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冯亚东教授的为人、为文都怀有深深敬意，和他有很多交往。2015年9月回成都开会时，我在熊谋林博士的陪同下还专门到省医院看望过他，知晓他重病后的种种不易。我对他的离世有锥心之痛，作为他的晚辈和挚友，必须写一些文字纪念他。
一
我虽然在成都学习、工作前后八年时间，但一直无缘与冯老师谋面。倒是很早就拜读过他1996年出版的《刑法的哲学与伦理》，知道他是有思想的人。
我和冯老师相识于2002年西安的中国刑法学年会，那次会议讨论犯罪构成要件和期待可能性等问题，议题本身就颇多争议。我和冯老师一见如故，交流很多，“初来乍到”就充分领教了他对专业问题的执着和思维的独特。冯老师曾从事过时间不短的司法实务，先后在多所大学工作，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目睹过无数悲欢离合，但似乎世间的繁杂都被他过滤掉了。第一次交流，他一提起学问时所透露出的虔诚，喜形于色的表情，到今天我还能很清晰地回忆起来，当时的争论点反而模糊了。我的感觉是，他喜欢和别人讨论问题。只要没有分出个子丑寅卯，参与者要离开现场，作为“对方辩友”的他未必会答应。
二
我曾经邀请冯老师在清华法学院举办过讲座，他很用心地准备，效果也颇为不错。因为他的观点有不少是自己独自思考的结果，颇多原创意味，未必都能被人所理解，听众提问自然也不少。冯老师总是认真地解释，执着地坚持。之后，冯老师还在北大法学院等著名院校做过讲座。通过这些讲座，以及近十年来持之以恒的研究，冯老师对深化目前通说的刑法理论作出了独特贡献。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四年前的2012年10月中旬，冯老师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做了一个很有影响的讲座，主题是“刑法典对犯罪论体系的制约”。这个讲座是“当代刑法思潮论坛”的第14讲。该论坛由北大、清华、人大、政法大学等单位的多位刑法学教授发起，从2010年底持续至今。2012年是该论坛的“旺季”，冯老师能够来讲，说明大家对他的认可，因为外地刑法学者来这个论坛做讲座的不太多。由于演讲稿之前已经在《中外法学》发表，冯老师粗略讲了一下论文观点，主要对自己的一些新近思考进行了阐述，之后进入评论阶段。参与评论的都是论坛几家主办单位的刑法教授，这个论坛的特色是评论人从不遮遮掩掩、拐弯抹角，火力都比较猛，冯老师左冲右突，应对得还不错。如今想来，那个时候的冯老师已然重病缠身，但还能发挥到如此水准，殊为不易。冯老师去年生病住院后，我和论坛的发起人梁根林教授以及其他评论人偶尔聊起冯老师2012年的讲座，好几个人都对自己当年没有“嘴下留情”而本能地感到愧疚。但我想，如果大家一团和气，可能反而无法凸显冯老师观点的独特性，这也未必符合他的期待。
三
在常人眼中，刑法学专门研究“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研究者即便人格不分裂，也大致世事通达、眼观六路。但冯老师显然是个例外。他面相虽稍显老成持重、外表不温不火，但内心单纯、善良，不为学问之外的事情所累，十分难得。从他那些刑法学著作以及“跨界”的法理学专著中可以看出，他完全快乐地、自足地、旁若无人地生活在“法学概念的天国”里，而且其中的很多概念就是他自己一手打造的，带有明显的“冯氏制造”印记。
冯老师在学问上铆足的确实是浑身的劲头。2006年夏天我回成都，冯老师照例和我聊了很多专业上的问题，还说为了做学问，晚上睡得很晚，偶尔想起什么关键问题还要赶紧起来记下来或者录下来。我当时觉得，他为了学问也真是“蛮拼的”。大约2010年秋天，有一次开会时见到冯老师，他告诉我，感觉味觉和嗅觉都有了功能障碍，身体出问题了。我对医术一无所知，除了安慰他，也说不出别的。后来才知道，真正的病情比他的预判要严重得多，应了“病来如山倒”那句古话。
如今想来，夜深人静时，冯老师文思泉涌时担心转瞬忘记而对着录音机所说的那些话，在外人看来是学问，但就他自己而言，这或许是返归心灵、追问生命过程的****选择。我宁愿将他那种近乎忘我状态的痴迷，想象为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召唤着他，使他必须以现在看来可能是缩短生命周期的“炼狱”方式思考自由、平等和刑法运作等问题。所以，他走的是一条很独特，但注定也很孤独、逼仄的道路。
当然，我们尽可以说，他的关切与天府之国茶雾缭绕、麻将声鼎沸的氛围不那么协调；我们也可以说，他的生病与白天黑夜颠倒的做学问模式有关，但就冯老师自己而言，这样的方式恰恰是生命绽放的过程。一生都在打造法学概念天国的冯老师想必应该有很多自己的领悟、乐趣和成就感。
冯老师走了，天国里没有法学概念，一个毕生痴情于刑法研究的人，终于可以解脱了。冯亚东教授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