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们已经感觉到，我们正在遭遇到希腊史学、以及希腊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但却少有人能注意到的特征。希腊文献通常聚焦于内政问题。战争和对外冲突的起因是边缘问题，而不会进入关注的中心地带。希罗多德仍然处在这一发展之外，而这一发展跟智者运动息息相关。当然，希罗多德也受到这一运动的影响，《历史》第三卷关于最好政体的论辩、以及第五卷关于雅典民主的评论似乎表明了这一点。希罗多德无疑很熟悉同时代哲学们的讨论，但是，他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属于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占据主导地位的不是内政问题，而是个人的行动和民族的习惯。相反，修西底德相当好地反映了这种新形势，回想起来，这种形势乃是一个悖论体。战争在希腊生活中是永恒存在的事实；战争是希腊情感、伦理价值和社会规则的核心点。并非偶然，希罗多德让战争成为自己历史作品的中心，而他的追随者接受了他的这一决断：战争是希腊生活的核心。但是，与内政问题相比，希腊思想对战争起因所倾注的心力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耐斯特在一本价值颇高的小册子里收录了希腊人对和平的思考，劳埃纳则给出了一本类似的书，不过主题是战争。这两本小册子几乎毫无重叠的部分。在希腊文献中，除了伊索克拉底之外，我们似乎从来没有见到有谁在自己作品的标题中，允许“战争”与“和平”着两个词同时出现。这个事实表明希腊人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考是多么不成体统、多么肤浅。在任何主题上，人们大可以靠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收获一些有趣的事情，即使这些东西谈不上通情达理。但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贡献，是无法跟他们对内政问题所作的贡献进行比较的。

我怀疑，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希腊人是把战争作为自然事实而加以接受的，就象我们接受生命和死亡那样，希腊人接受战争与和平，对此没什么可说的、没什么可做的。正如修西底德在一段令人颇感突兀的插入语中所说：“我将以四季轮回的时间进程来记载这场发生在雅典人和伯罗奔尼撒人之间的战争。”希腊人对历次战争的起因感兴趣，但他们并不对战争本身的起因感兴趣。是的，荷西俄德告诉过我们，在黄金时代是没有战争的；但荷西俄德只不过暗示了：那只是在黄金时代。在铁与血的日常生活中，你可以拖延一次战争，但你决无可能避免战争，人总是要拿起武器的，这就够了。另一方面，内政是则人为的艺术，是人可以加以控制的；对内政的研究是有好处的，并且在结果上也是可以取得进展的。战争仍然是史学的核心，因为你不可能逃避战争；但是，内政是政治哲学的核心，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你能够逃避一个坏的政体，方法是用更好的政体取而代之。修西底德和波利比乌斯身陷这样的悖论当中，前者是智者运动的同代人；后者是帕纳埃提乌斯的同代人、兼希腊化政治哲学的继承人。他们都具备解剖内政的最高超手术工具，但是，当战争发生在一个死人身上的时候，他们却发现自己缺乏相应的解剖工具。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得过且过，而得不到专家的支持。

修西底德的学生，色诺芬和那位神秘作者，都证明了这一点。色诺芬天才地分析了斯巴达的政体，那位神秘作者则把最好的章节贡献给贝奥提亚的政体。他们对于内政的分析技巧远远超越了他们对战争起因的追踪手段。

在把希腊史学转接给罗马史家这方面，波利比乌斯无疑发挥了巨大作用。关于罗马史家对战争所持态度的许多方面，不是现在这个场合的任务。很明显，跟希腊史家相比，罗马史家要远为密切地将自身同国家在战争中的胜败联系起来。同样明显的是，罗马法律关于战争法权的规定也在罗马史学作品中留下了烙印。罗马史学在这方面的特征、以及其他特征值得进一步研究。我想要指出的是，罗马史家对内政的描述要比对战争起因的描述，表现出更大的才能。关于战争起因，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是由萨路斯特在《朱古达战争》中给出的，可惜，这场“战争”实际却是发生在罗马贵族内部，至于是否可信，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了。利维对于第二次布匿战争起因的叙述非常戏剧化——我们应当不会忘记萨古乌姆的陷落——利维只是满足于让这种叙述在事物的表面闪耀光辉而已。同样也是利维，当他讲述贵族和平民之间冲突的故事时，竟然也能感觉到史家们在讲述战争时所遇到的那些一般的困难。可以肯定，利维对这些冲突的叙述染有苏拉派编年史家的强烈色彩。但这只不过确证了：一种更为直接的生活体验在伴随着史家对内部冲突的描写，这种体验并没有运用到对外战争上面。阿比安的情况尤其适合这个说法，因为，尽管他是希腊人，不过他的素材来自罗马。在叙述共和时代罗马所从事的战争时，阿比安是个笨伯，但是一旦他触及到格拉古改革的缘起这个主题，就立刻成了头脑尖深冷僻的史家。没有阿比安，我们对于罗马共和时代土地制度的了解也就不剩下多少了。他间接地确认了，罗马史家在描述内部冲突时，都是杰出的艺术家；但当他们的话题涉及到对外战争时，这些艺术家的天才大多就消失了。

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塔西佗。点评起义或者内战时，他是辉煌的。卡提曼杜亚、卡拉塔库斯、波乌迪卡以及塞维利乌斯活在我们心灵当中，这是因为塔西佗知道在罗马的行省统治中，什么是犯罪。但是，如果你确实想在塔西佗那里找到最贫乏的一章，翻开《编年史》的第12卷就可以了，那里描述的是帕尔提亚和罗马之间的战争。

对这种情况有所推动的诸多因素中，有一个对罗马史家来说比对希腊史家来说，其作用更为显著。为了很好地叙述一场战争的起因，就必须了解对方的地理和种族；而且还必须有过和那个地方的人民共同生活的经历。希罗多德，一个如此人性地懂得战争起因的人，他是个卓越的旅游家。他是个心灵公允的漫游者，在这方面，他的追随者很少能和他相比，——假使这些追随者确实做过旅游的话。就《日尔曼尼亚志》而言，塔西佗在种族志方面付出的努力可圈可点，但塔西佗并没有把这种努力同样用到帕尔提亚人身上。从罗马人的观点来看，帕尔提亚人不够野蛮，因此品质也就低劣。另一位描述罗马同蛮族之间战争的史家，马塞利努斯，把他的好奇全部耗费在胡斯这个人身上。至少在他流传下来的作品中，他从来没有细致地研究过日尔曼人；他很可能是认为，他的典范塔西佗在三个世纪前已经做得足够好了。

因此，我在这里斗胆提出一个一般性结论：同对战争起因的探讨相比，希腊和罗马史家在内政问题上的天才要突出得多，至少他们表现得是这样。这也直接关系到这样的事实：虽然不赞同，但他们认为战争是自然的；但他们肯定认为内政问题是可以通过人的德性、力量和罪恶，来加以控制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毕竟，他们很快就发明了混合政体，作为对政体兴衰循环的宿命观念的克服，而此前，无论是在柏拉图的《法律篇》中，还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如果说混合政体的设想确实出现过，那也是出自哲学家们自我表演、自我陶醉的玩笑。这些哲学家不可能、更不愿意把这样的政体付诸实现。基督教的古典史家也不例外：基督教的和平观念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对战争起因的历史探察，这种情况一直延伸到公元后五世纪。此时，圣奥古斯丁的和平观念，尽管值得圈点，但并没有激发出任何新的对战争起因的探察。即使有，基督教的原罪观念也将使得战争即是自然的，又是无可避免的。随着尤西比乌斯的圣史观念的出现，殉道者和基督徒取代了异教世界的英雄、将军、国王、政治家和公民，战争本身倾向于从人们的精神视野中消失了，对战争起因的探察也就没有必要了。

我还想进一步提出一项更不负责的陈述，尽管我很清楚我没有能力充分支撑这项陈述。我认为，从文艺复兴到上个世纪开端为止的历史作品，在处理国内革命时的表现要比处理对外战争更为成功。托克维尔在这方面甚至走上了极端。他对法国大革命的剖析在宏伟、细致和深刻方面，都登堂入室；但他对新大陆战争观念的处理，则满足于仅仅从杰克逊将军身上开始并完成他的这项挖掘工作。此时，欧洲人对于拿破伦的记忆刚刚过去一代人的时间，而杰克逊将军仅仅是在新奥尔良城下取得过一场不起眼的胜利罢了。尤其是考虑到美利坚民族是个从现代对外战争的经典形式——殖民地战争中崛起、并以《联邦党人文集》为支撑的民族时，我们尤其觉得托克维尔的作法太不公正。也许，对托克维尔来说，这种作法虽然称不上公正，却是自然的。

关于战争史的现代作品，有一个声誉是出名的——沉闷，而他们对内政变革和革命的描写则通常是引人入胜的。我们所有人都不愿意安静下来读有关西班牙王位继承战、或者拿破伦战争的作品，除非是出于专业目的，但我们都愿意读关于清教徒革命或者法国革命的作品，那里面充满了欢乐。战争作品很少超越军事技术的领域，而革命作品则要就革命如何到来作出解释，我认为这就是其中因由。圭恰迪尼关于权力平衡如何在意大利诸邦中间被打破、以及查理八世入侵的那些描述，可谓流光溢彩。这样的描述在史学作品中却是极其罕见；但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史学作品中，类似圭恰迪尼这样的东西却成打成打地出现。事实是：直到最近，史家们的装备一般来说都更适合于解释革命，而不是战争；对这一事实的解释是：和古典史家一样，他们将战争看作是自然的，但同时相信人能够控制内政的变迁。战争本身、它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它同政治经济制度的关系、避开而不是拖延它的可能性，所有这一切在19世纪才第一次被当作严肃主题加以研究。19世纪也是这么一个世纪：在其中，战争史作品少了技术色彩，多了政治关怀。造就《论征服精神》和《战争论》的世纪，也是造就《英格兰征服史》的世纪。从道德、经济和社会角度研究古代战争这一想法也是刚刚出现。控制战争的观念，同解放妇女和计划生育的观念一样，都是19世纪理智革命的一部分，同时，这一观念也意味着同古典战争观念的决裂。关于战争的古典解释一直持续到19世纪。古典解释的完善形式由波利比乌斯提供。他教导现代史家学会区分远因和近因、起因和借口。所谓远因，是指过去历史中所发生的孤立插曲，而非渗透一切的经济、社会、宗教和心理因素。当古典形态的内政理论终结的时候，波利比乌斯的教诲也就随之结束了。今天的战争研究者所采用的技术既包容外战，也包容内战；既包容社会冲突，也包容个人冲突，其最终目的是既改造社会生活，也改造个人生活。人们不再认为战争是需要独立加以探察的对象：我们正在试图了解战争何以在人类历史中生根、怎样才能将战争冲动从人类本性中根除。伴随战争起因的古典观念一同结束的是关于内政的古典传统。内政、外战相生相依，这本身是一个具备浓重古典色彩的观念——今天，它变成了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我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写柏拉图的《理想国》，这是因为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拒绝在战争严肃地引入《理想国》。再没有人能象修西底德或者波利比乌斯那样，写作战争。

这意味着，我们现在第一次可以用崭新的眼光打量古代世界的战争；我们现在可以安坐家中、或图书馆里，研究希腊罗马史家归之于战争的那些起因，并把它们当作一种更为原始的思考方式。自由先于理性，而新事物先于自由，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在向我们敞开。我们必须就古人对他们自己的战争的思考作出归类和阐释；我们也必须在古人所从事的战争和他们就这些战争所进行的思考之间作出联系。第一项任务就是搜集古人关于战争起因的思考，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卫。在此，我只能以结论的方式有助于人们进一步探究的几个特点：

A． 首先，宣战通常被认为是一次宗教行为。这可能和正义战争的观念有联系，至今没有很好的研究。

B． 其次是我已经提到过的一个特点，即，倾向于把严格意义上的个人原因归之于战争，这些原因有时候愚蠢得没了边。这尤其需要加以探察。即使一些传说来自喜剧诗人和悲剧诗人，诗人也能影响到史家。这一点不能忘记。希罗多德可能是第一个产生清醒自我意识、并决定跟荷马分道扬镳的史家，尽管他还不可能读过任何一本有关历史方法的作品。象修西底德那样，自觉地为这种史家的自我意识赋予明确形式、并公开诋毁诗人的史家，即使在最天才的作家群里面也极其罕见。希罗多德和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关系非同一般，色诺芬和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之间则重现了这样的关系。关于希罗多德，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下过评论，大意是说：希罗多德的《历史》一旦开始讲究韵律，就很难跟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作品作品区分开了。可能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西塞罗在把希罗多德称为“历史之父”的同时，也把他称为“谎言之父”。不同的是，西塞罗生活在苏拉派编年史家的氛围当中，他自己不可能不认同、并且赞赏这种罗马所独有的氛围，《论共和国·论法律》和波利比乌斯的历史作品之间渊源之深，我们在内心里都相当清楚了；亚里士多德则生活在亚历山大的时代，如果说他不得不同时满足对柏拉图的嫉妒、对亚历山大的同情的话，他对史家则既谈不上了解也谈不上同情。他在《诗学》里面谈论史学，这个错误有些可耻。我们无法想象，在波利比乌斯和利维之后，还会有谁愚蠢到重复同样的错误。在后人心目中，有一点是越来越清楚了：如果你试图发现一个民主的亚里士多德、或者贵族的亚里士多德、或者僭主的亚里士多德，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你只能发现一堆狗屎而已。

C． 传统的仇恨、以及祖先的争斗无论何时都是军事行为的特征，对此，古典文献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信息。

D． 同战争爆发有牵连的结盟机制都具备文献上的和实物上的双重证据。各种形式的休战和暂时的和平也是同样的情况。在希腊史学传统中，这两方面的证据很难同时结合在同一个人身上。在希罗多德，实物证据占据主导地位；在修西底德，主导地位给予了文献证据。在罗马史学传统中，双方的结合是很常见的事情，但文献证据和实物证据的区分仍然作为范例而存在。举例子来说，关于罗马早期的历史，西塞罗指出：“它是模糊的。”维柯凭借对王政、共和时代两项土地法的考察，不但否定了“十人团”和梭伦的牵连，甚至也否定了“十人团”的存在本身。这项考证在18世纪没有收获任何直接的成果，但它对19和20世纪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再重大不过。但是，我们作为读者终究不能回避这样的问题：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东西呢？为了同这样的怀疑进行决战，鲁比诺和尼布尔提出了一个最令人感到幸运的标准。他们指出：宴饮歌谣是骗人的，但是罗马政体的传统却能证明王政的存在，并且我们还可以对之加以归类和刻画。蒙森和迈耶认为这个标准可行，但是一个象桑克提斯这样能作出审慎权衡的人，仍然可以指出：“传统对外部战争比对内部历史要有效得多。”鲁比诺和桑克提斯之间的对立看来是再鲜明不过了，而且看来也是无法克服的。不过，我们不妨观察一下耶稣诞生前最后一个世纪罗马的主流社会团体，他们为复兴古代的罗马生活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甚至在谈论耶稣诞生后的几位皇帝时，吉本也以比较肯定的口气说：“他们大可以享受到恢复共和制的荣誉。”面对这一事实，鲁比诺和桑克提斯之间的对立也就完全可以解决了。真相是：这两个人谈的根本不是一回事情，前者的主题是政体，后者的主题却是贵族和平民的争斗。另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关于希腊民主思想的真实状况的。在进行这项研究时，只要人们仍然把眼睛盯在那些理论家身上，那么其收获将不仅是可怜的，而且也会漏洞百出，根本做不到自圆其说。甚至修西底德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作出的深刻比较，也并不能为我们提供多少有价值的线索，因为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我们始终分不清楚，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究竟谁民主、谁专制；同样，西西里的赫摩克拉底和雅典的伯里克利都可以同时宣称民主。德摩克里提乌斯，在哈维洛克看来就是民主人的典型，但是，沃尔夫并不认为他有政治思考。事实在于，希腊的民主派不写理论，即使他们写过，也没有东西流传下来；但他们确实树立了政体、并进行不断的变革，就象克里斯提尼所做的那样。甚至西西里的败亡也没有影响到这些人的活动。任何想去找寻一个民主柏拉图的人，无疑都是笨蛋。在19世纪兰克的时代，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来自“考古学”的科学方法甚至有了取代历史本身的倾向。但这样的“考古学”同修西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开篇处所运用的“考古学”根本不是一回事情。修西底德的“考古学”乃是追踪发生在遥远过去的重大人类事件；19世纪的“考古学”则是追踪有可能纳入科学解释范畴的一切。两者同样是为了追求“真相”，但“真相”的意义发生了变化。

E． 战争的宗教起因是个单列的庞大主题。在古人所经历的各个世纪当中，这种类型的战争发生的频率、及其意义，同样是重要的。神谕、梦幻、鬼魂和预言是神介入战争事务的手段。战争的现代解释不可能再去考虑这些因素，即使它们确实在发挥着作用。

F． 古典文献，不管是希腊的还是拉丁的，都会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公民会议在决断战争问题时所起作用的信息。这为我们研究公众舆论的角色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G． 战争与殖民是联系紧密、而且可以相互解释的观念。在希腊，殖民活动往往由私人进行，尤其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这样的活动尤其突出。亚历山大的远征几乎把希腊人带向了全世界。只是，希腊人要求全世界了解希腊，但希腊人从来没有了解过全世界，甚至没有哪个希腊人真正精通波斯人的语言。在罗马，行省的观念取代了殖民的观念。这是个隐含了重大政治涵义的主题。在一个庞大帝国内，殖民地的地位和作用究竟在哪，这事实上也一直是英国史学的一个大主题，在丘吉尔时代结束后，这个主题仍然困扰着英国职业史家的头脑。而象汤因比或者柯林伍德这样的业余的历史爱好者，事实上已经无法再严肃地从事这个主题了，对此，个人能力问题只能提供部分的解释。如果美国人决定走出华盛顿谢职演说的阴影，并决定开始创造历史，他们必须考虑用新的术语，美国的历史必然就是世界史，但这种历史同时也注定是美国本土的。

H． 有关战争的理想动机是个最难评估的问题。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当雅典人的舰队出现在海上时，他们肯定是心怀理想的。不能把皮路斯事件简单地理解为雅典民主的不宽容，甚至理解为帝国的扩张冲动也是过于粗俗的。西西里远征把雅典人的政治理想推向了顶峰。雅典人的理想色彩是如此浓重，以至于一个象尼西亚斯这样的人的参与与其说是导致了惨败，倒不如更恰当地说，这个人和这项事业之间形成了反衬。修西底德为这突出这项反衬，贡献了——拿迈考莱的话说——“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文笔”。说尼西亚斯是个笨蛋，这可能没什么意义，但尼西亚斯确实如修西底德所下评论：是“这个世界最不该死的人”。要在古典文献中发掘战争的理想动机，这尤其困难。西塞罗在《论共和国》中借莱利乌斯之口而突出的斯多亚的世界理想，很快就遭到了整个西皮奥集团的嘲笑和反对。我们很难确定史家们是不是把陌生的动机归给了他们的历史人物，我们更无法断定历史人物在使用某种口号的时候，是不是真诚，我们也无法知道这个口号的精确涵义。但是，如果希罗多德谈论eleutheria，如果修西底德谈论ananke，如果前四世纪的史家们坚持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的对立，我们就大可以相信他们是忠诚于同时代的思考的。如果某些战争事实，比如斯巴达人毁灭米卢斯或者占领加德米亚，是公众舆论感到厌恶的，那我们就大可以从中开辟出些许的战争伦理。莱山得，同样是斯巴达将军，在攻陷雅典之后，禁止洗劫这座为希腊世界作过杰出贡献的著名城邦；几十年后，当底比斯人攻陷斯巴达的时候，雅典将军提摩太也同样以类似的举动拯救了斯巴达。在亚历山大的希腊时代，希腊人要求全世界了解希腊，理由是：以亚历山大为首领的希腊人对于任何一个被征服地区的民族来说，都是征服者，征服者对被征服者提出要求，这是正当的；在提图斯的罗马时代，作为被征服者的犹太人，政治家阿格里帕在耶路撒冷演讲中明确告诉自己的同胞：一个正直的人不应当反抗一个合格的征服者；征服与被征服是这个世界惟一可以自明的命题。

I． 战争罪的观念在古代世界是精心编织的主题。但是，就我所知，在古代世界，从来没有谁认真研究过。

J． 同样，研究一下“仲裁”的观念，同样能进一步照亮古代世界的战争。当然，仲裁的意义在于：祛除战争的日常起因，比如领土争端这样的问题。

要搜集有关这个主题的古今文献，是个没有意义的工作，因为对于战争的知识、或者说人类知识本身，都起源于人类自己的苦难和黑暗。使伯里克利的理想成为现实的是雅典在西西里的败亡，文献并不传授知识。但文献大可以负起追查战争起因的责任，并将追查进行到底。《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使雅典成为了全人类的学校，作者、雅典人修西底德是全人类的教师。我很欢乐地注意到，没有哪个希腊作家曾经认为：春天是国王们出征的季节，荷西俄德认为，那是个人们应当在自己家里修剪葡萄枝的季节。战争与和平的轮回，对修西底德来说，只是四季中夏天和冬天的不断反复而已。也许对修西底德来说，只有在雅典全军西西里败亡的时候，提到秋天才有意义。

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以一种希罗多德式的开放、随意和幽默的态度来刻画罗马人的战争观念：

“奥古斯都知道他们[阿拉伯人]富有，就决意同他们做朋友，或做敌人。”

我们不能责怪孟德斯鸠没有象修西底德那样，区分并探察战争的远因和近因，或者没有象波利比乌斯那样区分战争的起因和借口。我们大可以日复一日地暗自庆祝基督教破坏了西方古典文明，并把这样的庆祝活动推进到恬不知耻的程度，但是我们也同样可以确定，现代西方文明已经强大到足以抗击任何野蛮人的入侵，并把任何胆敢表示不顺服的“文明有余、野蛮不足”的人群置于死地。美洲的发现重新激发了人类的考古热情。人们怀揣希罗多德《历史》、并以希腊人的“好奇”精神走向这个陌生的民族。在这场历时两百多年的考证中，“战争”在向往“文明”的人们的心灵中希罗多德的那种核心地位，主宰这个阶段考证的是启蒙运动的文明史，而不是古典的战争史。人们怀着对自由和文明的向往，在向这个民族靠近，而这个民族也确实对这些“文明人”保持着强大的吸引力。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今天。在由“战争”和“地方志”构成的希罗多德的双重世界中，战争消失了，“地方志”扩张成为希罗多德世界的统治者，并从“文明”这个词汇的18世纪意义中汲取力量。希罗多德在一种他本人想象不到的意义上成为了现代人的教师！

但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托克维尔借以考察美洲新大陆的工具书不是希罗多德的《历史》，而是塔西佗的《日尔曼尼亚志》。美洲的发现只不过证明了塔西佗的断言：所有人都来自野蛮人。这个民族正在逼使任何胆敢真正认识他的人，一步一步退入《伊利亚特》和《日尔曼尼亚志》的死角。

在《论希罗多德的恶毒》中，普鲁塔克向希罗多德发起了古代世界最著名的攻击：希罗多德不值得信任，因为他并不懂得他所考察的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对普鲁塔克来说，一个政治体所需要的不是希罗多德的漫游世界，而是修西底德的战争商店。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一个雅典公民可以凭借一“家”之名，而和敌“国”私下定立三十年的和平协议，这项协议值得提倡，但也同样荒诞，因为人类本身就是场悲剧。要么征服，要么被征服，对这一点，没有谁比色诺芬更清楚、更不抱幻想——《家政》的前提正是承认征服与被征服这一事实——没有帝国背景的映衬，“家政”的起点又在哪里呢？正象在今天，如果没有“一极”这一正式事实的存在，又怎么可能想象人们去谈论“文化多元”这一理想呢？当爱德华?吉本用一句话而永恒驱除了欧洲人的恐惧时，我们有什么理由对写出这句话的人不表示无限的嫉妒呢？——“未来的欧洲将不会再遭受任何野蛮人的入侵；因为，在野蛮人决定发起攻击之前，他们肯定已经不再野蛮。”

这种逻辑在各个时代、各个民族中重复过了，甚至远古北非努米底亚的一个部落酋长，都懂得在他的骑兵面前讲述这个逻辑。问题在于：征服与被征服是个再简单不过的政治事实，它是如此简单，以至于写作战争的古代作家们甚至不愿意在这件事情上多费什么口舌，就象雅典使者不愿意跟米提里亚人就正义和神的问题有所争论一样。进一步的问题在于：既然谁都有愿望去讲述这样的逻辑，那就看谁有能力支撑这样的逻辑，这就象雅典使者警告米提里亚人时所说：除了言词之外，你们没有谈判的“资源”，因为你们是在为你们的“国”而谈判。

如果战争只能拖延，如果战争无法避免，那么工作就必须围绕战争起因而进行。征服者并不负有理解被征服者的义务，雅典大军开赴西西里的时候，对于西西里他们一无所知，只知道那是个需要征服的地方；庞培闯入耶路撒冷圣城禁地的时候，他没有学习犹太人典籍的义务。但被征服者或者潜在的被征服者却负有理解征服者的责任——如果这个被征服者希望生活在“悲剧”、而非“喜剧”中的话。

三 结论

罗马人所采用的温和的、包罗极广的政策很自然带来了内部的和平与团结。如果我们看一看同时代亚细亚的君主国，我们看到那写国家在中央是独裁统治，而对边陲地区却鞭长莫及；对税款的征收或司法权力的推行，都得靠驻军的力量；敌对的野蛮人在国家的中心地区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世袭的地方霸权篡夺了各省的统治权，许多臣民虽然不可能得到自由，却随时都想发动叛乱。但罗马世界人民的顺从却是一致的、自愿的和始终如一的。被征服的民族完全和一个伟大的人民融合在一起，便完全放弃了重新获得独立的希望，不，甚至连那种愿望也不存在了，他们已经不再觉得罗马的存在与他们自身的存在有什么不方便的区别。罗马皇帝建立起来的政权，毫不费力地笼罩着他们所统治的广阔土地，在泰晤士河或尼罗河岸边推行这一统治，和在台伯河边没什么值得称道的不同。建立军团的目的是为了打击公众的敌人、或者打击人类中的邪恶分子，而行政官员则很少需要军队的帮助。在这个普遍都有安全的世界，帝国成员和所有臣民的闲暇时间和财富都被用来给罗马帝国锦上添花。

不管有谁认为或者公开宣称庞大的帝国会招致怎样的恶果，一个强大的罗马可是颇有意于人类进步的；传播罪恶的自由交往自然也会同时推动“社会”生活的进步。在更早的远古时代，世界的划分是不均衡的。东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就掌握了各种技艺，享受着奢侈的生活；西部却仍居住着粗野、好战的野蛮人，他们或者讨厌农业，或者对农业还全然不知。由充满智慧的雅典人所发明的有关社会生活、法律、农业和科学的绚丽原则，只是靠着强有力的罗马才能牢固地建立起来，在它的可喜的影响之下，最凶蛮的野蛮人也在一个平等的政府和共同语言条件下团结起来了。人们庆幸获得了许多民族可以共同享受的欢乐和持久的和平，完全忘记了过去存在于各民族间的古老仇恨，也再不为将来的战祸担忧了。当普林尼被委以绝非帝国最富有或最重要的比提尼亚的行政长官时，他发现在他管辖内的各个城市正互相竞争着修建各种艺术景观，以求引起各地方人的好奇心和本城市公民的感激之情。总督的责任就是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在风格上给予一定指导，必要时设法阻止他们不要因为彼此竞争而不计成本。公元前四世纪，雅典将军阿尔西比亚德斯被迫离开西西里的时候，岛上到处都是野生的葡萄藤，非常可能在附近的大陆上也有很多；只不过那葡萄未经人工培育，当地的野蛮居民也没发现它有什么可口的味道。八百年后，意大利却可以吹嘘说，80多种产量丰富的葡萄的三分之二以上都产自它的国土。不久之后，纳尔波高卢也幸运地引种成功；只是在塞文山脉以北，由于气候过于寒冷，在斯特拉波时代，大家还认为在高卢的那一部分葡萄根本不可能成熟。但即使这种困难也逐渐克服了；我们有相当理由确信，勃垠第的葡萄园在安东尼时期就已经存在了。西方世界随着和平向前延伸的橄榄，当时便被视为和平的象征了。

在结束《自然权利与历史》全书的时候，施特劳斯评论说：“柏克本人太深地浸淫于‘健全古代’的精神之中，他不能容许对个性的关切超越对德性的关切。”——《自然权利与历史》本身为《自然权利与历史》的序言作序。

【转载自公法评论】 (x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