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得说是名嘴，否则一个普通人对一部电影的评价即使再过激也只能是空气振动而已，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在网上心惊胆战的看到了小崔拉开了架势，后来又断断续续看到了冯氏夫妇以及刘震云明智的免战高悬，虽然他们这样做多多少少降低了我“坐山观虎斗”的期待。冯氏夫妇从小崔的言论中读出了“言论自由”，并刻在了他们的免战牌上，而我从小崔的言论中却读出了对言论自由、表达自由的戕害。
在开始我的论述之前有一些边缘的工作要做，那就是先要表明我这篇文章不牵涉表达自由和名誉权的问题，即使小崔认为自己是在进行严肃的文艺批评也不否认如果没有《手机》的影射就没有自己的怒打“手机”，然而他的批评确实超出了私人泄愤，变成了一种对于“无良导演”无所顾忌拍摄“乱搞男女关系”的片子毒害青少年的论述，如果小崔文章重心是电影影射了自己，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造成了社会对自己评价的降低，甚至到法院去起诉，我想我就没有必要置喙了，所以尽管表达自由的实现经常同名誉权发生冲突，不过在这篇文章里边我不会有太多论述。虽然我还是想提供一些事件来隐晦的表达对《手机》是否侵犯名誉权的回答。京剧大师梅兰芳之子认为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侵犯了乃父的名誉权，原因是这出戏是梅大师唱红的，而且配戏的是杨小楼，同电影中的段小楼仅一字之差。还有另一个京剧大师的愤怒，原因大概和小崔是一个逻辑：影射梨园行“乱搞男男关系“。小崔认为《手机》的创作初衷可疑不仅仅是影射了自己而且是对于谈话类主持的污蔑，不由地又让人想起了96年我参加高考的作文题目，两副漫画分别是医生截错了肢和为六指做手术弄掉了大拇指，于是有责任感很强的医生站出来批评这样的作文是在破坏青少年心目中对于医生职业的形象。行文至此我觉得这些论述已经不是边缘的工作了，想想一些不牵涉黄色和暴力的镜头也没有通过电影局的审查，原因是把社会描述的太黑暗，天那，这些理由真的几乎是一样的逻辑。所以我想今后电影制作者在抱怨创作不自由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全是官方的错，看看，净化文艺创作是很有群众基础的。
很自然的，我想起了《实话实说》的命运，当年这个节目在开办之初就被上边叫停，原因是很多观众对于一些节目没有正确的舆论导向表示了不满，其中一期竟然很多嘉宾都对拾金不昧的道德观进行了置疑，主张有限利他（好象只有郑也夫持传统观点），一个跟政治无关的讨论也关乎一个节目的命运，险些让一个王牌节目夭折，扼杀一个名嘴，所以当崔永元“我甚至不理解电影局为什么能让它通过全国放映”、“我就是要用道德来审判他们”的时候我惊诧莫名，莫非他“好了伤疤忘了疼”，还是他根本没有感觉到这种“事前审查”体制之弊，很自然的我会想起一首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谈话节目（talk show）以其成本小观众喜闻乐见而成为电视节目的一大类型，也是我本人最喜欢的一类节目，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最喜欢的主持人就是小崔，在逼仄的言论空间中，他把自己的节目做的风生水起，他的聪明是别人永远学不到的，我们的很多节目都是克隆国外港台的，而崔氏的《实话实说》不是克隆的，也不可能被克隆，尽管很多人想学，但是永远不可能学会，电影中严守一确实在模仿崔氏幽默，但是表演痕迹太重了，而且看他废那么大力气抖包袱和看小崔举重若轻的抖机灵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也就是说那种建立在一个好的聆听者基础之上即兴的表达是不可模仿的，所以小崔淡出后，我也不看《实话实说》了。然而我不可想象一个以言论立身的人在中央电视台竟然没有体会到言论表达不畅的苦闷，我宁愿认为他没有表达出来，可是为什么他会表达出相反的内容呢？“拍电影先甭在报纸上瞎吹，当爹当妈的关上家门先互相商量一下，能不能让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去看？”我觉得所有搞创作的人最怕的就是这句话，实际上这样的思路是表达自由的天敌，用王小波的话说就是把所有观众都看成了孩子，而寄托于电影局的审查就是要让政府充当监护人的角色，政府为民众把关什么可以看什么不可以看，是一种父母式的关怀，这跟言论自由受到限制完全是一种逻辑，因为声言不相信人们自己的理性判断，所以政府堂而皇之的要对言论进行审查，以免毒害了人民。这里有一个常识的问题，言论自由是不是只能是说正确话的自由，如果是这样，那言论自由就没有了，因为政府可以认为你的话不正确而禁止你发言，为什么在美国一些色情书刊引用“宪法第一修正案”来维护自己表达的自由无往而不胜，即使是相对保守的法官也支持了这样的自由，美国人相信“freedom is not free”，没有无代价的自由，所以我想中国人要么永远不享受创作自由或者当下这种夹生的自由，要么也会遭遇美国人所遭遇的有代价的自由，而且哪怕书报审查降临到我们不喜欢的表达上，我们也要起来反对检查而不是反对表达。这就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用在电影上也是一样的。女权主义有一个激进主义派别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提出禁淫秽品，麦金农认为由于淫秽色情品能导致生理反应（如勃起）和行为（如手淫），不再属于言论范畴，而是行为，不应受到美国第一修正案的保护，面对这样的观点反对者认为恐怖片也会造成手心出汗心跳加快，去关门等行为，那是不是也不受保护，所以1989年在美国自由主义女权成立了一个反对检查制度的组织，她们认为：“如果我们给检查制度一个检查某种出版物的理由，他们就会用这个理由来检查你，尤其是当你打算反对性别主义的时候。”所以在美国发展出一种“第一修正案绝对（First Amendment Absolutism）”的理论，布莱克法官说过“第一修正案的文本并不允许在个人和社会权利之间保持平衡，它所列举的各项权利是绝对的。”我们虽然不见得要全盘接受这样的观念，但是我很能理解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反对政府经常以社会利益或者公共福祉为借口扼杀人们的表达自由，因为要限制表达就有一个问题，谁来决定哪些是不适合表达的，政府会不会以此为借口抵制对自己的批评，所以即使是认为表达自由要受到限制也要有一个标准比如美国霍姆斯法官所建立的“明确即刻危险”，按照这样哪个一个标准，在剧场中诈称发生火灾造成巨大混论的言论就不受保障。但是我们知道即使有了标准也很不是就万事大吉了，比如我们很难制定出一个标准说什么是淫秽，美国一个法官就说过：“我不知道什么是淫秽，我看了才知道。”也就是说寄托于一个标准来判断表达的限度有时候也很难。
关于表达自由限度的观念杂陈当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接受其中一种，但是我要思考的问题是有一种常识性的东西是不是可以作为低线，那就是争取尽量少的事前审查，我想言论自由必然会产生出敌视言论自由的言论，然而我还是很震惊甚至于很伤心受到事前审查压制的人对这样的约束视而不见，也很纳闷以言论为职业的人为什么要进一步污染自己须臾不可分离的言论环境？可以说上边所说的近乎常识的东西远不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我想说的是为什么知识分子的关于言论自由的常识性东西在电视圈子里这么稀缺。当年崔永元在现代文学馆的讲座我去听了，那时候我就感觉到他对于电视庸俗化的批判有点危险，尽管他认为反对庸俗化需要民间的力量，但是他还是无原则认同了主管部门对于庸俗化的管制，比如禁播《流星花园》，其实电视庸俗化本身是可以探讨的，比如说电视所承担的娱乐功能是不是本身就有消解深度的倾向，看了很多书的知识分子是很少看电视的，或者说曾经什么东西都要附上说教意味的文艺节目是不是有点敌视人民庸常生活，当然每天播出那么多，电视垃圾肯定是有不少，然而是不是一定需要官方审查体制来解决。因为要反对商业化的庸俗，所以就没有原则地拥抱旧体制，这跟有一些知识分子似乎是一个毛病，因为对商业化所带来的泥沙俱下不满意所以就怀念起旧体制的海晏河清。事实上 旧体制管制下的文艺造成的是万马齐喑，文革前就有对鬼戏的批判，对帝王将相戏的批判，批到最后只剩下了八个样板戏，那戏可不庸俗，整个一不谈爱情，《红灯记》中三代人都是单身，只见阿庆嫂不见阿庆，比起这些，琼瑶阿姨还是比较亲切的，尽管读书越多我越不喜欢。当然反对庸俗化的小崔已经有了一种知识分子的一种批判性和理想化，这对于想以知识分子为职业的我来说很具感召力，然而他言论中的危险性又让我不得不替庸俗辩护。因为在他的言论中几次提到对小孩子的保护，我想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人类成年复杂的生活远非孩子们所能够理解，那样单纯的心灵，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如果《手机》让成年人焦虑，让成年人猜疑，让成年人尴尬，那恰恰是它很好地抓住了人们的焦虑、猜疑、和尴尬。如果以孩子为幌子来净化文艺界那就是弱智。当年《新白娘子传奇》播出以后有一些小孩子自杀就是要学许仙去阴曹地府玩，以为也可以再回来，以至于有些人批判这样的电视剧，可是如果是这样家长们怕不怕孩子们学习孙悟空去阴间玩呢？有些人在反对讲鬼故事的晚间节目，可是如此这般，《聊斋》也难掏厄运。所以要保护小孩子还是要家长们做更多的工作以及建立电影分级制度，而不是动不动把孩子拿出来做武器来整饬电影界。这又牵扯到冯小刚，冯小刚支持电影分级制度，并在讨论会上积极探索是否可以涉及黑帮、卧底、正常性爱镜头等，以崔看来这可是居心太不良了，然而这一次我又觉得冯导演做的不错，因为我想到了谁对于表达自由受压制有着最深刻的感受，不就是一心要表达自己的人吗，知识分子是这样，导演也是这样，所以尽管崔反对庸俗化有些理想的可爱，但是对表达底线的探索让我觉得冯更让我这样对表达极限充满好奇的人钦佩，尽管冯的本意是电影商业，是要跟国外的电影产业一起竞争，我深信，检查制度扼杀表达者的想象力。我也深信对艺术于人性的探索常常有必要让我们超脱反常的道德，因为我们的道德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充满了价值冲突。非黑即白的作品从来都不是好作品，那里只有高大全，而没有人性的挣扎和浮沉，所以米兰昆德拉说“媚俗”，说“道德悬置”，所以利奥塔说理念嫉妒身体，有如死亡嫉妒生，因此才设计出道德律令来管辖身体。冯导演非常不满意妓女从良的题材不能拍，而学术界对于小姐的研究也很长时间被另眼相看，冯导演不满意警察涉黑与腐败老百姓爱看不能拍，而学术界的研究也常常设了太多的禁区，更可怕的是人们不知道底线在哪里，所谓的“法不可知，威不可测”，所以每个人都在自己心里划一个或许比官方禁制更小的圈子以求自保，我当然没有傻到说只要没有了禁忌，我们的电影我们的学术就可以天下第一了，但是我觉得有禁忌永远让我们的学术和我们的电影矮人一头，当小崔讽刺《手机》没法跟世界一流商业电影比较的时候我感到切肤之痛，因为我们的知识分子所搞出来的学问也是一样的命运，认识到这些并不难，可是我非常反感通过嘲笑的方式说出这些，毕竟在当下中国，他们在努力。
我想我还是要试着回答我上文所提出的问题，就是文化的表达自由没有象学术的言论自由那样达成一个低线共识，我觉得文化表达的自由在知识分子的宪政言论中缺席是很重要的原因，而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其中自然有知识分子（在创造性和批判性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皓首穷经难得关注什么电视电影什么分级，他们很少看电视，他们批评经常上电视的学者，在他们眼中这些文化品位比较低，上了电视的学者也常觉得自己被断章取义，然而也许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言论自由在知识分子的论述中更多的具有了政治的纬度而少了一种娱乐的纬度，似乎后者没有那么堂皇，不少国家把艺术表现自由划到了文化权利范围内而不是政治权利范围内，我们国家就是这样，《宪法》第4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这样一种权利在我们关注的宪政问题之外，我们认为文化权利没有政治权利那么重要，可是正如上文所说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不仅为公民的政治权利提供保护，很多被认为不健康的文艺作品也一样得到了反对淫秽的法官和知识分子的保护，同样的道理，非知识分子常常感觉不到表达受到压制，这当然很正常，因为只有靠近表达才能意识到对表达的限制，但是我常常觉得双方有了沟通之后是不难达成底线共识的，那就是表达自由的受限制使得严肃的学术和娱乐工业一起受害，政治上、学术上、我们的民间舆论、我们的娱乐生活都是一条线上的蚂蚱，为什么台湾的主持人批评大陆的主持人主持的时候象端了一锅汤，那就是放不开，为什么谈话节目在中国遇到瓶颈，那都是因为我们只能说“拾金不昧“好，为什么一些并没有政治禁忌的偶像剧也被停播出，是因为我们的学生被要求乖点再乖点。甚至当朱军在春晚上说“羊年钟声”的时候我们也不可容忍，不是不容忍主持人犯错误，毕竟主持人首先也是人，可是大家会觉得中央台怎么会错呢，审查机制哪里去了？（审查体制让中央台太正确太干净了）还有就是到北京以后我就再没听到过很多城市都有的感情热线广播节目，这些都使得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言论自由、艺术表现自由的关系，或许我愿意引用一个电视评论家对于电视庸俗化言论的评价：“事实上人们庸俗娱乐的要求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也许宁愿要庸俗也不要审查，这跟学术中宁愿要错误也不要唯一正确或许是一致的。
最后我还想说另外一个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那就是赵忠祥，当年因签名售书而跟一个记者有了纠纷，打了一场官司，我最关注的不是谁是谁非，而是老赵的一口官腔说什么“为党工作很多年”，“记者的文章破坏党的大好团结的局面”云云，这次小崔也祭起了电影局，想想到底是名嘴，到底是中央电视台的。电视庸俗化，本来我觉得还可以原谅。
【转自 中国法理网 XY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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