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日前要求，进一步加大打击行贿犯罪力度，突出重点、集中力量重点打击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个人行贿和单位行贿犯罪。特别是要严厉惩处主动行贿、多次行贿、行贿数额巨大、长期“围猎”干部的行贿犯罪。（4月29日新华网）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行贿与受贿的供求关系链上，两者互为因果、同生共荣、利益均沾，犹如一条绳上的蚂蚱，牢牢串在一起。表现在刑罚上，应该“同罪同罚”，但其实，受贿与行贿在法律上是“不平等”的，往往一个“牢底坐穿”，一个“安然无恙”，逍遥法外。
《刑法》第390条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如此规定，有鼓励自首举报、打击受贿犯罪之意，但在追求“破案率”的司法实践中，往往导致“重受贿轻行贿”，而过分宽纵行贿者，不能严格、准确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被追诉前主动交代”的规定，常常纪检、检察机关已经掌握或受贿人已经供述具体案情时，仍把行贿者被动交代、承认或提供证言，定性为“主动交代”。行贿者据此顺利减免刑罚。
据调查，在贿赂犯罪的权钱交易中，最大的受益者其实不是贪官，恰是行贿者，行贿“产出”起码是投入的10倍之巨，严重消损国家、集体利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如果司法“重受贿轻行贿”，只对受贿犯罪课以严刑，而对行贿犯罪网开一面甚至免以刑罚，以致逍遥法外，成为事实上的无罪，无疑偏颇不公，危害甚重，不但会因法律适用上的畸轻畸重，给社会造成“行贿无罪”的错觉，还助长大肆行贿“围猎”干部的歪风邪气，不断将大批意志不坚定的官员、干部“拖下马、拉下水”，沦为行贿谋利的工具，破坏国家公务和公务员队伍的廉洁性、纯洁性，也抵消国家高压反腐力度与效率，让贿赂犯罪陷入恶性循环，也令正义的法律蒙羞。
贿赂犯罪的发生，既基于以权索贿的贪腐无忌，更基于行贿逐利的泛滥不绝。如果严堵行贿犯罪的“源头祸水”，将有效遏制受贿犯罪的发生，刑罚惩治受贿也将事半功倍。
而要堵住行贿犯罪的“源头祸水”，必须加大其违法成本和风险，一方面要摒弃“重受贿轻行贿”司法陋习，严格限制“主动交代”特别自首条款被滥用，做到行贿、受贿“同罪同罚”；一方面做好源头预防，完善立法不足，降低行贿罪没收财产刑的适用门槛，同时加大罚金刑适用，使行贿犯罪成本远远大于犯罪收益，让行贿者得不偿失，促其理性拒绝使用行贿手段来引诱“围猎”受贿者，进而减少暴利驱动下的行贿犯罪。
只有“两手抓，一起硬”，既严惩受贿和贪官，也不放过行贿和“围猎”者，加大对行贿犯罪打击力度，特别是严惩主动行贿、多次行贿、行贿数额巨大、长期“围猎”干部的行贿犯罪，才能抓住反腐肃贪的“牛鼻子”，才符合反腐“零容忍”“无死角”的高压反腐本义，也才是社会公平、法律正义所在。
当然，行贿者表面上是引诱“围猎”受贿者，实质是引诱“围猎”权力。为此还须加强制度建设。既要合理“限权”，去除“一把手”“一支笔”过大的权力；也要将权力关进法治“铁笼”，透明运行，让权力无法“谋利”，让行贿“围猎”者无处“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