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5年11月与12月法国大罢工以来，法兰西学院社会学教授Pierre Bourdieu成了各界猛烈批判焦点，尤其是来自知名记者及媒体高捧的知识份子。原因是Pierre Bourdieu曾对其社会角色作了毫不留情评析。最令他们讶异的莫过见到一位学界大师竟然如此积极介入«政治»领域。然而社会学家参与公共事务事实上可直溯1960年代初期有关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之论战。Pierre Bourdieu曾表示：«思考政治但无政治考量。»他试图向世人揭示的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与积极参与社会运动两者间并无不相容之处，而乃是同一工作之两面；对社会现状分析和批判有助于社会转化。下文乃作者于2001年5月在雅典对学界与工运界所发表的演讲，主题涉及欧洲共同体，文化和新闻专业等，并将收载于«介入参与：社会科学与政治行动»一书中(马赛，Agone出版公司，将于2002年春天出版问世)。以下是全文：
　　独立超然的学术研究人员参与社会运动虽非必要但却极其重要，因为当今世界正面临某种«全球化策略»挑战。我得再重申一次，我所指的是«某种全球化策略»，而非«全球化»此一自然历史过程。此一策略之制造和传播正瞒着大多数人秘密进行。如何于其施行前将之揭露公诸大众，这已经是极繁重的研究工作，但却是必要的。此外，虽然大多数民众于短期内仍无法看出此一策略所可能造成之后果，但社会科学可藉由其知识资源，为吾人提供先见之明。此策略的另一特征是：其制造部份透过研究人员之参与。我们因此要问，那些掌握科学知识已预知此策略种种可怕后果的学者是否可以或有义务保持缄默呢？我们甚至可质疑，设若他们如此作，是否犯了见死不救之罪呢？如果我们所处之地球的确正面临严重浩劫威胁，那么请问那些确信掌握先见之明的学者难道没有义务跳出传统自设的保留心态吗？
　　大多数有学养的人，尤其是社会学家都有着我认为是有害的二分法观念：学术研究相对于社会投入。一边是恪遵学术标准，与同行专家致力于科学研究者，另一边则是投入社会，不将钻研成果锁限于学术圈圈内者。此种二分法事实上不过是人为假造的。一位真正的学者应该是保持独立自主，恪遵学术准则以便创造具社会批判的新知;亦即具社会使命感的学者。真正投入社会，也就是名正言顺投入的学者应有具社会意识的知识。此一知识出自严谨学术研究，且必须经得起学术尺度考验。
　　换言之，必须破除让我们自认卸责有理的二分法成见：首先可从那些固步自封于象牙塔的学者开始。学术研究和社会投入二分对立让学者可以问心无愧，因为这是科学界所共同认可的。这就好像是说，科研归科研，无需理会其应用，此乃道地的学者本分。若有生物学家如此认为，其后果可能罪无可赦。此于犯罪学家亦同。此种«客观保留»«躲在纯学术研究»之心态将造成极严重社会后果。就以我个人为例，既然研究经费是国家支付的，我怎么会有义务将我的研究成果小心翼翼地只保留给我的研究同事呢？将研究成果交与同行专家检验无庸置疑乃是学者首要之务，然而为何必须将取之于社会属社会集体掌管的知识只保留给专家学者呢？
　　我认为任何学者均别无选择：若坚信新自由经济政策与犯罪率和Durkheim所称的社会脱序间存有关连性，那么如何还能三缄其口不告知社会大众呢？我们非但不会因此责怪他，甚至还应对其鼓励喝彩才对。(我恐怕正为自己的立场找辩护。)
　　接着的问题是：此一有良知的学者该如何面对社会运动呢？首先，他不会说教，不会像目前某些知识份子，因无法在竞争剧烈的科学市场强销其知识货品，乃转而诉诸一般大众，愤慨倡言所谓的知识份子根本是不存在的。事实上学者既非先知亦非思想大师，他应重新定位本身社会角色。此固非易事：他应注意倾听，研究创新，并试图协助那些以抗拒新自由经济政策为职志的团体组织。这些团体组织有愈来愈松散无力趋势，其中甚至包括工会组织在内。有良知的学者应协助矫正此现象，提供它们抗争利器，对抗那些投身企业的学者专家，尤其是其对跨国公司之象征性影响力。应该物正其名，比方说，目前教育政策制定实际上乃由Unice和Transatlantic研究院等智库机构掌控。诸位只需详读世界贸易组织有关服务业之研究报告即可了解我们五年后之教育政策将变成如何。教育部的功能只不过是遵循法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所提供之指示；这些指示之法律形式一经确立即付诸施行。
　　学者亦可从事一较新颖但却不易的工作：为了组织团体可以保持集体共同开创新政治蓝图之雄心，学者可致力协助他们制造有利条件，使其成功地开创此一新政治蓝图。我所指的当然是集体参与制定的政治方案。组成1789年法国大革命议会和美国大革命之费城议会的成员岂非都是如你我一般平凡的人?他们有些司法知识，念过孟德斯鸠民主论，进而创立了民主体制。同理，吾人今日首要之务在于体制创新。有人或许会不同意，认为此已有国会，欧洲工会联盟和其它相关机构负责。然而我必须指出，这些机构是不会如此做的；例证处处，我就暂不列举。因此，我认为应致力创造有利体制创新之条件，应协助扫除不利于此之各种障碍；此本是社会运动的责任，然而我们却见各种障碍存在于许多社运组织里，尤其是在工会组织。。。。。。。
　　为何我对此会有如是乐观的期待？我认为目前时机已成熟，我们的成功机率照理应不错。犹记得1995年全国大罢工运动时，我们亦持雷同乐观远景，虽然大家心理预期当局不会理会我们的诉求，且将被视同异想天开的疯人。当时提出预警，宣称浩劫将临者受尽嘲弄侮辱和媒体攻击。但是此一现象于今已有些许改善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完成了一些重要的工作---反经济高峰会议的西雅图示威游行及一连串的抗议活动；接着是，我们曾隐约预期的新自由经济政策后果开始彰露。民众如今已清楚瞭解。。。。。即使最顽冥不灵的记者也都知道，当今企业盈利目标至少为15%，否则即进行裁员。最忧心忡忡的噩耗先知（只因为他有比别人多的资讯)之预言已应验。不过一切既非太早亦非太迟，因为这只是开端，因为浩劫不过才开始，仍来得及唤醒欧洲各社会民主党政府。在其眼中，知识份子都是一些异想天开的怪物，尤其因为他们享尽政府所赐之各项社会优惠……
　　我认为欧洲的社会运动必须结合以下三要素，否则很难会有成效：工会，社运和学界得紧密结为一体，而非各自独立作业。我昨日曾向工运人士指出，欧洲各国社运和工会彼此存在很深的歧异，非仅在内涵上，且于人力和资源上。社运仍保有其政治目标，至于工会和政党却已将之拋弃，忘却或抑制。此外，社运提供了新的抗争行动方法，工会却渐渐将之忘却，忽视或抑制。此于个别抗争行动方法上尤其显着：社运之行动方法诉诸象征性效率之加强；此部份有赖参与示威者个人之积极投入，包括肢体之投入。
　　应该勇于冒风险。不是像工会人士每年劳动节游行时的传统作法，大家手绕着手而已。应有真正行动，如占据某些场所。此需要想像力和勇气。不过我同时也要提醒诸位：小心！宜避免«恐工会症»。我们必须瞭解工会机器运作逻辑。试问我为何要告诉工会人士社运界对他们的看法呢？也让社运界瞭解工会人士对他们的观点呢？原因是，唯有每一方均瞭解对方对自己的看法，彼此的分裂才有化解之可能。此一分裂削弱了原已脆弱的双方。反新自由经济主义的运动整体而言是极薄弱的，主因就是彼此之分裂：此一抗争运动引擎耗费80%能量于无谓的热情中，也就是说彼此间紧张关系，争执和冲突。大家的行动原本可以更有效率，更为成功，要是人人都。。。。。。。
　　欧洲社会运动整合障碍可分几个方面来说。首先是语言问题，此实不容忽视，例如，各国工会或社运组织间沟通常因此面临很大困扰。大家都知道，企业雇主和管理干部通常具外语能力，可是工会或社运成员则普遍缺乏此能力。这也说明了为何工运或社运国际化不易。其它障碍则与各国风俗习惯，思考方式，社会结构和工会结构差异有关。那么学者究竟可于此中扮演何种角色呢？我认为不妨致力研究如何以集体合作方式创立集体创新架构机制，目的是促成一崭新社会运动之诞生，亦即新社运内涵，新目标和新国际行动资源与人力。
　　附注
　　注一：请参阅《欧洲股份有限公司：欧洲学界和商界危险挂钩》一书(EuropeInc。Liaisonsdangereusesentreinstitutionsetmilieuxdesaffaireseuropéens，CEO，Agone，Marseille，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