化一说，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非制度文化，却对传统文化中的制度文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这种划分方法有助于我们对传统文化有更细致的分析性认识，更有利于我们区分什么是好的传统文化，什么是不好的传统文化，不致于眉毛胡子一把抓，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这种思维模式其实都是“被强迫性”落下的心理病根。
我更关注的是袁先生对林则徐和郭嵩焘等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梳理，一是后人对林和郭的褒贬，几乎都直接来自对爱国主义的理解；其次是想理解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思想的知识基础，以此进一步思考民族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和近代中国历史之间那种看似若即若离，但实际是血肉相连的关系。虽然林和郭都接触过西方文明，尤其郭还是外交官，游历了不少西方国家，但林和郭等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支援无疑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郭晚年回到家乡，积极推动乡党宗族参与禁烟活动，并留下遗言，不准子孙后代吸食鸦片，“有犯此者，先请改姓，勿为吾子孙可也”。 林是朝廷中力主禁烟者，给家人信中写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和郭这种国家意识，并不是西方文明中的“民族－国家意识”，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意识”。
这种知识支援的问题，决定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的理解限度。晚清虽然不少知识分子对西方民族国家有一些了解，但这种了解实在非常有限。即或是现在，我们知识界又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西方这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所以勘查中国近代史的思潮变动，大多时候是现实的政治力量肢解了学理的运用，如果单纯从学理入手，很难穿越历史的黑洞，获得一个清晰的理解。罗志田教授在《乱世潜流》的一个脚注中就引述了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民国时期，国民党和青年党，一个讲民族主义，一个讲爱国主义，他们却在北伐前后一度互为仇敌，都欲置对方死地而后快。当然这种吊诡性的现象，已经不是用学理上的民族主义所能进行解释的了。这就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两面性。
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西方同属一个源头，国家和民族的英文单词都是nation，当然这是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物，它们之间本身就是同构性的关系。古代国家是state，是一个城邦，并不以民族认同为指归。英国政治学家米讷格（Kenneth Minogue）就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了一种学理上的区分，他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爱国主义是热爱本国的现实状况（loving one's country as it is），因此主要表现为抵抗外来侵略以捍卫现实存在的祖国；而民族主义则是致力于实现祖国尚未达到的理想目标（ideal of one's country that is yet to be realized）(参甘阳著，《将错就错》，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2月版，页409)。近代中国的思想问题，既不是纯粹的爱国主义，也不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而是现实和未来的两种祖国和民族观，在现实力量的拉扯中呈现出来的模糊面孔。所以，考察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需要认真侦探的是各种运用民族主义的政治力量之间的较量，重点还在于民族主义和近代中国各政治力量之间的兴衰关系。通观袁先生的著述，对思潮与现实政治力量之间的角力是思想用力点。
袁先生并没有在书中直接得出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的乱世潜流，但从晚清大变局的各种政治社会文化力量的博弈中，在灯光烛影下，拖着一条小辫子晃来晃去的，是中国民族主义初长成。这一思潮后来竟成为左右百年中国历史方向性的力量，实在值得我们现今花大力气进行更深入的知识反省。袁先生的著作“望闻问切”，实际上要诊断的是影响中国百年历史这一思潮，在“被迫的现代性”进程中，因了历史风寒落下的病根。尤其是袁先生往近对“中世纪”的比较历史研究，越是往后看，他的历史研究目光更是往前看，思考的是中国的未来。这种研究的价值取向，使得他真正关注的是脚下这块充满现实感的土地。现实感和未来感是袁先生作为历史学家的思想质地。因了这种感觉，历史学才是一份值得全部倾注感情的志业。
“死的拖住活的，方生与未死反复搏斗。”近代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国民族主义和各种现实政治力量或明或暗相互纠结缠绕的历史，我们通常看见的大都只是某段历史的回光返照。
袁伟时：《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原刊于《中国法律人》2004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