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书籍并不提供答案，而是提出问题。
长谷部恭男《法律是什么》这本小册子很薄，却几乎涵盖了近代法哲学的基本发展脉络和所有难题，尤其是“法律是什么”这个令学人头疼不已的问题。
毫不夸张地说，所有法哲学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都是要回答“法律是什么”。但通常，这个提问几乎是无解的，无数法学家穷尽一生都在追问反思这一“元命题”，并对其进行解释。那么明知是无解的问题，还要去讨论，目的究竟是什么？
对该问题的不同回答，毫无疑问是学术论辩过程，学者们喜欢在脑力的激荡中，展示出法律概念的复杂面向。但它又不仅是一种文字游戏。法律和国家、道德、宗教等范畴密切相关，这就决定了法律必然是实践性的，在回答“法律是什么”过程中对法律和相关概念的分析，其实也就是在为解决日常分歧和争执提供思路和方案。
比如，法律该不该规定子女应在过节时回家看父母，通奸行为应不应当受到刑法的惩处，把胖子推下桥来挽救即将倾覆电车中多人的性命构不构成犯罪，对恐怖分子进行刑讯逼供以获取打击恐怖活动的情报是否违法，如此等等。要想在这些案例中做出恰当判断，就必须诉诸对“法律”概念的清晰认识。
法律与国家的羁绊
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算是文青必读书籍，由马克·奥斯本改编的同名电影也正在热映。但长谷部恭男受牛津大学法哲学教授约瑟夫·拉兹启发，对小王子和玫瑰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解读，并找到了认识法律概念的第一个切入点。
来自很小很小星球的小王子种了一株玫瑰，小王子非常爱她，对她百般照顾。玫瑰依仗自己的美，对小王子颐指气使。小王子虽有困扰，但因玫瑰的美仍然坚持浇水、除虫。有一天，小王子离开了小小星球，在辽阔的世界中他悲伤地发现，原来自己的玫瑰非常普通，并非独一无二。世界上还有很多玫瑰花，甚至更加非常美丽。但这个时候，小狐狸的一番话解决了小王子的人生危机。它说，“假如你驯养我，我的生活将充满阳光，我的世界将会改变。你的脚步声会与其他所有的脚步声不同……你的发色是金黄的，看到金黄色的小麦田，我就会想起你。”
按照小狐狸的说法，小王子因玫瑰特别漂亮并悉心照料，让她成为了对他而言重要而特别的东西。这里面有两层意思：首先，小王子照顾的是一朵玫瑰而不是毫无价值的杂草；其次，小王子付出了个人的诚挚努力去照顾玫瑰，这个“驯养”过程让玫瑰对小王子而言产生了特殊的意义。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能通过和其他事物或人建构亲密关系，来获得只属于自己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否唯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驯养”，“和对方建立特别关系”才是所有问题的关键。
那么对于个人和法律而言这一过程又意味着什么？
说到法律，每个人的第一反应，可能就会想到国家。按照传统的法律观，“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这种定义并非没有可质疑之处，但几乎是约定俗成的。大体上，它反映了法律概念的一个重要面向。
国家是由多数人（国民）构成的法人，和组织、团体一样，同个人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因何而特别？或者说如何通过“驯养”，来使个人、法律和国家发生关联？
如果按照先前对小狐狸说法的分析，首先，国家必须是有价值的，这是国民与国家产生特别联系的基本前提，因为“通过亲密关系所获得的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对方有价值的情形下才能发生。”其次，国民必须对国家有所付出，尽自己的义务——通过遵从已制定的法律，才能与国家产生特别而亲密的关系。
虽然很多人把个人的“努力”本身看做有价值的东西，但从社会整合角度看，在缺乏他人参与和评价情况下的努力其实是没有价值的。比如苦练倒立技能，或者搜集别人丢弃的发卡等行为，即便这些举动对行为者本人很重要，也能让人产生一定的满足感，但对于他人而言毫无意义。所以，霸道总裁说，“我爱你与你无关”，其实是典型的自说自话，除了耍酷，并不能让双方产生特别的关系。
对于作者来说，他认为只有区分“活动只对其本人有价值”和“从第三人角度而言，该活动亦有价值”两种情形，才能正确认识国家存在的价值。
事实上，爱国不仅意味着参与国家事务，更重要的是国家事务本身是正当的、有价值的，此时的“爱国”才有价值。也就是说，要区分国家事务本身有价值与否。比较极端的例子比如国家实施的部族屠杀、侵略活动等等，不能因为个人参与其中就认为它是有价值的。这种参与感只对参与者重要，但从第三人角度来看，这根本就称不上有价值，甚至可以说是邪恶的、反动的。于是，国家的良善或者说有价值与否，也就成为法律能否存在、个人是否应当遵守的基本前提。
基于这种逻辑，分析国家是什么，因何而正当存在，也就成为认识法律概念的基本前提。于是，我们在书中看到了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等人对国家究竟为何存在的不同论述。
从甜党和咸党的争论说起
在对国家存在正当性的分析中，长谷部恭男又继续提了几个问题。如，为什么要有国家？为什么要服从国家的命令？服从国家有没有正当理由？
2011年网络上曾爆发过一场“豆腐脑战争”。南北各地的网友分成两派，将“豆腐脑究竟应该是甜的还是咸的”这一话题，上升到了“派系斗争”的高度。甜党和咸党纷纷引经据典，寻找豆腐脑甜咸属性的历史根源，论证豆腐脑究竟应当是甜是咸，并誓死捍卫自己对豆腐脑吃法的选择。
说起来，对长谷部恭男所提几个问题的回答，在逻辑上其实和个人在豆腐脑战争中的行为选择相似。
人的行动通常都是需要理由的，所谓的“理由”就是指对“为什么这样做比较好”的解释，在面对反对意见时，通过出示理由来为自己的行动辩护，以便抵消反对意见。比如，我之所以坚持吃甜豆腐脑，可以有几种理由，一种理由是，我就喜欢吃甜的，怎么啦？一种理由是，在我们老家，所有人一直以来都吃甜豆腐脑；还有一种理由可能会是，专家认为甜豆腐脑更为正宗。
第一种理由是所谓的“情感性理由”，完全属于个人的直觉或者偏好，但由于个人的甜咸倾向没有对错之分，存在“价值上的不可比较性”，对行动的说明力自然就较弱。第二种理由并非基于自己的判断，而是遵从多数人长期以来自然而然形成的共识和习惯，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说服力也就比较强。第三种理由则通过诉诸“权威”来对行动进行说明，因为通常意义上，专家比一般人拥有更多的知识，其看法更有说服力。
同样，国家自认为比一般人民有更丰富的知识，并以此主张自己是权威，对于所支配的个体，通常要求不要各自作判断，而应听从国家的命令，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制定法律。作为规范的法律其实就是一种实践性理由，围绕人的行动展开。和道德理由等相比，法律之所以是一种更强的实践性理由，就在于它依靠惯习和权威来发挥作用，人的行动也因此和国家发生了密切关联。至于具体行动如何展开，国家权威的边界在哪里，则是长谷部恭男所要继续深入讨论的问题。
法律是人类的微缩历史，和政治社会的进步相伴而生。纵观人类文明史，从原始的惩罚到汉谟拉比法典，从《圣经》中的戒律到古罗马法，从宗教裁判到普通法，法律的发展是社会自然发展的阶段和结果，人类始终无从逃避。也因此，追问“法律是什么”并非大而无当，它总是会和“我们为什么要遵守法律？”“什么样的法律是好的法律？”“法律和国家的关系是什么？”以及“法律和道德有什么关系？”等问题相伴，也与每个人的行动选择相关。从这个角度说，法律是什么，是我们不得不时刻思考、警醒的问题，也是每个人都会面对，且必须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