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稳定是政治体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1］古典政治学家对此有专门论述。柏拉图的哲学王统治是出于实现政治稳定的考虑，因为只有哲学王才具备知识和美德去超越单纯的经由权力的运用而获得的快乐，他们不会为了个人私利而滥用权力，而政治的稳定也就得以保持。［2］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稳定是一种善，而公平分配是稳定的重要来源。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通常意味着政治的动荡。对资源进行与个人才智和贡献相适应的分配是保持政治稳定的方法。同时，主要由中产阶级构成的混合制政府 ( polity) 更容易实现政治稳定。[3]阿奎那同意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混合制政府因为能够满足城邦中多数人的需求，从而能够带来稳定。［4］马基雅维利在 《论李维》中通过对早期罗马共和国的研究，总结了政治稳定所必须的要件，诸如： 法律、宗教、尚武传统和领导力。［5］霍布斯相信建立一个强大的利维坦可以帮助摆脱一切人对一切人战争的无政府状态，他声称在政治服从与和平之间存在必然的互惠关系。［6］ 休谟认为政治权力的基础在于被治理者的认可和同意，这暗示了稳定的前提是政治共识的存在。［7］卢梭的比例代议制也是为了政治稳定的目的。麦迪逊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平等是稳定的条件。［8］

    在现代政治学中，政治稳定也继续占据了特定的研究议程。行为主义的盛行，以及计量方法和工具的迅猛发展，使得定量方法成为了政治稳定研究的主导取向。学者一方面运用各种方法测度了政治稳定； 另一方面从多种角度解释了政治稳定或不稳定的存在，阐明了它的产生条件。然而法治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在现有的研究中仍然是缺乏的。而运用中国经验对这二者的关系进行初步的探索正是本文的主题。本文首先在概念上确定了政治稳定和合法性的关系。其次是对政治稳定研究的文献回顾和评价。第三，作者发展了一个解释法治和政治稳定互动的形式模型。第四，作者给出了本文的方法和数据，并进行了统计分析。最后是结论。

    一、概念的厘清

    政治稳定和合法性相关联： 政治稳定是合法性的结果和体现，合法性的丧失和合法化危机会导致社会不安。［9］但二者并不必然等同。洛克主张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民众的同意。［10］ 韦伯确信 “合法性的基础在于对合法律性的信念，一种遵守通过普遍接受的程序建立的具有正确形式的规则的安然状态。”［11］洛克和韦伯深刻影响了后世学者，以至于合法性被广泛地认为是有关个体信念的心理概念。[12]政治社会学家 Lipset 试图改变这种观念。他的定义是： “合法性包含着政治系统产生和保持现有政治制度是最适恰于其社会的信念的能力。”［13］Stillman 则声称合法性既不依赖于民众的感受，也不仅仅是政府治理能力的反映。合法性应是政府产出和相关系统中价值模式间的相适应。［14］

    表面看来，政治稳定作为一个概念似乎比合法性具有更多意义上的清晰，但它的意涵远非没有争议。Hurwitz 列举了五类政治学家使用的作为政治稳定指涉的内容。首先，政治稳定意味着暴力的缺乏。“一个稳定的政治体被视作是和平的和遵守法律的社会，在其中决策和政治社会变迁都是制度化的和运作良好的程序的结果，而非来自于通过冲突和侵扰来解决争端的失范过程。”［15］然而，暴力的缺乏作为一个单一性度量指标难以全面衡量复杂的政治稳定现象。第二，政治稳定意味着政府或内阁的政治寿命或时长。“当 A 国拥有的政府比 B 国的政府更长久的掌握权力，那么 A 国就被认为较之 B 国更稳定。”［16］但这种处理方式有一个明显缺陷，就是不能有效区分各种政府轮替在稳定性上的差异。比如，经由不信任投票实现政府更迭的国家就比那些通过暗杀或军事政变来实现同样目的的国家要稳定得多。第三，政治稳定被理解为合法性。“即一种政治体制在多大程度上被其民众视为正确和合适。”［17］这种概念化方式也是成问题的，因为合法性本身就是模糊和难以测量的。合二为一混淆了两种相关但不同的现象。第四，政治稳定被认作是结构性变迁的缺席。一个稳定的政治体制通常能够避免对其基本构架的改变。［18］最后，有学者认为政治稳定是一个系统性的稳定，是一个多面向的社会属性。［19］

    尽管学者提出多样化的处理方式，我们仍然可以看出政治稳定与合法性具有关联性的差异。但相比政治稳定，合法性在可量化的维度上不具有可操作性或者只有很弱的可操作性。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稳定可以作为对潜在的合法性的表征度量。而本文只关注政治稳定和其所能够反应的合法性关联。

    二、政治稳定的诸条件

    政治稳定的经验研究着眼于廓清稳定的成因或条件。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冲突、转型和革命等极端不稳定现象的研究，确实从相反的方向显示了获得稳定所必须避免的情势。然而，仅从对于不稳定的研究却很难发现稳定的存在前提，因为反事实在社会研究中的不可能，使得从事不稳定研究的学者不能令人信服地引申出普遍的关于政治稳定成就条件的结论。[20]因此，这里的文献综述主要涵盖积极政治稳定研究的范围。

    作为对古典政治学的回应，许多现代关于稳定的经验研究着眼于经济因素对于政治均衡的影响。在著名的 《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亨廷顿论证到： 对于不发达的转型社会来说，经济的发展提高了政治动荡的可能性。其中的中介因素是政府的政治能力。经济的发展提高了社会的流动性，政治需求也相应增长，而政府的治理能力的扩展速度却落后于民间需求的增长速度。当政治动员机会突然被赋予全社会时，政治不稳定就非常有可能爆发。 ［21］ 但是有学者做出了相反的发现。Londregan 和 Poole 的研究就表明低经济增长会提高政治不稳定的几率。［22］

    Thad Dunning 对博茨瓦纳、扎伊尔和印度尼西亚的案例研究显示，在资源聚集的国家，弱的经济多样化，将社会反对力量限制在原本就很低的程度，国家对资源的控制也提高了社会控制的能力，因而政治稳定得以延续。［23］ Mueller 发现低的经济增长率更容易引起州一级的政府更迭，因为低增长引发了更多的对于分配问题的关注。但是他只是运用了简单的卡方检验，没有考虑更多的可能影响政府变更的因素。［24］ Widmaier 对西欧四国和美国的研究显示，在从1960 年到1983 年的24 年里，糟糕的经济总是和低的政府信任相连。失业、通胀和经济停滞导致了更激烈的关于再分配的斗争。而政府认可度的降低也在逐渐蚕食政治体制的合法性。 ［25］ Binmore 的博弈论模型表明重复博弈会自动带来均衡，因为互惠和以牙还牙总是有效的。因而一个不注重均衡的政治组织倾向于产生不稳定的风险。［26］ 然而 Binmore 并没有意识到权力的可分性和权力间的博弈，以及由此保障的对于不均衡的其他救济手段。

    冯毅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政治变化，以此来测定政治稳定： 非常态的政府变化或者体制层面变化，经常性有规律的政府变化或者体制内变化，和小规模的经常性政府变化 ( 仍然是体制内的) 。 ［27］冯毅清楚地认出了政体、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间的内生关系。竞争性的政体倾向于通过允许定期的政府更迭来在长期防止非宪法性的政体变化。而规律性的政府更迭则为竞争性政体的存在提供了有利条件。竞争性政体由于实现了政府有规律的更替，发生根本性政治变化的概率被降低了，而稳定的预期则有助于经济的发展。反过来，经济的发展在更长的时段能够为竞争性政体的存在提供积极条件。由于这种内生性的存在，冯毅没有使用通常的最小二乘法 ( OLS) 来作为计量模型，而是选择了可以处理互惠因果的三阶段最小二乘法 ( 3SLS) 。他的经验发现证实了三个现象间相互的因果影响。

    波斯纳认为平等并不会促进社会稳定。他认为平均收入的提高会带来社会稳定，即使不平等的状况仍然存在。［28］ 这里的原因机制在于，首先，他假设自由可以带来稳定，而在一个按照平均收入衡量的富裕社会，自由可以获得充分的资源保障，同时压制和剥夺自由的代价也会因此提高。他的统计结果否证了收入平等可以带来更多政治稳定的理论； 正相反，他的回归分析显示收入不平等和政治稳定呈现正相关关系。但是波斯纳的问题在于，他的经验检验和其理论假设之间缺乏对应关系。他的核心解释变量是收入不平等，不是平均收入或者中位数收入。因此他至多只能推翻此前的平等假说，而不能为他自己的理论提供充分的支持。在波斯纳的检验和其理论之间有一环缺失了，即他做了一个隐含假设： 收入不平等必然与平均收入的提高正相关。而这个因果连接并不是被广泛接受，也没有被事实证明。此外，他的统计分析本身也存在问题。由于政治稳定测定的多种方法，他构造和检验了不同的回归模型。这些模型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应变量。然而，许多应变量并不是对政治稳定的测定，而是对其影响因素的度量，例如： 财产被剥夺风险、政府腐败、法治。这些应该成为波斯纳检验中的控制变量。波斯纳没有声明他的计量模型。特别的，对于有序变量，应使用多项逻辑斯蒂回归 ( mul-tinomial logistic) 而不是普通的逻辑斯蒂回归。

    Ake 提出了长期政治稳定的四个主要条件： 权威、同意、认同和家长式领袖，并列举了各个条件的经验表征。［29］ Ake 的关注点完全落在了政治层面，他暗示长期的政治稳定主要取决于政治权力的分配、使用和效果以及社会规范的运用。Davies 的访谈显示，尽管美国和巴西的民众都可以提出各自融贯的政治价值体系，但是美国的政治体制比巴西更能够吸收社会冲击和张力，因而也更稳定。美国的政治体制为阶层间的对抗和融合提供了更大的制度空间，而巴西则无法消弭阶层间的敌视。再加上普遍的政治冷漠，巴西更容易陷入政治不稳定。［30］

    Mishler 和 Hildreth 的研究旨在提出立法机构和政治稳定的关系。他们首先给出五个描述立法机构的指标： 自治、开放、组织的复杂性和理性、连续性和职业主义、以及组织的有效性。他们又使用了三种政治稳定的测度方式： 社会秩序、体制稳定和政府稳定。尽管他们的数据是时间序列联立的( cross － sectional time series) ，但是由于样本数的不足，特别是跨区缺失的问题，因此，Mishler 和Hildreth 主要的分析方法是简单的关联分析，多元回归只是作为补充。他们发现立法机构中那些体现有效性和回应性的指标增进了体制稳定，同时也弱化了政府稳定。而政府稳定与体制稳定呈现负相关关系。在引进了经济和族群分化等结构变量后，立法机构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被中和了，但是仍然在统计意义上是显著的。在非竞争性体制的国家，立法机构对于政治稳定的影响很小或者不存在。［31］

    Bert 与 Michael 对于美国抗议的研究表明，结构性因素，诸如年龄、族性、受教育程度、是否失业、宗教组织的参与和所在社区的居住时长，在解释政治稳定时占有更多的原因力。而对于政府的信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合法性则只有很微弱的影响。同时另外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即使单纯的结构性因素也不足以引起政治不安，在结构性因素和抗议行动间有一个干涉变量： 特定领域的政治抗争已经存在。因此政治不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路径依赖的。［32］ 然而，由于他们的样本有限，而且只关注了政治稳定很狭窄的一面，因此他们结论的普遍性值得怀疑。

    鹤谷武接 ( Taketsugu) 认为稳定是一种动态的均衡： 即在政府目标所要求的牺牲，和民众愿意付出的牺牲之间的对等。当前者大于后者时，不稳定或者紧张就容易产生，于是有补充性动员机制( complementary mobilization) 的存在，通过它紧张得以和缓。社会同意作为前提性条件约束着这种动态均衡的范围。［33］ 而 “社会同意是一种充分和广泛的融洽，它使得相互同意的常规性的政府过程成为可能。” ［34］ 社会同意也设定了对于偏离行为的容忍阈值，而补充性动员机制则负责容忍的落实。在一个缺乏有效的公民文化作为社会共识的情形下，纯粹的参与难以形成稳定，而是带来社会袭扰，从而阻挠了共识的形成。一个同意型的社会必然是拥有回应性和民众利益代表的政府。

    从上述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主要的关于政治稳定的文献中，法治是缺席的。法治与稳定的关系如何? 法治如何带来稳定? 法治是稳定的必要因素吗? 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政治稳定研究者的注意。或者，我们至多可以发现一种间接的关系，在给定经济增长和稳定正相关的前提下，法治可以通过促进经济的增长来增进政治稳定。罗伯特•巴罗 ( Robert J•Barro) 通过研究 1960、1965 和 1972 －1998 三个时点 / 段的所有国家，发现选举权的扩张和经济的发展没有必然联系，选举权本身对于增长的贡献是微弱的，而法治的提升则产生了相当规模的增长红利。其作用机制正在于法治的提升促进了投资的增加。同时，他的数据表明选举权和法治分属独立进化的体系，二者并无显著的相互增强； 正相反，这两个指标之间的鸿沟是随处可见的。［35］ 法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植根于新制度经济学。这个学派中主要的理论家都强调产权保护、[36]合同执行力、[37]限制税收权力[38]对于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很少有人分析法治的其他更重要的方面，例如司法独立和对公权力的限制。而这也恰好为讨论法治和政治稳定的关系提供了空间。

    在政治和法律学术界，有一部分学者探讨了法治的政治意涵，特别是行政法的政治衍射。而这些研究的角度多放在法院的信息揭露功能上。行政法作为辅助的治理机制，可以提高政府透明度，一定程度地遏制腐败，加强对于地方官员的司法控制，[39]从而增进政治稳定。［40］ 更一般地，有政治学者致力于廓清执政者实行法治和遵循法治的政治逻辑。这间接地暗示了稳定和法治的关系。Stephen Holmes 运用古典政治学的资源，特别是马基雅维利和卢梭的著述，解释了执政者为何会运用法治。其中，国家生存的紧迫性和弱化国内阶层冲突是重要的驱动力。前者的存在使得执政者更愿意尊重民众的权利和利益，法律的齐一性则可以有效地阻止忿恨的累积和蔓延。总之，法治是达成稳定的重要工具。［41］ Jose Maria Maravall 和 Adam Przeworski 认为法治解决了集体行动的困境。法治的存在为公民提供了行动的聚合点 ( focal point) ，法治使得社会协同变得更加可能。这样，政府的恣意行为被有效地抑制了。［42］ 同时，Przeworski 认为法治的存在一方面降低了政治竞争失败者的风险，使他们更愿意接受失败的事实，而非去选择武力抗拒； 另一方面法治的存在也阻止竞争中的获胜者永续其权力优势，给予失败者以未来获胜的希望。法治带来了竞争政治的最优均衡。[43]Barry Weingast 的博弈模型显示，一个稳定的法治民主社会必然以公民的同意为前提 ( 不必然是价值共识) ，公民的共识形成了强大的保护/威慑力量，政治精英无法忽略这种力量去追求自利的政策。如果缺乏这样的前提，那么压制性的社会就是必然结果。［44］ Weingast 的分析也可以支持进一步的推断： 压制性的社会很难保持长期的体制稳定，因为政治精英的选择性掠夺最终会提供一个公民集体行动的意见一致点。Gerard Alexander 认为法治可以带来稳定预期，抵消竞争性体制中内在的制度化的不确定性。［45］ Pierre Landry 的经验研究揭示了一个推进法治的悖论。推进法治必须依赖于政治精英的支持，这就意味着政治精英必须能够从中获得析出激励 ( selective incentive——奥尔森语) ，或者说法治可以直接给予他们确定性收益； 但这同时会威胁到法治的公平和公正，而后者正是法治的意义所在，非政治精英因此没有动力去使用法院也不会对其产生信任。［46］ 在此意义上，理论上说，政治稳定仍然难以获得。然而世界范围内的数据表明，法治对于政治稳定的促进是体制无涉的。因此，其原因机制需要将来进一步深究。

    三、法治与政治稳定关系的形式模型

    法治的意义是多样的，但学者们的论述仍然显示法治有一个集中的意义束。除了被新制度经济学者认出的制度特色外，更抽象地说，法治主要包含着如下方面： 确定性和公平，对权力的限制，[47]以及司法的独立[48]。这三者其实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法治塑造的稳定预期的可信度依赖于法院独立的忠于法律的司法裁决，而这常常意味着对权力的有效约束。如前所述，政治稳定主要包含秩序稳定、政府稳定和体制稳定。然而政府更换的频率并不反应总体的政治稳定情形。通常是，竞争性体制伴随着更频繁的政府更迭，但是这种体制本身和其所维持的秩序都是稳定的。因此，政治稳定往往意味着秩序的稳定，即可以用社会暴力事件的发生数量来衡量的概念。［49］ 法治的存在使得民众的利益诉求可以通过司法的途径和平地得以解决，或者说法治使得法院变成了最经济的争端解决方式。因为法治的存在，民众不需要选择其他的法律外途径去获得公正，而那通常也是成本很高的。［50］ 下面是二者关系的形式模型。

    首先，民众的效用方程规定如下：

    其中，δ∈ ［0，1］ 是未来贴现率，衡量民众的耐心。t∈ ［0， + ∞ ) 是时间。π 是民众在每一个时其中，δ∈ ［0，1］ 是未来贴现率，衡量民众的耐心。t∈ ［0， + ∞ ) 是时间。π 是民众在每一个时间点的效用。为简便，我们大致可以将民众分为两个团体： 受到政策伤害的公民利益团体和利益完整的一般公民团体。

    进一步地我们假定，针对损害性的法律或政策，民众有三种策略选择： 默认、法外挑战和司法求助。民众的策略选择取决于利益受损的程度，同时也取决于其他公民团体的态度和未来贴现率。当从挑战获得的收益大于默认的收益，民众会选择法外挑战。政府的策略总是掩饰政策的损害性，或者承诺未来的更大收益以此来延长社会对于不公正的忍耐，提高贴现率。在法治缺乏的情形下，法院倾向于滥用公正的期待为损害性的政策提供法律背书，公民的利益将受到损害。更糟糕的是，他们没有通过司法途径获得公正补偿的希望。然而，法治匮乏下的执政者不可能在每一个时间点都采取均会损害所有人权益的政策。因而在短期内，公民的集体抵制行动不可能达成。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公民都预期到，如果他们不采取联合行动的话，其利益在未来可能受到损害。正是政府的轮替性伤害策略增加了集体抗争的可能，也意味着它成功化解危机的概率降低了。［51］ 而这会造成长期的不稳定，因为历时的广泛的伤害性政策固化了政府的消极形象，或者用博弈论的语言，民众的贝叶斯更新认为政府制定伤害性政策的概率远高于 50%，这给了公民足够的激励使他们能够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从事或加入挑战政府的行动中。为了避免这种情形的发生，政府通常将轮替性伤害和轮替性安抚相结合，然而这种结合有效的前提必须是经济的持续增长，否则这种不公正的策略组合会很快达到政府预算约束的上限。

    因此，无法治下民众的加总收益可表示为：
    EUi =［p1×π s+ ( 1－p1) × π f］+ δ［p2×π s+ ( 1－p2) × π f］+ δ2［p3×π s+ ( 1－p3) × πf］+ …

    上式中，p 是抗争成功的概率，失败的概率是 1 － p。πs和 πf分别标示成功的收益和失败的收益。在给定政府的策略选择下，成功抗拒不公正政策的概率 p 趋向于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大。而在法治实现的情形下，民众选择非法律抗争的方式是不经济的。因为，法治塑造了稳定的期待和对公权力的有效约束，他们的选择无法获得广泛的支持，因此组成强大的集体抗争是困难的。也就是说，成功的法外抗争的概率 p 会变得非常小。这就使得失败的代价增高。

    下面笔者用一个一次扩展博弈模型来形象化展示法治和稳定的关系。N 代表自然的选择： 它给出了两种情况： 有法治 ( rol) 和无法治 ( ～ rol) 。G 是政府，它可以制定两种政策： 公正的政策 ( fair) 和损害性政策 ( ～ fair) ，或者说它的策略集是 S = v。C 是利益完整的一般公民团体，HC 是受到政策伤害的公民利益团体。民众有三种策略选择： 默认 ( a) 、法外挑战 ( c) 和司法求助 ( l) ，因而他们的策略集是 S = { a，c，l} 。在有法治和无法治的情形下，给定政府制定了公正的政策，G、C 和 HC 的收益分别是 2，8，8。在有法治 ( rol) 的情形下，政府 ( G)通过制定不公正的政策从受损害的社会群体 ( HC) 中获益是 3 个单位的效用。当所有的公民都容忍这种损害性的政策时，政府的最终收益是 4，因为它的合法性会降低 1。同时，只要不公正政策没有被消除，政府的合法性也会降低 1。使用非法律方式 ( c) 挑战不公正政策的成本是 1，政府消解这种抵抗的成本也是 1。因此当有一方 ( C 或者 HC) 使用非法律方式来争取公正时，他的最终收益是7。而政府的收益是 1，这里它不承担合法性损失，或者这种损害很小，因为政策终究得以更正。而受损方使用司法 ( 1) 获得正义的成本是 0，因为在诉讼中失败的政府必须要承担诉讼的成本 1。所以司法解决对公民产生了完全收益 8. 然而对于政府而言，遵守法院的裁决同时也增加了民众对它的信任，是额外的合法性收益，也是 1。这样政府的最终收益也是完全效用 2。然而当所有的公民都选择法律外抗争时，其收益也只能是 7。

    在无法治 ( ～ rol) 下，政府 ( G) 从伤害性政策获益 5 个单位的效用，也意味着相关的公民( HC) 如果他们容忍这种掠夺，其获益为 8 －5 =3 个单位的效用。当所有人都容忍这种不公正时，政府的合法性会减少 1，这给予了政府 6 个单位的收益。而公民 ( C 或者 HC) 选择法律外挑战的成本是6 个单位效用的损失，利益完整的公民团体 ( C) 因而得到8 －6 =2； 利益受损的公民 ( HC) 的最终获益是 8 －5 －6 = －3，即受到严厉的惩罚。政府 ( G) 消除挑战威胁的成本是 1，但它也会损失合法性收益 1，所以它的终局收益是 5。当利益受损的公民 ( HC) 选择司法途径时，其成本是 3 个单位的损失，他必须独立承担诉讼成本，因为政府不会是输家，因而公民的最后收益是 3 －3 =0。[52]而政府则要承担合法性的损失 1，它的收益将是 6。当政府面临所有公民的法外挑战时，公民要承担 3 个单位的抗争成本，其最终收益对于两个团体都是 5。政府则会信誉扫地，不仅失去合法性，而且将遭到抵制和遗弃。

    在上述两种情形中，我们都假设公益诉讼不存在，即当利益完整的公民利益团体 ( C) 选择法院( 1) 作为为利益受损的公民争取权利的工具时，法院会拒绝受理，因此他们没有真正成本的付出。所以在这种情形下，C 的收益仍然是 8。

    而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显示 ( 图中有黑线的部分，选择策略的概率给出在每个策略之下) ，在有法治的情形下，政府不能保证总是做出公平的政策，但当政治不公平产生时，利益受损的公民 ( HC)毫无例外地选择司法 ( 1) 作为维权的途径。这是他们的最优策略，因为收益 EU ( l) = 8 ＞ EU( c) =7 ＆ EU ( a) =5。因此政治稳定可以获得维持。而在没有法治的情形下，政府总是选择不公正的政策，而利益受损的公民 ( HC) 总是隐忍。这将是远期政治不安的根源。在未来的某个时点，公民倾向于联合进行抵抗。表面来看，这不是帕累托改进。然而，因为两方公民会在受损害和利益完整之间交替，没有一方可以是永远的赢家，因此抵抗产生的最终收益会高于集合的隐忍收益。[53]

    四、理论假设、变量、数据和方法

    基于前述的政治稳定和法治的关系，笔者预期法治的变化与政治稳定的变化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即法治的提升增进了政治稳定。

    本文中的应变量是政治稳定。笔者使用了世界银行的数据来作为对它的衡量。不过，需要警惕的是，世行的方法是衡量主观感受和判断，即对一个政权面临暴力事件和恐怖袭击的可能性的判断，其值域是 ［－2. 5，2. 5］。［54］ 这有可能削弱数据的测度有效性。主要的解释变量是法治水平。数据仍然来源于世界银行。［55］ 法治指数仍然使用与政治稳定同样的度量方法，衡量各国国民对于社会规则的信心和遵守规则的程度，主要着重于对财产保护、合同执行、警察效率、法院和犯罪控制的感受，其值域也是 ［－2. 5，2. 5］。下图中展示了两个主要变量的走势图。

    控制变量是人口、以当前美元计算的人均 GDP，经济开放度，[56]参政程度，对于腐败的控制和政府效率，［57］ 以及领国政治稳定的流溢效果。人口的增加速度和规模直接影响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也就影响了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效果，最终影响了政治的稳定。人均收入的提高会影响政治的稳定，然而学者对此没有一致意见。例如，亨廷顿认为，经济的现代化与政治动员机会混合在一起会造成政治的动荡。［58］ 而 Przeworski 和 Limongi 发现在超过一定收入水平后，任何一种政体都可以得到支持，获得稳定。［59］ 现有的研究也没有确定地证实经济开放度与政治稳定的关系。经济开放的效果通常不仅和现有的政治体制相关，并且也与一个政治体的经济能力相连。经济发达的竞争性体制国家通常也具有很高的开放度，这样的国家同时具有稳定和开放两种属性。另一方面，开放的经济倾向于推动非竞争性政体的政治转型；[60]同时开放的经济也会进一步将本国经济暴露在全球经济之前，对于经济能力弱的国家而言，经济危机发生的概率提高了，政治不稳定的风险也随之升高。 ［61］ 参政程度，对于腐败的控制和政府效率应当与法治具有同样的增强政治稳定的效果。最后一个控制变量是地理依存效果。地理依存是从地理学扩展到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概念，它测度区域之间的相互影响。［62］ 本文只考虑邻国的影响。为了获得地理依存效果的值，笔者首先列出了中国各邻国与中国的边界线长度，然后算出各国所占权重，最后乘以各国在当年的政治稳定值，再将所获结果加总。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论题所用数据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时间段较短，目前可获得的数据仅是从1996 年到 2010 年，因此普遍性意义有限。第二，主要变量存在较多的数据缺失情况。每个变量应有15 个值，政治稳定缺少 6 个值，而法治缺少 4 个。这更进一步减少了样本量。也正是因为如此，笔者没有控制收入不平等的因素，因为世界银行关于中国的 GINI 系数只记录了 3 年，而且是非连续的。因此，笔者呈现了数据缺失和进行补缺处理后的两种回归结果。

    因为本文运用的是时间序列的数据，所以必须考虑时间因素对于理论预期的影响。这里笔者使用了序列相关 － 稳健标准误方法来控制时间效果。［63］

    政治稳定 = α + β1法治水平 + β2人口 + β3人均 GDP + β4经济开放度 + β5参政程度 + β6政府效率 + β7腐败控制 + β8邻国政治稳定 + ε

变量的统计描述

    五、分析结果

    模型 1 和模型 2 都没有给出任何统计显著的计算结果。这可能是由于存在被忽略的变量，导致相关系数和残差间的独立性假设被颠覆。模型 3 中，笔者加入了参政程度作为控制变量，法治水平的影响力和方向显示出了与理论预期的一致性。在所有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1 个单位法治水平的提升会增加 2. 8 个单位的政治稳定。人均 GDP 和经济开放度都对政治稳定产生了影响，但是其作用方向相反。人均 GDP 的增加倾向于减弱政治稳定，而经济开放的扩大则会促进政治稳定。关于 GDP 的结果似乎证实了亨廷顿的观点，经济现代化过程伴随着政治不稳定。同时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程度的稳步扩大，提高了民众对于政府的信心，这有助于政治保持稳定。参政程度在模型中的出现使得法治的影响在统计上变得显著，这刚好解决了 Landry 的疑问，即在推进法治的过程中，政府如何提升并赢得民众对于司法机构的信任。根据这个计量结果，我们可以认为增加决策过程的开放性和吸收性提升了民众对于司法机构的信任。当在模型 4 中加入政府效率、腐败控制和领国政治稳定的因素后，统计引申无法进行，因为解释变量高于样本数量，导致自由度变成了负数。[64]这样的分析，只有当我们克服了数据缺失的问题后，才可以进行。

回归结果 1 ( 基于原始数据)

    因为参政程度和法治同时对政治稳定产生着很大影响，笔者因而将三个变量放在一个图中来展示这种同时的因果关系。如图所示，法治和参政程度相互加强对政治稳定的积极作用。

    基于数据缺失是随机现象的假设，笔者使用变量的平均值来替代缺失数据。然后运用同样的回归方法进行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模型 1 和模型 2 都没有显示任何变量是统计显著的。这可能是基于与前述分析同样的原因。模型 3 表明，在控制参政程度后，法治水平的影响在 90% 的置信区间上是统计显著的，即在给定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下，1 个单位法治水平的提升会引起 1. 314 个单位政治稳定的提升。经济越开放，政治越趋向于稳定，但其效果明显弱于法治的影响。参政程度的扩大也会提升政治稳定。模型 4 中，参政程度的影响力与模型 3 中相当，只是统计显著的置信区间从 95%降到 90%。出乎意料的是，对腐败的控制竟然会削弱政治稳定，而其影响力也不能算小。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加强腐败控制的同时，更多的腐败被揭示出来，这在短期导致了政治信心的下滑。另一个解释是，腐败控制的数据缺失较多，7 个，接近 50%，而笔者采用的数据补缺方法很粗糙，计算结果很可能因此被歪曲了。然而当在模型 5 中纳入邻国政治稳定的变量后，所有的因素都失去了统计意义上显著的对因变量的影响力。一个潜在的原因是邻国对于中国的稳定没有直接的影响，至少从可以获得的数据来看，这种影响是不存在的。

回归结果 2 ( 基于补缺后的数据)

    * 表示在 90% 的置信区间上是统计显著的，＊＊表示在 95% 的置信区间上是统计显著的，＊＊＊表示在 99% 的置信区间上是统计显著的。括号中是标准差。

    基于模型 3，笔者做了法治和政治稳定关系的样本外预测。如下图所示。二者的线性关系仍然很明显。虚线部分划定了 95%的置信区间。然而这个区间较宽，法治和政治稳定的关系不能被有效地约束。此外，数据补缺后，法治的影响相比原始数据下的结果弱化了，尽管依旧具有最大的解释力。这很可能是因为填补的缺失数据远不能接近真实数据所反映的情形。同时小样本也是宽的置信区间出现的可能原因。

    结 论

    政治稳定是每个政治体追求的基本价值，因此政治稳定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的意义，更具有现实的重要性。现有的关于稳定的研究多集中于社会经济的层面，对于政治和制度本身的关注则较少，而探讨法治对于政治稳定的意义就更非寻常。本文力图在这个向度上推进政治稳定的研究。笔者首先探讨了稳定和合法性的关系和区分。之后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梳理，认出了带来政治稳定的诸种条件。特别地指出了直接的关于法治和政治稳定研究的稀缺。接着，笔者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形式模型，力图更清晰地展示法治和政治稳定在理论上所具有的关系。笔者认为，法治为受损害的公民提供了一个经济的和具有稳定期待的争端解决工具，因而他们倾向于选择司法途径实现对自身利益的救济，而非法律之外的抗争，由此社会的稳定得以一种积极的方式长期保持。在剩下的部分，笔者采用基于序列相关－ 稳健标准误的最小二乘法进行了统计验证。尽管有着数据不完整的缺陷，在给定特定控制变量的情形下，理论预设的关系仍然在模型中显现出来。笔者在填补缺失数据后，运用同样的方法得出了近似的结论： 实行法治的政治收益是可观的。

    由于缺乏足够的可信数据，笔者没有在本文中考虑收入平等的影响，这是未来研究要解决的问题。此外，本文发现参政程度作为一个重要变量，有力地影响着政治稳定，同时也影响了法治对于政治稳定的作用，因此参政程度和法治的关系也需要进一步地讨论，这对于法治上的后发国家尤其重要。

    【注释】

[1] Francis E. Rourke. The Quest for Political Stability［J］． Ethics，1957，( 4) .
[2] George Klosko. The Development of Plato's Political Theor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170.
[3] 详见 Aristotle，Aristotle Politics： Book Ⅴand Book Ⅵ，Translated with a Commentary by David Key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4] R. W. Dyson. Aquinas： Political Writings［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27.
[5] Carl Roebuck. A Search for Political Stability： Machiavelli's“Discourses on Livy”［J］． Phoenix，1952，( 2) .
[6］David E. Ingersoll. Machiavelli and Madison： Perspectives on Political Stability ［J］．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ty，1970，( 2) .
[7］David Hume. Of the Original Contract ［A］． K. Haakonssen. Political Essays ［C］．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1748.
[8] David E. Ingersoll. Machiavelli and Madison： Perspectives on Political Stability ［J］．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ty，1970，( 2) .
[9] Seymour Martin Lipset.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M］． London： Heinemann，1983.p64.
[10] 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11］Max Webe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M］． A. M. Henderson，Talcott Parsons.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7.p131.
[12] 例如政治学家达尔，参见 Robert A. Dahl，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1，chap. 8.
[13] Seymour Martin Lipset.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M］． London： Heinemann，1983.p137.
[14] Peter G. Stillman. The Concept of Legitimacy［J］． Polity，1974，( 1) .
[15] Leon Hurwitz.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Poltical Stability［J］． Comparative Politics，1973，( 3) .p449.
[16] Leon Hurwitz.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Poltical Stability［J］． Comparative Politics，1973，( 3) .p452.
[17] Leon Hurwitz.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Poltical Stability［J］． Comparative Politics，1973，( 3) .p455.
[18] Leon Hurwitz.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Poltical Stability［J］． Comparative Politics，1973，( 3) .p457.
[19] Leon Hurwitz.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Poltical Stability［J］． Comparative Politics，1973，( 3) .p458.
[20] 这也是为什么实验研究或者准实验/自然实验研究会在社会科学中逐渐流行起来。但是，这种研究方法带来的优势不一定会抵消它的消极面。首先，社会科学实验难以操作，即使是准实验也难以做到真正的满足内在有效性的要求。其次，即使实验结果对于理论证伪有着直接的作用，它的外部有效性却令人怀疑。参见 D. T. Campbell，Factors Relevant to the Validity of Experiments in Social Set-tings，Psychological Bulletin 54 ( 1957) ； James Fearon，Counterfactuals and Hypothesis Testing in Political Science，World Politics 2 ( 1991) ； Thad Dunning，Improving Causal Inference：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of Natural Experiments，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2 ( 2008) ，in D. Kinder and T. Palfrey ，Experimental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3； D. T. Campbell，Factors Relevant to the Validity of Experiments in Social Settings，Psychological Bulletin 54 ( 1957) .
[21]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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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Joseph Raz，The Authority of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 210 － 232. Lon L. Fuller，The Morality of Law，Yale University Press，1964.
[48] 但这里并不是说绝对的独立。而是司法决策和判断的独立。参见 John Ferejohn，Independent Judges，Dependent Judiciary： Explaining Judicial Independence，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72 ( 1999 ) . 同时这种独立也是审慎的和克制的。参见 David M. O'Brien，StormCenter： The Supreme Court in American Politics，W. W. Norton，2005.
[49] Claude Ake. A Definition of Political Stability［J］． Comparative Politics，1975，(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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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Ted Robert Gurr，Mark Irving Lichbach. Forecasting Internal Conflict： A Competitive Evaluation of Empirical Theories［J］．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1979，( 19) .
[52] 这个假设是符合现实的。参见 Kevin J O'Brien and Lianjiang Li，Suing the Local Stat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in Rural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51 ( 2004) .
[53] O'Brien 对农村抗议的研究支持这样的推断。参见 Kevin O'Brien，Rural Protest，Journal of Democracy 3 ( 2009) .
[54] Daniel Kaufmann，Aart Kraay，Massimo Mastruzzi. The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Methodology and Analytical Issues ［J］． The World Bank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Macroeconomics and Growth Team，2010，(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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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Daniel Kaufmann，Aart Kraay，Massimo Mastruzzi. The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Methodology and Analytical Issues ［J］． The World Bank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Macroeconomics and Growth Team，2010，(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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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Jeffrey M. Wooldridge. Introductory Econometrics： A Modern Approach［M］． Thomson South － Western，2006.
[64] 而负的自由度也是个案分析 ( case study) 方法遭到指责的主要原因。因而学者们或者忽略自由度的概念，或者对个案分析重新定义，以期在不动摇自由度概念的前提下，为这个方法赢得更有力的信赖。关于前者，参见 Alexander L. George and Andrew Bennett，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Basic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MIT Press，2004. 关于后者 ，参见 DonaldT. Campell，Degrees of Freedom and the Case Study，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9 ( 1975) . Gary King，Robert O. Keohane，and SidneyVerba，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