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通过科学的发展来改变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就必须有一种不断变迁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一直促进、鼓励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的发展。 　　——如果一个组织有足够的力量来确保游戏规则执行，那么也就有足够的力量牺牲整个社会福利来换取自己的利益。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建立强大但‘受到约束’的社会组织。 　　——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相对成功，是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灵活的制度结构。在存在普遍的不确定性情况下，哈耶克大力倡导的试错制度结构是经济体存在的前提。” 　 　　资本主义一直都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引擎，但是有一些地方资本主义并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比如在拉丁美洲或者其他一些地方。最令人感兴趣的就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资本主义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我的演讲正是为了阐释这个问题。 　　一个半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已经遍及世界各地，但是它的成果好坏参半。在非洲的次撒哈拉地区，并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人均产量持续下降；但是在亚洲一些地方，却获得了飞速发展。那么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 　　在演讲中，我会先分析具体的历史状况，解释资本主义在一些地方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因；我还将分析经济制度和经济绩效的关系；然后剖析必要的经济制度，并探讨“自由市场中创新机制”形成的特定条件。 　　从自然环境到社会环境的挑战 　　10世纪后的1000年间，西方国家从落后地区跃居为世界霸主。事实却不仅如此，这只是一种更本质的转变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制度变迁的焦点已从解决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转移到解决更为复杂的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科学知识的发展使我们战胜了自然环境，但也同时使社会环境更加复杂。这一变化的前提是一个互相依赖的社会体制。西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这样的组织结构。 　　亚当•斯密认为，国民财富主要是专业化、劳动分工以及市场的规模决定的，这是正确的，但只是对复杂社会的初步理解。要实现这一目标是非常困难的，这种从个人交易到非个人交易的转化需要一种相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 　　我曾经同经验主义学派进行合作，通过进行一些基本的经济现象实验认识到，要通过科学的发展来改变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就必须有一种不断变迁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一直促进、鼓励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的发展。而这种鼓励生产活动并抑制反社会行为的激励机制在有着个体交易传统的国家中很难发展，尽管这些国家也名义上奉行资本主义，但事实上缺少与资本主义所联系起来的自由市场，无法重组政治经济结构，也就无法受益于资本主义所拥有的生产潜力。 　　建立制度体系 　　我们知道制度是社会的激励机制，主要的经济绩效实际上是取决于人类之间的互动和合作，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社会结构如何起作用，也必须要分析为何这样的结构起到的作用不尽如人意。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可以看到很多问题，他们不知如何来建立这种制度。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但我们已经有很多新进展，像ISNIE（新制度经济学国际协会）的研究成果，让我们看到了巨大的发展前景。近来的一些个人交易到非个人交易的转变、产权结构以及思想与环境间的相互影响等研究，也有助于加深理解。 　　制度除了正式规则，还包括一些非正式的约束及其强制力的特性。正式规则指宪法、法律、章程、规定和条例；而非正式的约束则是由习俗、行为准则和行为的自我约束构成；强制力可以是第一人称（自我加强）、第二人称（报复）或第三人称（从来自前辈的压力到政府的强制力）的。这三者结合起来，组成游戏规则。 　　以美国的职业橄榄球赛为例。比赛的规则有正式规则和一些非正式的约束（比如不能随意攻击对方的四分位）。很明显，比赛取决于这些游戏规则如何得以执行，而执行的不完全程度又取决于裁判的有效性和违规后惩罚的严重程度。此外，我们还必须了解有关各方的情况，以便对整个比赛进行架构。 　　同样，理解政治／经济系统的运行方式，也需要分析同样的因素，其中也包括执行的不完全性。正式的经济制度是由社会组织制定的，所以首先应该模拟社会组织的偏好。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号中的叙述，使我们认识到社会组织悖论：如果一个组织有足够的力量来确保游戏规则执行，那么也就有足够的力量牺牲整个社会福利来换取自己的利益。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建立强大但“受到约束”的社会组织。 　　允许试错的制度结构 　　在经济体中，是竞争使个体生产者的优化行为有益于社会。但是这种竞争必须通过价格和质量为手段，而不是通过伤害竞争对手或其他对社会不利的行为。行为规范会约束参与者，但他们从哪里来？他们的作用有多强呢？事实上，后一个疑问涉及到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信仰、规范和制度是从哪里来的？ 　　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激励机制是依赖于信仰体系的。不同的信仰体系产生了不同的激励机制，也就导致在面临同样的不确定性时不同的选择。9•11灾难之后，理解这一点并不难。意识可以造就莫扎特和恩格斯，也可以造就希特勒。现存的信仰并不只是个人信仰，也包括一些支持恐怖活动的信仰体系。我们必须要创造一个能够不断促进创新的激励机制，以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能够提供激励机制的信仰体系也是必要的。 　　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技术变迁、信息成本和相对价格不断变化的时候，很难从过去的历史发展中找到一个现成的制度，能够拿过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决策者在多大程度上了解现在正在发生的变化，并发现这些变化正在威胁着他们的生存，从而应对自如是值得怀疑的。即使他们能够理解，他们也可能会发现必要的改变可能会威胁到他们的生存。 　　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相对成功，是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灵活的制度结构。在存在普遍的不确定性情况下，哈耶克大力倡导的试错制度结构是经济体存在的前提。这种结构是从很长一段时间演变而来的，并依赖于有力的非正式制度。当经济和政治参与者的寻租行为导致经济的停滞或无效率时，一些非正式制度能够约束他们的行为。 　　在我的一本书里曾经写了前苏联的兴起和解体。从1917－1920年这个阶段，前苏联通过一系列的新制度，迅速崛起。但是苏联为什么会衰退？原因非常直接，尽管一直到1980年代，前苏联的经济看起来好像还是非常有活力的，但前苏联当时的结构已经不允许进行试错的试验。 　　从个人交易转向非个人交易 　　从个人转向非个人的交易，不止在历史上，而且在如今都有一些阻碍。个人的交易以互惠为基础，并依赖于由此发展起来的非正式制度。非个人交易依赖于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发展，这些制度使得陌生的交易双方也能得益。构建转变必需的制度需要对经济和政治组织的基本结构做出调整，但考虑到参与者已经形成的信念和习惯，调整并不总是可行的。西方国家从落后发展到20世纪成为世界霸主，我们可以从这个变化当中来分析这种调整需要的条件。 　　1870年到1970年间，交易部门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从占GDP的25％上升至45％，反映出美国经济重点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处理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转移至针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并反映了市场规模扩大下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深化。 　　个人转向非个人交易会带来交易成本的上升，这源于以下活动：第一，评价一项产品或服务的各种有价值的因素，以界定产权、减少总的交易成本；第二，第三方强制力的发展，包括对个人产权的保护；第三，合约执行需要付出的成本，以及对违约行为作出有效惩罚；第四，整合知识所需要的资源。 　　改善经济绩效意味着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达到这个目的的主要方法就是修改制度。包括建立比较统一的度量系统，创建有效的司法体系和执行机制，发展制度和组织以整合分散的知识、监督合约的执行及裁定纠纷。这些活动会导致交易成本的急剧上涨，但上升的量会被生产成本的大量降低所抵消。 　　支持自由市场的创新机制 　　鲍莫尔曾在他的《自由市场创新机制》中阐述了使资本主义成为经济发展动力的条件。怎样的制度才能够支持自由市场的创新机制呢？根据他的深入研究得出：“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企业家如何活动取决于当时的‘游戏规则’，即经济的激励机制。”他继续说明，“从历史中发现，人力资本虽然重要，但并不足以保证创新总能带来经济增长，还需要一套有力的激励机制，使产品从创新阶段直接转化为促进生产的因素。” 　　那么，什么样的激励机制能够产生这样的动态特征呢？除了法律的必要性以外，对合约的执行机制充满信心，合约就能以非常低的交易成本达成。但是个人化的交易则跟这个模式相反。比如在阿根廷，法律的执行被一些政治团体操纵，如果法律和政治制度被一个人来操纵换取个人的利益，交易成本必然大增。 　　在产权和执行机制之外，支持这样的体系还需要其他因素，如：高科技企业之间以技术创新为手段的竞争，从而保持技术创新的持续增长；技术创新活动的制度化、常规化；鼓励企业家们促进创新的机制；技术交易和贸易规则。 　　我对以往的一些资料进行研究，发现资料中有很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我们现在仍然没有非常好地理解激励机制的问题，这里引用两个经济学家（罗森勃格和摩维利在《创新之路》中）的话：在美国20世纪早期，知识产权系统的一些变化和司法界对这一变化采取的对策，加强了企业在内部和外部获得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 　　举个例子，美国的一些创新主要来源于大学的一些科研活动，首先就是麻省理工学院，他们的化学系有很多化学工程研究，他们把这些知识应用于实际的工作中，进行了革命性的创新，并且变革了大学和公司之间的关系———这是鲍莫尔模型中经济发展动力的来源。 　　在这里，我想再强调一下，一些国家的经验是和中国密切相关的，他们一直都在鼓励创新，但是要在一个知识不断分散的社会中把知识整合起来，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而且，对此人们的研究还不多，考虑的因素也不够全面。欧洲、日本或其他发达的经济体虽然有不同的历史传统，但支持创新机制的主要制度必然是共通的。如果经济史能在经济分析中加入时间纬度，也许就可以更正确的理解创新机制。这虽然还有很多路要走，但这是深入理解经济表现的必由之路。 作者简介：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20年生，1952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博士学位，现为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诺斯教授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代表作品包括《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等。 （本文由《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颖根据诺斯教授8月24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演讲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