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老师同学，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大家来参加我们中国政法大学青年爱国协会主办的“追忆—寻找共和国的足迹”系列讲座第二期之“中国人的文化觉醒-60年亲历的沧桑”。今天很高兴为大家请来了当代著名哲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人文学院院长李德顺教授。（掌声）对中国60年的进程进行回顾和总结，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价值的评判，而价值哲学是李老师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同时李老师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亲身经历了共和国60年成长的过程。所以我们今天请李老师来，想请李老师从哲学的视角同时结合他亲身丰富的人生经历，为大家讲述这60年中国人文化觉醒的过程。今晚的讲座分为两个部分，前面大概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是李老师讲述，后面半个小时是李老师和大家互动。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李老师。（掌声）
谢谢大家！我没有做太多的准备，就是想跟大家交换一点感想。因为咱们这个系列讲座的题目是“寻找共和国的足迹”，应该是指新中国60年来经历过的事情。我就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谈一点中国人怎样在精神上站起来的感想。
一、从激情到理性
坦白地说，说我完全经历了这60年，肯定有点夸大。因为我是1945年生的，新中国成立时我才4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没有来得及参加，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我也没有参加，显然没有我的功劳……。（笑声）
我最早参加社会性活动，就是赶上了1958年“大跃进”。那时候我小学毕业升初中。一入学，学校就让我们去参加劳动。我是推着铁轱辘的小车（那时候的手推车没有轮胎，实现轴承化还是属于“大跃进”的成果）运砖头，去给大人们建高炉，大炼钢铁。当时“大跃进”是怎么回事，我当然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们参加劳动很有趣，而且周围的社会氛围一片火热朝天。那是一个既热火朝天又头脑发热的年代，人们的热情和建设的激情非常高。我作为一个初中生卷了进去，当时的热情也是很高的。大炼钢铁的同时，在文化上也搞大跃进，比如扫盲运动，让所有不识字的人，特别是街道的家庭妇女都去学文化；有文化的人则去搞创作。我记得，我们中学搞赛诗会，老师同学都不回家，在学校里作诗。我一夜没睡觉，作诗，最后发现自己不行。虽然我读过不少诗，也很有诗情，很想作诗，但实在作不出来。连“地板扫干净，大家不得病”这样的佳句都出来了，也只作了20首。（笑声）而我们学校表彰为“千首诗人”的那个女同学，竟一气作了2000首！
我是在这样一个氛围里开始逐渐知道一点社会、了解一点社会的。至于1958年以前，像反右怎么回事，胡风反革命集团怎么回事，批判电影《武训传》怎么回事……这些事情都不了解。那时候还小，没有学习政治的欲望。我很淘气，想学变魔术，就把一本硬壳书给毁了，结果惹了祸。因为那本书叫《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我父亲单位的学习材料。这个“劣迹”足以证明，我那时确实不是太了解这个社会。可是，这个社会并没有因此而忽视未成年人，总是要把我们卷进去。参加了很多这类的活动之后，我越来越感觉到，这些大轰大嗡的群众运动，做的是我们力不能及的事情，不仅不适合我个人的性格和条件，恐怕也未必适合大多数未成年人。那么，大人们自己折腾的事，为什么要加给孩子？大人教给孩子、要求孩子的究竟是什么？是否合适？大人自己都明白吗？所以从那时起，我开始有点距离感和批判意识了。直到现在，我见到很多事情还动不动就要“从孩子抓起”，我就想：这是大人的还是孩子的权利？究竟怎样才是合理的？
“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印象最深的是吃不饱，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体发育受到了影响。虽然这样，当时的政治氛围还是很浓厚的。报纸和广播中的豪言壮语一点也不减，反右倾机会主义，学雷锋，出版毛选第四卷，中苏论战，等等，一浪高过一浪。直到1964年我考上大学，这种氛围还是有增无减，终于导致两年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在“文革”初期，我的那种距离感和批判意识起了正反两方面的作用：首先是，运动一开始让我迟迟“跟不上形势”，当了保守派，还差点成为批斗的对象；然后是让我从亲身经历中接受了经验教训，破除迷信，解放了思想。所谓破除迷信，就是知道了“上边”来的不一定都是对的，大多数人干的也不一定是好的；所谓解放思想，就是相信凡事不必跟风，只有经过自己的观察思考，得到自己信得过的东西，才是在实践中靠得住、用得上的东西。
回忆自己的经历，我感觉这60年来我们中国的确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中间经历了起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我们经过了自己制造的大折腾甚至浩劫，几乎是死里逃生出来的。但是如今，我们国家的社会发展、在国际上的地位，已经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状态。这些外在的发展过程大家都看得到。特别是今年国庆60年的时候，拍了很多的片子，出了很多书，讲方方面面的成就。那些有形的东西，看得见的东西，我想大家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得到了解。那么这个变化是怎么来的？作为一个哲学研究者，我不是搞国史的，也不是搞历史的，不是搞统计学的，也不是搞经济学的，所以不会跟大家系统地讲那些有形的东西。我今天想跟大家谈的是一些无形的东西，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就是这期间我们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我们国人的心理状态问题。
建国初期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毛泽东在第一届政协会议上说的。有一段误传是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说的。其实毛主席在城楼上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新中国的成立是一个新的国家政权的诞生。毛泽东把这个政权诞生的本质，界定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那么是不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人民就完全站起来了呢？我后来思考这个问题。我想，一方面可以讲站起来了，在国家政治的意义上可以说站起来了。因为打败了四大家族代表的帝国主义买办势力，中国人民开始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了。那么另一方面，中国人在精神上、在思想文化上是不是跟着国家政权一起站起来了呢？我觉得情况就比较复杂曲折。一开始在建立政权的意义上站起来以后，就必然面临许多的问题，比如我们的国家怎么对待自己的人民，包括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怎么对待民族文化传统，包括精华和糟粕？怎么对待外国，包括友好的或敌对的？等等，就会发生很多关系问题。在这些关系问题上，是不是表明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是怎么站起来的？显然还要经历一个过程。总体上，我想是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在实践中经过反复的体验和思考，形成了一些新的观念和共识以后，真正确立起每个人和整个中华民族的、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才算真正地站起来。
那么，我们的思想文化在这些年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呢？我觉得从整体上讲，是发生了非常深刻、非常重大、非常有历史意义的变化。简单地说，在这60年里，我们中国人的精神文化大体上经历了这样的三个阶段：从说“神的话”传统的神圣文化，转向说“人的话”的人本文化，然后走向说“自己的话”的主体性文化。这个变化似乎没有经济变化速度那么快、形式那么外在、效果那么明显，但是从深处来讲，它是更重要、更有意义的。
从无知的激情和迷信，走向理性的思考和自信。我想，这是我们那一代人成长的一个共同经历，它成为我们一生为人、治学、做事的最宝贵财富。而公众和社会在实践中的这种觉醒，则是中国重新走向振兴的精神基础。
二、从说“神的话”到说“人的话”
刚才说到“大跃进”。那时候，全国人民的精神状态是不是表明我们已经站起来了？那时人们热衷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很多人其实还是很盲目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出于信任和响应号召。在建国初期，大家对共产党、对新中国的政权、对解放军、对各级的领导干部都非常信任，对于新中国充满了信心和希望，热情的确很高。但是，由于缺少彻底的科学精神，特别是缺少民主和法治的根本建设，也就是缺少对群众利益和意志的充分保障，因此在实践过程中逐渐暴露出很多问题。
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当时还没有走出几千年把人分为大人和小人、治人者和治于人者的传统观念，没有走出把英明领导者当作神或半神的普遍心理。从“大跃进”到“文革”，为什么能够这样搞下来？就是因为当时很多人非常迷信，特别是对毛泽东的迷信。因为以往的历史证明了毛泽东是伟大的。他确实很伟大，他打仗也打得赢，他能领导人们把一个由国民党靠800万军队维持的旧政权扫到一边去，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所以毛泽东有很高的威望。这种威望后来在某种运作下变成了造神，最典型的就是“文革”。“文革”中讲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种个人崇拜，实际上就是让我们都要跟着毛主席走，我们全国几亿人用一个脑袋思考，请毛主席来思考，我们只要听他的就行了。全部希望都寄托于一人，也就把全部功劳都归于一人。那时候我们大都没有自主思考的意识。那种狂热，在有的人那里是真诚的；在有的人那里却并不真诚，但他们认为有必要利用这种狂热。而有的人不相信这种狂热，但当时的那种氛围、那种环境，让他不敢说，不能说，说出来也会被湮灭掉。
从历史上说，我们过去多少次在文化方面有意无意地造成一种神，一个人格的神和一套观念的神。认为它是最高的、终极的、绝对的、永恒的真理。然后要求所有人的思想和言论都要符合于它。你只有附和它的义务，没有离开它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这在精神上就是一种造神的状态。不管把谁造成神，不管把什么东西造成神，总之造神就是要设置一套现成的、武断的，让人不由自主而它本身又不接受检验的话语。这是自古以来社会思想文化中反复出现的一种现象。其中，把君主、伟人、统治者、圣贤和他们的意志加以神化，是它的核心和普遍表现。之所以如此，是出于某种特定的需要和相应的历史条件。
早在孔子整理易经的时候，就认可了里面的一个观点，叫“神道设教”。它是说，要想治理社会，管理老百姓，就要有一个神，一个最高的神。一切以神的名义、神的旨意来说话。这是一种诀窍，叫神道设教。当然，这个“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我倾向于把它理解成“教化之义”：以神的旨意来管理大家，让大家的思想统一，让人们都服从统治。伏尔泰也曾说过，如果你要管理600个农民，你最好请一个神来。告诉那些农民，如果你不好的话，神会惩罚你。让神来替你管理人民，这是一种比较实用有效的统治方式。它的本意是“牧民”，替统治者着想，把老百姓像没有思想的牛羊一样来放牧，怎样把老百姓管理得服服帖帖而且心甘情愿。西方国家经历过这样的过程，是用他们的宗教，包括基督教。咱们中国使用的则主要是儒家法家的学说。现在有很多人把儒家学说抬得很高，说儒学是国学，要大力复兴。其实鲁迅早就揭露过说，古代的圣贤关于安邦治国说了许多好话，出了很多好主意，但是没有一句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说的。鲁迅对传统文化中的人治主义本质揭露是很到位的。从发明“神道设教”开始，我们在思想文化方面就被一种系统而周密的思想观念束缚起来。讲人们应该怎样做的时候，都不是从人们自己的权利和责任出发，而是要你听从君子、大人的宣教指示，向君子、大人看齐。那么，要求于人的那些原则是从哪里来的？古人也设计好了：“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就是不要告诉老百姓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也不要让他们思考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只要告诉他们照办就行了。“民心无常，唯惠是给”，只要给老百姓好处，他就会跟着你，就会服从你。然后不断用某些事件、某些实践去证明：跟着我这样做是正确的。古代的主导意识形态打造了一套非常完备、非常细腻的价值观念体系。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念体系的特点，就是最终告诉你：不要相信你自己，更不要依靠你自己；你要“敬天法祖”，敬畏和依赖天命、君子、大人；你要放弃自己的权利，同时也放弃相应的责任，不要去独立自主，更不要胡思乱想。这种观念影响还是很深的，它使普通人在精神上总是一种跪着的姿态，总是要仰赖和期待着神、半神或准神们的指点与启示。
造神的本意是贬低人、控制人。但由谁来控制人呢？是神自己吗？不是的！其实，历史上凡是造出来的神，神自己都得不到什么，而是由造神者坐享权威，代表神来控制人。人类造了一个上帝，但从来没有人直接见到过上帝，更不要说直接从上帝那里得到什么。相反，人们只是听那些主教、牧师或其他神媒如先知、巫师、神汉们的说教和摆布。可见，神的背后其实是人；以神为本，其实就是以某些人和他们的意向为本而已。古往今来各种各样的神，无论西方的还是东方的神，无论是有形的人格化的神，还是无形的观念化的神，也无论是至高无上的一神，还是各自分立的多神，其真实的意义就在于此。记得若干年前批“FA轮功”的时候，有一个研究古代经学的人发言说：“李洪志那些算什么玩意儿，那么浅薄，也能愚弄那么多人！要是咱们把中国经学里的东西拿出来，整理一下，肯定比他的更灵。”我听了大吃一惊，就跟他说：你这个思想很恐怖呀！（笑声）为什么老琢磨着愚弄人呢？李洪志愚弄，你也来愚弄？谁都想来愚弄老百姓！难道中国的老百姓就只能让人愚弄来愚弄去？”我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想造神的人还挺多。对于这种找机会就要把什么东西变成神，让它凌驾于人之上的文化残余，我们仍然需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回归以人为本的理性和科学，才能正确地对待任何人、任何对象、任何事物、任何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在精神上造神，并不一定表现为直接装神弄鬼，或抬出一个神来搞某种宗教。在中国历史上，由于没有西方那样的宗教传统，所以历来没有那样统一的、强大的神。中国人一向信仰的是“天”（包括“天道”、“天理”、“天命”、“天意”等等），但天并没有幻化成最高的神，也没有社会化为宗教，而是世俗化为了道德。在中国，给骨子里的人治和神权披上道义的外衣，使它成为适用于一切人的道德“良知”和人生理想，是精神造神的一个本土化特征。就拿“修齐治平”这个口号来说，到现在为止还为许多人津津乐道，说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优秀代表。我斗胆地指出，这里面埋藏了很多的误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给读书人和有志气的人指出的一条人生道路。然而这条道路的起点，却是蔑视、摈弃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权利和责任，叫人不要做平常人、普通人，而要做君子、大人，心中只有“天”，目标就是代表天来管人。凭什么管呢？它从格物致知开始，实际上是把政治神秘化、神圣化了；再从个人修身讲到平天下，则是进一步把道德工具化了。说到修身，我们当然应该修身，但是为什么要修身呢？它告诉人们的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来，我讲道德、提高个人修养，就不是为了自己追求人格的完善和高尚，而是为了做给别人看的。按照这样的逻辑，对个人的苛求就会特别多，对个人行为的干预也更有理由。于是又必然会逼出很多虚伪来。为什么古代假道学、伪君子很多啊？因为在它的逻辑中，一个人地位越高，就越是代表道德的楷模。所以一些人的修身，并不是发自内心的自我完善，而是要做给别人看的。既然这样，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他也就不需要这样了。再倒过来看，一个人好、能干、正派、聪明，就让他来治理；那么，这样的人怎么治都有道理，因为他是好人、是能人、是大人、是君子，是天意所瞩。总之，按照“修齐治平”的逻辑，就可以把所有的好事坏事都算到个人头上，说来说去还是他修身的结果，德行所致。于是大家就只要按照既定的模式，专心修炼好自己就行了，不必关心大众的真实命运和需要，更不必致力于社会制度的根本批判和改造。它强调说，这些都是合乎天理、天意，天经地义的道理，其中并无现实的利益和动机。可见，这完全是为人治模式服务的一个自我循环、自我服务的逻辑体系。
历史上有许多这类公开的和隐蔽的造神行为，一直在束缚着人的精神。我想，说到底，人是有弱点的。人类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不知道、不明白、不会想的事情，并且还有许多受利益驱使不得不去迁就的行为，等等，这些是人的弱点。因此人需要学习、组织、管理和教育。但是，这里有一个根本立场的区别：知道了人的弱点之后，千方百计地利用它，以达到一己的目的，这是卑劣、卑鄙的反人道行为；而知道了人的弱点之后，想办法和大家一起弥补它、改变它、超越它，以减少弱点带来危害，这才是对人的忠诚，是人类的大爱！
帮助人们破除迷信，从精神上站起来的第一个法宝，当然是科学，特别是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一向是老老实实、实事求是，不需要披上什么神秘外衣。例如，科学家能创造许多奇迹，但是没有哪个科学家出来说“我是通神的”；医生能够起死回生，他们也不宣称自己有特别的神通；甚至魔术师，他能当你面做那么神奇的事，但却诚实地告诉你，我这不是真的，……；这些才是科学精神的体现。只有那些既没有真本事，更没有足够的善意，却一心想影响控制别人、从中渔利的人，才搞那种类似于邪教的东西。对此我们一定要警惕！
而依据科学的精神，帮助人们破除迷信，从精神上站起来的最大法宝，则是哲学。因为哲学才能在最自觉、最彻底的层面上，揭示问题的本质。这样的哲学时代已经到来，它在我国哲学界也有鲜明的表现。记得在国内哲学界曾经有过一个争论，简单说就是：我们的哲学是应该说神的话，还是应该说人的话？这叫神话与人话之争。起因是，1994年在南京召开一次全国哲学界的讨论会。当时，鉴于从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界比较多地强调实践的观点，强调主体性和人的价值等问题，这种趋势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在会上有一位长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老先生出来讲话。他说：哲学不应该总是讲实践啊，主体性啊，价值和人的价值啊，这些只是属于人的东西；哲学是科学，科学要给人提供那些不依赖于人的、普遍的、永恒的、终极的知识和真理。总之，哲学不应该代表人说话，而应该代表宇宙说话。这种观点引起了很大争议。我想：谁才能够代表宇宙说话，讲出普遍的、永恒的、终极的知识和真理呢？只有神和上帝！于是我开玩笑说，您老先生就是主张让哲学不要说人话，而要说神话。而我认为，我们的哲学终归是人的头脑在思考，是人的观点和看法，所以只能说人的话。我想，这才是马克思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的本意。这个争论后来成为一个经典。
哲学，推而广之，全部理论究竟应该说“人的话”，还是说“神的话”？最初大家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意义，但它事实上由来已久，而且已经越来越明朗、越尖锐了。不论是社会的发展，还是我们个人的生活，都到了一个自觉地说人的话的时代。我们需要的不是力求说神话，谁也不能以神的代言人自命，而是要以人自己为本，大家共同承担人类所应承担的权利和责任，说好人的话，做好人的事。
三、理直气壮地说“自己的话”
把神还原成人，从竭力说神的话回归到诚实地说人的话，是我们在精神上站起来的开始，还不是它的完成。因为“人”并不是个抽象的单一概念，“人话”也不可能有永恒不变的终极模式（否则就和“神话”一样了）。在这个主体多元、文化多元的现实世界中，说人话应该是每个人都站在人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地说自己的话。无论个人、群体还是国家，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感情和智慧，把人的话说得越来越好。
我主张我们要“面对多元化，坚持主体性”。这意味着，我们要确立一种自觉的主体意识，明确自己的权利和责任，敢于面对现实，实事求是，理直气壮地说自己的话。这种状态看来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但在现实中却是需要一种勇气的。因为我们过去的很多事实是不鼓励、不支持人们这样的。
我想起了“文革”时的一个现象。那时为了整人，发明了两个很怪的罪名：一个叫“不提罪”，另一个叫“相似罪”。
“不提罪”是说，你说了很多话，但是其中没有提现在要说的那些话，没有用现在时兴的那些词，你这样就是有意不提，有意不提就是有意反对，那么你就是反革命。这个罪名一开始是加在刘少奇身上的。“两报一刊”批判刘少奇代表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文章，刊登了整整两个版，题目是“《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它怎么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了？我从头看到尾，其实就是一条根据：洋洋20万言，对无产阶级专政只字不提！谁看了这个批判文章都会吃惊，讲党员个人修养的文章也得提专政？不提就是反对？刘少奇当时作为党中央二把手、国家主席，他干的不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事吗？想整他就可以这么找理由，太可怕了！大家觉得很恐怖。因为人总要说很多话，不要说那些与话题无关的内容不会提到，有时候就是与这个话题有关的内容，你也不一定都能提到。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某个特别规定了的标准话语，要是没有提到，你就犯了大罪！此例一开，因言获罪的概率又增大了很多，势必弄得人人自危，小心谨慎，更难开口说话了。直到现在，我看有些讲话和文章，之所以套话越来越严重，内容越来越重复，篇幅越来越长，恐怕也还有怕犯“不提罪”的后遗症影响所在。
“相似罪”是一个更厉害的罪名。最初是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里说，某人对待“文革”的态度，和他当时搞四清时的形“左”实右表现，“何其相似乃尔！”虽然没有点名，说得也是刘少奇。这种找后账式的批评，后来被一些人变成了一种方法，就是专门搜集整理“言论对照”材料。那时经常看到把某人的言论与另一个著名“坏人”的言论摘编对照起来，然后一个“何其相似乃尔”，就能把某人“乃尔”得家破人亡。“相似”也成为定罪的理由，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习惯于一切与资产阶级“对着干”这种思维方式的扩展。它带来的更是对人权的肆意践踏。我后来研究过，要说相似，地球上的人和人之间，应该说有95％以上特征是相似的，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语言方式等等。我们免不了有意无意之间就跟谁的什么东西相似了。如果相似就意味着相同，就是一样的性质，特别是如果查出你和敌人有任何相似之处，就可以把你当成敌人，那么人们还能正常地生活、正常地说话吗？这是不是荒谬至极、霸道至极啊！
当然，这两个不成文的罪名都不是正式的法律用语。严格地说，它们属于非法构罪的案例。但是，在那个以“无法无天”为荣的氛围中，它们实际上却比法律管用。因为它们代表了当时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思想方法，甚至一种文化心理。你看：“不提罪”从正面告诉人们，无论说话还是做事，都要处处“对口径”，符合指定的套数，并且毫无遗漏才行；“相似罪”则从反面告诉人们，无论说话还是做事，都要处处避“嫌疑”，以免“犯忌讳”。它们的作用就在于，既有了正面的口径和标准，又有了反面的忌讳和嫌疑，那么人们思考和表达的空间就完全固定了、统一了。其结果，就是造成了“千人一面、众口一词、千篇一律”的沉闷局面。多年里人们没有说自己话的权利，也不承担自己说话的责任，在精神上是极端贫乏单调的。“实事求是”这个概念说了那么多年，人们却感到实际上很难做到。在有些地方甚至成了被调侃的概念。例如某校门口有个实事求是的牌匾，人们就说：“迎着实事求是来，绕着实事求是走，背着实事求是学，离开实事求是干”；还有：“让你实事求是你就实事求是，不让你实事求是你就别实事求是，这才叫实事求是”……完全变了味！实事求是为什么这样难呢？首先就是由于有意无意地剥夺了人们实事求是地表达自己、说自己话的权力。
记得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外国学者到中国来访问，我陪他走了走。他跟我说：到你们中国来访问，最大的痛苦就是只要见一个人就行了，以后再见所有的人，说的都跟他一样。他问这是为什么？我说，你要是知道前一段时间我们折腾的历史，你就明白了。因为你是外国人，你听一下就走了，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更怕跟你说了什么话传出去，背上“里通外国”的罪名。所以你可以理解。但也请你相信，这种情况不会长久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氛围宽松了许多，思想和言论比以前活跃多了，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但是，我们是不是已经走出了“文革”的阴影，人们真正能够自主自由地思考和表达了呢？我看还不充分。以上述“两罪”为代表的思想方法和文化心理，至今还有很深的影响，在很多地方表现出来，特别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
例如这个“相似”问题。虽然现在不再成为一“罪”了，但某些惧怕“相似”的心理，还是普遍存在的。如果你要讲一个改革的观点和主张，就总有人来问“姓社姓资”？或者你跟谁谁或资本主义有什么不同？连邓小平也被问过。邓小平说社会主义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人就问：那资本主义也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你跟资本主义有什么不同？我到外面讲学时，一度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我说，不同当然可以解释：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在封建社会的基础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产生的是资本主义；那么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产生的就是社会主义。要说不同，就是社会主义应该比资本主义水平更高、做得更好、发展更充分，因为社会主义本身是在资本主义发展成果基础上出现的变革形态，二者之间有历史性的继承和发展联系。但我们过去的观念，只是想着要跟资本主义“对着干”，“它向东，我偏向西”—人们非得要这样的“不同”，所以就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和误区。
在思想方法和价值观念层面上，这是典型的主体性和主体意识问题。只有在承认和尊重主体生存发展权利的基础上，才能给予清醒的理解和判断。但是这种思想方法人们就是不习惯。前几年，在“姓社姓资”、“此同彼异”这类概念上被质问的次数多了，我就干脆用这么个比喻来讲道理：比如，山羊是长胡子的，如果我也长了胡子，就一定要交代我和山羊有什么不同么？（笑声）为什么非得先交代不同？不同又怎么样，难道就不是胡子了？相似又怎么样，难道我就是山羊了？我没有权力长自己的胡子吗？要知道，长在我下巴上是我的胡子，长在山羊下巴上是山羊的胡子，都是自己的胡子。当然，是可以说出我的胡子与山羊的胡子有哪些不同的，拿基因去比较一下，就能找出差别。但我有什么义务一定要解释这个不同？我才不上当，不去跟你浪费时间（笑声）。
在大的、一般原则上有这样的问题，在小事上也有这样的问题。说自己的话，意味着要有主体的层次感和自觉定位，即知道“我是谁”，什么话是我应该说，说给谁的？而没有主体的层次和定位，是以往常常说不好人话的一个原因。讲一个小故事：文革时期，我在一家大工厂里担任类似宣传部长的职务，也算是领导了。有一天夜里我值班，听说在食堂里工人和炊事员打起来了。原因是下夜班的工人嫌粥太凉、馒头太硬了。他们提意见，说话可能难听了些，炊事员不服，就打起来了。·我就赶紧去处理。我到的时候，食堂管理员也到那里了。管理员抢先来跟我说：“你看现在工人的觉悟多差！天天吃大米白面，还挑三拣四的。他们怎么不想想旧社会吃什么？红军长征的时候吃什么？怎么不说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听了这话感到非常愤怒和悲哀，就针锋相对地说：“那么你说，现在是新社会还是旧社会？难道你想让工人阶级再吃旧社会的苦呀？你想复辟吗！”
我想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样的话，应该由谁对谁来说才是合理的、积极的呢？如果每一个做事的人都对自己说：“我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把这事情干好，为的是大家不苦”，这样的心态自然是合理的、高尚的；如果一个人自己不尽职、不负责任，却总要求别人不怕苦不怕死，那不就是在为虐待人家制造理由么？我后来想，很多话本身一点都不错，但里面就缺少一个“谁来说，对谁说”的自觉，不仅缺少对他人的尊重和理解，也缺少对自己角色权责的理解与尊重。缺少这样的内涵，说话的人不对自己的前提、适用对象、有效范围等进行界定，主体错了位，就不是在说自己的话，而是有意无意地站在神的一边，以宣布神的意志为己任了。
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后来我还批评过关于小英雄赖宁一类的宣传。我认为不能老搞这种宣传。赖宁是未成年人，他去救助国家财产，这种行为无疑是高尚的。但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老是去鼓励未成年人的牺牲，这样的道德如何呢？如果站在社会主导者成年人的立场来看，保护好我们的孩子，教育好我们的孩子，才是我们的光荣，而不是让我们的孩子见义勇为牺牲得越多，我们就越光荣。这样的道德标准其实并不高尚。可见，缺乏现实的社会角色和主体层次意识，我们的很多是非曲直、祸福荣辱观念，也会错位和变形。
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理直气壮地说自己的话，是一种既平凡踏实、又难能可贵的品格。问题在于，过去多年里，我们的意识形态在很多方面设置了很多类似圈套的误区。我曾写过一本小册子，题目就叫《话语的圈套》。里面用短论、杂文的方式，分析了时下流行话语里的一些圈套。说的是一些旧观念、旧思维方式束缚人的思想，剥夺人独立思考、说自己话的权利。这些圈套绕来绕去，就是要把你绕到他规定的范式里头去。而改革开放的发展，就是要冲出这些圈套，实事求是地做我们自己的事，说我们自己的话。
四、走好自己的路，说好自己的话
“文革”结束后，经过拨乱反正，走向改革开放，我们的生活发生了一种历史性的转变。首先是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大政方针一步步地实现了大的转变。然后是我们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对这些变化，因为我们天天身在其中，可能感觉还不太强烈，或者我们更多感到的是一些不如人意、不完满的东西。但是从别人看来，中国这些年来的变化，进展突飞猛进，外国人称之为奇迹，比我们中国人自己看得更重一些。2008年北京开奥运会的时候，我在电视机前看到，胡锦涛在大会堂依次接见外国元首，然后他在中间，一边是布什，另一边是普京，共同步入会场。那时我忽然觉得，我们中国现在真的是一个大国了。近来发生的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更进一步加速了我们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速度，比我原来估计的还要快。当然，我们自己应当知道这是怎么得来的。中国能有今天，首先要感谢一个人，就是邓小平。他提出解放思想，恢复实事求是，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际上唤起并代表了当代中国人在精神上的崛起，这是一切成就的起点。
走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样的思想和意志，意味着我们中国人、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的重新崛起。它所告诉世界的是：经历了曲折和磨难的中国人，重新成为自己事业的自觉的主体。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中国人的事情就要中国人自己来办，办好办不好，不怪别人，就在我们自己。我们有权选择我们应该办的任何事情，有权拒绝别人强加给我们、而我们不需要或无法采纳的任何东西。我们中国人干自己的事业，不要那么多条条框框，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怎么有利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就怎么做，做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既不要怕像了谁，也不要怕不像谁，既不要怕长胡子像了山羊，也不要怕没长胡子像了太监。这是我们自己的权利，也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说，这就是一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体意识，就是一种自主、自立、自强的当代中国人的主体意识。
经过近30年的打拼，现在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形象，已经通过实践开始显示出来。那么在我们每个人的思想中，在我们未来发展方向的选择中，是不是也已经很明确、很自觉了呢？我觉得还很不够。目前社会上在文化选择、精神追求方面，还有两种导向，或叫两个偏向，即“唯洋”、“唯古”的思维和话语，束缚或干扰着人们的思想，不利于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的站立。
“唯洋”即西化论的文化导向。这是一种主张一切向外看的思维方式。因为一些西方国家现代化比我们早、比我们强，有些人就觉得我们的现代化就是要学他们，做什么都应该看他们：人家有什么而我们没有，我们就应该要什么；人家做什么、怎样做，我们就模仿什么；只要把西方的先进经验学到手，中国的现代化就实现了，我们就能被他们接受，成为国际俱乐部的一员，与他们平起平坐了。
“唯古”即复古论的文化导向。这是一种主张一切向后看的思维方式。它认为，我们的祖先、祖宗那里什么好东西都有了。现在世界上出现的各种问题，在我国古人那里都能解决。所以我们现在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就应该把古人的好东西恢复起来，变成我们现在和今后思想和理论的根基，这样我们不但能壮大自己，而且能够领导世界的潮流。
我认为，这两种偏向的共同点，就是都忽视或者否认我们现在的自己，忽视现实的、活着的中国人的权利和责任。它们都忘记了一点：现在的中国，现在的中国人，就是在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从来没有离开过！同时，也是自1840年以来，不断地吸收了西方文明成果而演变出来的！当下的中国文化，其实已经是一幅“中、西、马”融合一体、密不可分的画面了。在这幅画面上，无论是好是坏、澄明还是混浊、成功还是失败、光荣还是耻辱，都是我们一代又一代国人自己造就的，每一代活着的、实践着的国人就是它的权利主体和责任主体。而这两种偏向，则是割断了这段历史，离开了现实的主体，去谈什么文化的创新或复归。它们要么把权利和责任依托给洋人，要么把权利和责任依托给古人，什么都是洋人好或者古人好，怎么说都是要么给洋人要么给古人。总之，现在的、活着的中国人没什么好的。如此看不起现在的、活着的中国人，说到底是不承认中国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就是不了解、不尊重中国人自己。看来看去，它们不是把洋人造成神，就是把古人造成神，反正是不想让现在的中国人自己站起来，说你还是跪着好、还是趴着好，你只要去数前人或洋人的脚印，去念他们的经就行。对于古人，他们不懂得继承与照搬的区别；对于洋人，他们不懂得借鉴与模仿的区别；以为继承就是原封不动地照搬照做，以为借鉴就是简单地追随模仿。我感觉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文化偏执心态，它所能造就的，只是精神侏儒和文化掮客，绝不可能是当代和未来的大家。这种心态现在还是很重、很有影响的，在许多方面有所表现。
例如在讲弘扬中华文化的时候，我认为，中华文化并不就等同于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加中华现实文化才是中华文化。同样，中华传统文化也不等于中国古代文人的文化，中国古代文人的文化也并不就等于儒家文化。但现在不少人一头就扎进儒家里面去了，认为只有复兴儒学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其实儒家的东西用了几千年，至少一千多年，或两千年吧？它是怎么治理中国，把中国治理成了什么样呢？我们中国人是见识过、经历过了的。那么现在的问题又是什么呢？你总不能仍然原封不动地重复过去那一套吧？
再如在学界，有些人特别热衷于追随外国学者，见到一个教授就如获至宝，崇敬得不得了，根本不知道他在他们自己的文化系统中是个什么状况、什么地位，更不考虑他的东西对中国有什么意义。有几次我和国外学者谈起几个正在中国走红的学者，他们都很茫然，不知道是谁。相反，当代著名的大学者，如哈贝马斯，却觉得中国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更值得关注。我们曾经于2003年邀请哈贝马斯到中国来，他跟中国学者进行多次交流以后，很有感触地说：“在中西方学术交流中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因为你们中国学者对西方的了解，远比西方学者对中国的了解多得多！”
总之，我觉得，像我以前说过的那样，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环境看，我们中国都处在一个需要、并且有利于产生大思想、大智慧、大手笔的时代。当然，大思想、大智慧、大手笔不一定表现为大话语，但却绝对需要自己站立起来、独立面对世界的大气魄。我们中国人文化主体性的觉醒，文化主体意识的形成，这个过程我认为已经开始了，但是还没有完成，还需要经过一些曲折、一些努力、一些反复的磨炼，可能也还会付出一定的代价才能完成。只有走上了这条道路，我们才能说，中国人从精神上真正地站起来了。
这就是我准备要讲的内容，谢谢大家！（掌声）
提问1．老师刚才说，您对造神比较反感，但事实上今天好多西方人仍然十分信仰上帝，我想问老师您对上帝还有创造上帝的人怎么看。同时，老师您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我想听听您对唯心主义的看法。
答：先说对上帝怎么看。信仰是人在精神上存在的一种必要的方式。上帝是基督教信仰的对象。但连基督教自己都不认为确有上帝其人，确有其人的只是耶稣基督。为此他们有一个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解释体系。你知道基督教三大派吗，相互之间教义和信条都不一样。比如法国是天主教为主，英国是新教为主，德国是一半新教一半天主教，欧洲东部又是东正教。三大教派的说法很不一致。那么上帝耶和华是什么样子？是米开朗琪罗在屋顶上画的那个大胡子白种男人么？我国方成先生有幅漫画叫《各种人画上帝》：黑人画的上帝就是黑皮肤、厚嘴唇、卷头发；机器人画的上帝就是方脑壳，还有俩天线……。所以上帝是什么样子，只存在于信仰者自己的心中。因为我不信上帝，也没办法多说，还是让信上帝的人去说为好。再说，宗教现在的发展，已经和中世纪那种强制的教条主义有很大不同了。现在很多人信上帝，已不是对偶像的迷信，更多的是人的自我心灵抚摸。
至于唯心主义，它的含义和样式很复杂，我不知你所指为何？一般说来，我认为唯心主义是在哲学最初根据上的一种断言或信念。唯物主义哲学的最初根据，是相信人类的实践和经验，唯心主义断言解释世界的最终根据是精神或意识。那么它的这种断言或信念本身是从哪里来的，以什么为根据呢？其实最终也是实践和经验。如果它想证明自己，就离不开唯物论的逻辑。所以我想，唯心主义在逻辑前提上有一点自我否定的意味。其他在大量的具体问题上，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的差别，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大，并不是处处针尖对麦芒，每一句话都要争论的。
提问2：我想问，您如何看待我们这个时代与中华民国时代的文化联系与传承？因为有着一些不能说的秘密，如果承认，就意味着对海峡对岸另外一个政权的承认。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确实有着民国时期一些思想的传承与运用。对这两方面的问题，请问您如何看待。
答：你这个问题的前提我不太了解。“中华民国时期的东西”是指什么？我们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不太一样的一个特点就是，五千年来文化的源流未曾中断，历史性地延续下来，不管哪个党派，在根儿上都是相连的。所以我们得结合具体实际加以分析。比如我到台湾，对他们有些词的用法就很赞赏。例如他们不叫“圣诞节”，而叫“耶诞节”；不叫“公元”而叫“西元”多少年，显出是比较有意识地保持中华文化的传统，不那么盲从。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从大的方面看，咱们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象无形，不拘一格。我们中国人那么善于学习、吸收别人来改变自己。像现在满世界都是麦当劳，时装跟着好莱坞，……这种时髦的劲头，其实也是中国传统，不是外来文化。吃了麦当劳又怎么样呢？中国人还是中国人，能让祖国振兴起来，我们还是感到光荣。
提问3：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您认为我们中国文化觉醒的障碍是什么，第二是如何去除这个障碍？
答：文化觉醒的障碍，当然是我们还没意识到应该觉醒。在觉醒过程中，我们还是有惯性的思维方式。比方说，过去老相信有唯一的绝对答案，你告诉他这种想法不对，他马上就问那对的是什么？你告诉他说对的是具体灵活地看问题。他会问那“具体灵活”是什么？—他还是想要一个唯一的答案。只重视结论，不耐心寻求方法；急于摘果子，不想种树。还是原有的那种思维方式的自我缠绕，表现出主体自我意识的缺乏。这是我们需要突破的一个障碍。要突破障碍，恐怕最终还是靠实践。思想上的障碍要靠生存实践去突破。我们现在实践走在了理论的前面。悉心观察实际生活，就会发现在生活中这个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
提问4：我想问一个实在一点的问题，刚才提到文化大革命，当时很多事情明明不可能，但迫于现实的压力，人们不敢说实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若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答：我的原则是尽量说实话、说真话，如果不能说就不说，绝不跟着瞎忽悠。其实所谓“现实的压力”，有时也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加上的，或者是有一部分人加给别人的。如果大家都坚持自己说真话，并支持、保护别人说真话，那么情况是能够改变的。其实跟以前比，现在的环境就已经改善很多了。从那时到现在的变化就叫进步，我们为此付出了很多代价，做出了很多努力。要希望以后更好，就还得继续努力。不会有人给准备现成的伊甸园。
提问5：老师对大同世界构建有什么看法？当法律成神，那究竟是信还是不信？
答：“大同世界构建”？没注意这个提法。说到法律，它当然不是神。法在本质上是反映和体现人们社会关系结构和秩序要求的。什么合法、什么不合法，都是根据维护具体社会关系结构和秩序的要求提出来的，是总结出来的行为规则。法绝不是神。把法神化了，或说成是天意，就像有人把道德规范当成天理的显现一样，就是我说的旧的思维方式。把来自人的东西，不敢说成是人的，非得说成是神的。之所以掩盖这个事实，一部分人是因为不了解真相，另一部分人则有可能是故意愚弄大家的。
提问6：老师你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而且是研究价值哲学的。我想问你怎么看待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还有，我在一本书里看到，真理是基于最基本的历史事实，然后进行抽象概括再加上价值判断而形成真理。比如“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是政治学上的一个真理。您刚才说真理是一元的，价值是多元的，那在这里是否会存在一些伪真理呢？我想问一下老师对真理的定义。
答：剩余价值理论属于政治经济学，与我研究的哲学价值概念不是一回事。我的《价值论》一书对此有详细的说明，这里就不谈了。
关于真理，我是这样看的，它通常是指人们对事物的本质、本性、特征和规律的可靠、如实的反映和认识。在这个意义上叫做真理。真理是一元的，那是因为：第一，真理是以被认识和反映的那个对象的存在为根据的，是一个客体尺度的概念。由于对象的存在是一元的、是唯一的，那么在同一个角度、同一个层面上对它的确切认识，也就是唯一的、一元的了；第二，真理的主体是无限发展着的人类整体，是以每个时代人类思维方式发展所达到的水平去把握的。因此，真理不属于某些个人的，真理也不是绝对的凝固不变的。真理本身也是随着人类的能力，实践的范围而不断发展的。
至于你说的真理定义，就是一个事实描述加一个价值判断。这个定义我不能同意，因为它会导致许多问题。比方说，价值判断是有主体性的，如果以阶级作为主体的话，那就是有阶级性的，这样就会导出“真理是有阶级性的”结论。所谓真理多元、真理有阶级性等等，实际上都是将价值和真理混为一谈时导致的理论错误。真理和价值这两个概念要区分清楚，它们各有各的分工，如果混淆了，那么理论就会混乱，出现你说的伪真理。
提问8：李老师您好，个人的发展需要信仰，国家的发展也需要信仰。在我们新中国建国之初不论是共产党，还是我们的政权，都说要建成一个更加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都按照共产主义的理论不断实践。而现在的一个说法是，什么有利于中国的发展，我就怎样做，之后就叫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此以往，会不会与我们当初的理论产生偏离？这种偏离可能会导致一种信仰的危机。这种信仰的危机如果发生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答：这好像是两个问题了：一个是我们现在的实践是否与以前的信仰相冲突；另一个是我们中国现在这种从实际出发的追求会不会导致信仰危机。是吧？实际上，在这个什么对你有利的判断中，它的判断标准就是受你的信仰指导的。因为现实的价值判断都有多维、多角度、多层次的可能性。比方说，要什么不要什么，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那么何为轻？何为重？在所有进行价值判断、价值选择的时候，人们正是依据信念和信仰对它作出裁决的。关键的问题是，怎样理解共产主义的理论和信仰？人们总是以为，在共产主义的理论和信仰中，是不包括、不讲究对国家人民和人类“有利不利”的内容和尺度的。这种印象本身是一种假象、一个误解。而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是从纠正这种误解的拨乱反正开始的。所以你提的问题，应该通过深入了解邓小平理论和改革开放实践的效果来回答。
提问9：老师您接触过很多哲学家，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那您有没有接触过比方说是基督徒的哲学家？他们和您这样的无神论哲学家有没有矛盾，或者有没有共同点呢？
答：我接触过的有基督徒，而且也是搞哲学的。我和他们一起讨论哲学问题的时候，彼此懂得尊重多元的信仰，并不发生冲突。但在台湾，我和辅仁大学的原校长李震（他本人是一位牧师）曾发生过一点小小的争论，但没有学术含量。起因是，他总来追问我怎么看待刘某某，为什么不站出来支持刘某某（刘是在国内宣扬基督教哲学的学者）？弄得我莫名其妙。所以我觉得，当他们自己的宗教热情过高的时候，哲学层次就往往被降低了。其实有很多西方学者是基督徒。也许他们像一些自然科学家一样，信教就是在做研究之余，去教堂做做弥撒，或听听唱诗，在个人精神生活中体验一种自我心灵的按摩而已。对此我完全能够理解，甚至可以像欣赏任何民族风俗一样，把它们当作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加以欣赏。
提问10：我不是提问题，我是想提一些自己的想法让您来评价一下。我想说，哲学不单纯是人的话或神的话，而是他在说人的话的过程中说出神的话。我还有一个观点，就是真理分为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而绝对真理是亘古不变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相对真理是受条件约束的。具体来说，比如毛泽东就是一个典型，毛泽东成就了伟业，但是他也犯了错误。这些就是我的观点，希望您评价一下。
答：“在说人的话的过程中说出神的话”怎样理解？恕我难以判断。
至于把真理分为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这种说法，我们在教科书里早已经改掉了。并不存在单独的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应该这么说：任何真理都有双重性，即相对性和绝对性。就是说，真理总是具体的，有多重规定的，在它的有效范围内，它一定是对的，这是真理的绝对性；超出了这个范围，它就可能是错的，这就是真理的相对性。没有哪一个真理是纯粹绝对、可以当作神话的。你举例的意思，是说毛泽东本人是一个相对真理么？我觉得不通。可以说毛泽东因为遵循真理而成就了伟业。但他遵循的每一条真理都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其实他犯的错误也是如此，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你可以再研究一下。
提问11：我有点疑惑，您说西化也好复古也好，就是当下没有自己的文化。现在中国的情况就是不论经济还是政治都是西化，话语权也在西方人手上。在这种制度下，不可避免导致这种情况，我们的思想西化确实是制度造成的。我想就这个问题问一下。
答：你提到的全盘西化问题，在现实中也有表现，但我认为不是主流。我不认为，我们要避免西化，就得什么都跟西方不一样；也不认为，我们做的有些事情与西方相似，就是我们在西化。关键在于我们自己要有坚强的主体意识，要避免总往别人的套子里钻的心态。我不赞成动不动就套个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老往别人框子里钻。咱们中国人走自己的路，为什么非得套上别人的“主义”？比如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争论，对我们中国来讲，其实只是场外之争。我们的学者可以去研究它们，吸取经验教训。但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并不是遵循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邓小平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我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做好了我们坚持下去，做坏了我们就改，我不怕像谁，也不怕不像谁，这样行不行？为啥非得在脑门上贴别人的标签？那种心态就是只有框框，没有自己。这就是永远站不起来的文化侏儒心态。比如学打拳，你可以去不同门派学，到格斗的时候，你就想着怎么打赢，不要总是想这里应该来一个武当式，那里应该是一个少林式，……这不是真正实战的打法。你学了诸家糅合成自己的，从实际出发，将各家门派融为一体，形成能打赢的一套拳法，可能就是你自己的一家独创。这样不好吗？
提问12：您批判造神，在我们涉及批判精神的时候是可取的。但我看到一篇文章，说中国人做事相比西方人会差一点，那是因为西方人有自己的信仰。那是不是在价值观念上，有这样一个信仰是可取的呢？
答：要区分信仰和宗教。我前面说过，我们中国人是有信仰的，但不大有宗教。至于你说，要是造神不影响批判精神就是可取的，是这个意思吧？那就意味着造神不是为了崇拜，而是当作工具了。其实我们中国人已往造的鬼神，多半是当成工具、玩具的。比如：灶王爷就给块糖吃；三十晚上不睡觉，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三尸神，他在三十晚上要上天报告你这一年的表现，但是只有等你睡着了他才能走。你若不睡觉，他就走不了，于是你一年干的糗事就都瞒下来了。（笑声）中国人可以把儒释道三教教主塑到一个殿里，让他们一起坐着，根本不管他们的教义是不是能共处，这是以人为本的一种宗教态度，来自孔老夫子教给我们的一种智慧，“祭神如神在”，到底在不在并不当真，想祭你就当他在，不想祭就当他不在，这样一种态度是有的。但我前面说的造神，其本意是一种普遍的、永恒的、终极的权威和标准。在这个意义上，就与批判精神不能相容。既造神又不听他的，这是不可能的。
主持人：好的，李老师，最后您对我们在座的有什么寄语吗？
李老师：为了中华民族能在精神上站起来，我们中国有很多人曾经前赴后继。在座的同学都很年轻（我不太喜欢什么几“0后”之类说法，觉得里面还有论资排辈的意思和一种资历矫情），希望你们能成为中国精神上站起来的一代！谢谢！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