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语∶程序建设的程序
　　如果说西方的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是神圣的超越世界的世俗化，那么自然法的光圈褪色是不足为奇的。在当代西方社会，自然的法则（laws of nature）取代了自然法（natural law），而程序是发现自然法则并使之成为有权威性的共识的前提条件。因此可以说，自然法体系的瓦解所留下来的法律阵痛性的缺陷正是由程序来补偿的。在中国，不存在普遍教会和自然法的传统，因此法律的阵痛性取决于决定者争取民心同意的努力。唯其如此，“说服”成为中国传统法的关键范畴。[104]但是，在没有程序保障的情形下，说服极易变质为压服，同意也就成了曲意。因此，如果说在西方，自然法的失坠是由程序法来代偿的话，那么在中国，自然法的空白亦必须由程序法去填补。
　然而，程序法乃至程序能够成为正统性的基本资源吗？在中国，法制的程序化改革是否必要、是否切实可行呢？公正而合理的程序需要什么前提条件？怎样才能确立一整套现代程序并且行之有效呢？ 本文最后对这些问题进行概略的讨论。
　　1.程序与正统性问题
　　正统性这一概念，历史上是为了区别合法政权与篡位、暴政而设立的。现代西方法学界所热烈讨论着的正统性的含义，主要指对于法律的妥当性、约束力及其基础价值的普遍确信。用卢曼的话来说，正统性就是意味着在一定的许可范围之内，人们对于内容未定的决定也准备接受这一心理状态的一般化。[105]问题在于，为什么人们会产生这种服从的心理状态呢？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因为社会存在着基本的价值共识。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因为权利与义务互为表里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因为人们在形成法律决定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对于程序以及更广义的法律实证形式在法律体系的正统化方面的作用，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战后英美著名的H·L·A·哈特与L·L·富勒之间的论争、七十年代以来德国著名的N·卢曼与J·哈贝马斯之间的论争，就是典型的表现。对于程序主义的批判主要来自强调实质正义、道德内容的理论观点。批判的论证中最重要的经验根据是在德国第三帝国时期，纳粹政权曾经运用中立的法律程序和技术，对于犹太人和反抗者施行了从实质正义的角度无法政党化的暴行。L·M·弗里德曼对程序与正统性的关系有直接而概括的论述，可以反映以上批判的基本剪接。他说：
　　“正当过程当然就是一个崇高的理想；要求公正审判的权利是值得为之奋斗、甚至为之牺牲的。但是检验法律系统的最终标准是它做写什么，而不是如何做和由谁去做，换言之，是实体而不是程序或形式……
　　因此，程序仅仅是相对于一定目的的手段而已；目的就是对社会所要解决的任何集体性问题。程序从属于实质；实质告诉我们程序的什么部分是重要的……”[106]
　　在同一著作的后面，他采纳了韦伯和卢曼关于正统性的定义，但拒绝通过程序进行正统化的立场。他指出：
　　“如同刚才所定义的那样，正统性基本上是程序问题，是对法、过程以及制度的信赖问题，而不是对于结果的信赖问题。我们不需要一个正统性的理论去解释人们要服从一个持枪的个人、为什么人们要执着于一个给他们带来个人性荣誉或利益的秩序、为什么人们要奉行其宗教或道德律。”[107]
　　对于诸如此类的批判，卢曼是这样回答的：
　　“一系列的异议都与正统性概念有关。它们把焦点放在关于决定内容的正确性（真理性、正义）的确信之上，这只不过是乞灵于传统的概念而已。所谓把强调程序与决定内容的正确性向混淆的做法等于放弃批判强制收容所依据的指责，使这种异议显得音响深刻而又富于说服力。
　　“当然不应该采取那种把强制收容所这样的制度鱼目混珠、使之同时也得以正统化的立场，哪怕是由于迂腐的学究气也不行。但是，我考虑有必要重新认识正统性，决不是与这种问题纠缠在一起的。我只不过是持如下一种观点。即：有人决定内容有其固有的正确性和固有的概念，这些都可以通过作为法律秩序的基础的价值和规范而详加规定；而且，对此更附加一个正统性的概念，认为正确的决定是正统的、不正确的决定是非正统的；不能不指出，以上这种认识完全是多余的。”[108]
　　接着他又分析了传统的正统性概念在个人的立场上来看是要求一种非合理的行为态度，因而不可能与合理的沟通理论相结合。而且，在复杂的现代社会，对于特定的决定内容搭乘事实上的合意也是不可能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另辟蹊径，借助于别的制度装置。卢曼的提案是把正统性概念与学习理论结合起来，这样做所引起的依存于内容的安定的损失由大量的程序的分化和再组合去重新获得。[109]
　　至于哪一种看法更正确，这完全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争论还将长期持续下去。如果这个问题真的那么容易就被解决，许多法学理论家面临的将是取代正统性危机的事业危机。这里比较感兴趣的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且他们的确各有其理的这些观点如何统合起来的问题。
　　实际上，实质正义的反对概念是形式正义，而程序并不等同于形式。程序的基础是过程，其实质是反思理性。程序是相对于实体结果而言的，但程序合成物也包含实体的内容。程序在使实体内容兼备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的层次上获得一种新的内涵。这是新程序主义的观点。这种思想倾向，其实不仅集中表现在图依布纳的反思法的程序指向学说上，在J·罗尔斯的强调程序的分配正义理论和R·德沃金的依据司法正统性的权利理论中也时隐时现、或多或少有所表现，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新程序主义构成了强调工具性的、非道德的选择理性的法与经济学派的不可缺少的前提。
　　更为有趣的是，即使主张选择实体论的J·哈贝马斯所提出的解决法制正统性问题的方案，也着重于调整价值纠纷的程序问题，即让一切当事人、关系人参加讨论，通过交涉形成合意、作出决定的过程和程序。尽管他把作为普遍的道德原理的“普遍化原理“转换成”论证规则“，以此作为调整价值纠纷的程序基础，表现了似乎非程序化的倾向；但是要注意，实际上他只不过强调了程序的道德内容而已。近几年，他公开宣言自己的正义论不外乎是“程序正义论”，其核心是“中立性的理念”，并给予法律程序以很高的评价。[110]
　　当然，现代程序（特别是程序法）的确也存在很多问题。例如，以职业主义为基础的复杂的程序是耗时费钱的。但是正如弗里德曼所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费用太高是一种选择性的（selective）障碍”，[111]而不是绝对性的障碍。而且许多社会也在通过减轻成本负担使之变得更容易为一般人民所利用。的确，程序的操作并不像使用杠杆和滑车那样纯粹取决于一系列的中立性技术，货币和权力等中介物可能使程序更有利于某些阶层。但是正如A·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示的那样，现代法律体系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最有效的统治方式；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非统治阶级都满足于既存秩序，任何变革也只是修庙补天性质的东西。他们认为相当多的制度设定正是自身的理所当然的存在方式，至少可以相信自己的大多数期待可以在这种秩序中得到反映。[112]
　　批判法学指出了这种法掠信仰的麻痹作用，但同时也承认，由于这种特点，国家和法并不单纯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是变成了“阶级斗争的竞技场”。[113] 他们对于新程序主义似乎也抱有亲近感，认为使关于平等的正义的法律形式上的诺言成为有实效的乃至现实的东西，改善代表制程序使之更加开放，通过法律技术的使用促成实质性法律准则的变化，使科层制更有应答性和反思性等等各种方式的努力都是相当有价值的。[114]
　　就这样，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当前西方各种法学理论的最大公约数，成为寻求共识的最突出的收敛区了。可以推而论之，同样的现象也没有理由不会在中国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出现。
2.中国法制的程序化
　　我国并非没有程序。问题是这些程序太薄弱，而且没有经历过现代意义上的合理化的过程。甚至即使在有程序的方面，许多人也不按牌理出牌。形成这种无视规矩的局面，其原因十分复杂，其历史也非三年五载。因此，要建立和健全现代程序并且行之有效，不能不使人产生疑问。
　　首先得承认，现代程序能够有效运作是需要一些前提条件的。著名的德国程序主义者J·戈尔德施密特在本世纪前期就指出了司法程序与自由主义政治原理的辩证关系，但他正因为这一缘故而获罪，受到法西斯主义政权的残酷迫害，死于流放之中。他曾经说过，法律程序只有在自由主义的土壤之中才能茁壮成长。[115]还有一个更一般的前提条件则是社会的分化、复杂化以及与之相应的法律系统的复合化。然而也必须看到，这些条件又都是相对的，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社会的分化、自由化的程度以及司法独立性，只有在一定的背景分析和比较之中才能给予贴切的说明。古代罗马的理性程序体系得以产生的条件，也恐怕很难用几个简单的价值范畴去解释清楚。我们考虑中国的程序建设，也应当尽量从既存条件中去寻找有利于程序发育和进步的契机。
　　其次要看到，一个理性的政府没有理由拒绝程序建设。如果国家在社会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积极、越重要，那么对于程序的要求也就越强烈。不按程序办事尽管可能带来一时的方便，但这样做的政治代价非常高，会危及统治体制的正统性。因此，主要的问题倒并不是程序化本身是否可行，而是程序合理性和程序正义的实现程度。
　　在我国传统法文化中，限制恣意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因事制宜进行选择的机会结构也是存在的。正义的客观判断被认为出自民心和群情，同意作为法律制度的基础范畴具有普遍意义。在国家与社会、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二重结构之下，[116]“服从交涉”的现象[117]也到处可见。因此，中国其实具有形成复杂程序的一些基本条件。然而，中国的程序思想主要是在以下两个方面得到发展和实现的： 1）从《易经》中所表现出来的备案系统（filing system）的原理出发，[118]通过行政人事制度的方式进行程序化作业，形成一种承包的秩序。这种承包虽然有程序规范，但是整个过程被置于黑箱之中，因而不是过程指向，而是结果指向。这种程序缺乏分化、进化的动力。2）从礼制中表现出来的差异系统的原理出发，[119]通过一系列固定的行为系列的方式进行程序化作业，形成一种人伦的秩序。这种人伦虽然也有程序规范，但是一切都成为仪式而缺乏程序内部选择裁量的契机。因此，中国的程序又没有发展成为一种不断分化的合理的程序体系。
　　在西方，促进法律体系实现形式上的合理化的契机主要有三项，第一是宗教神圣物的绝对化，由此而产生形式主义的非宗教合理性。第二是市场机制要求合理的计算处理和可预测性。第三是职业法律家的技术的训练以及集团利益的动机。而在中国，从尊神文化向尊礼文化的转变发展在周代，因而世俗的实践理性在中国传统的制度文化中一直占统治地位。随着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与国际市场联系在一起的商品经济已经初具规模。因此，如果根据法律职业主义的原理对法学教育和法律制度进行大幅度的改革，中国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可望有长足的进步。中国的合理的程序建设也应该从这里起步。
　　或许有人认为，现代程序雍容华贵、费用甚巨，未必适应中国的现实需要。这种疑问是有道理的。但是需要看到，商业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了企业这一程序乃至一般法律的最大消费者。而且，现代程序的费用只是一种选择性的代价；这里并不打算以现代程序来取代一切；何况程序内部也存在为一般人民所易于使用的多种选择。因此，在不妨碍人民的处分权和选择自由的前提下，设置一套严格的程序来保证社会过程的合理性和正义，显然是有益无害的。
　　现代程序的基本特征是：处于平等地位的个人参加决定过程，发挥各自的角色作用，具有充分而对等的自由发言的机会，从而使决定更加集思广益、更容易获得人们的共鸣和支持。这种程序使个人既有选择的自由，同时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严格遵守程序要件的决定被认为是具有正统性的，同时决定者也免去事后诉追的风险。因此，程序既保护当事人的权利，也保护决定者的权利。这种能够统合当事人各方的立场、统合制度设立者与利用者的立场、统合决定者与决定对象的立场的合理而公正的程序的建设，应当能够得到一切有理智、有良知的人的会心。
　　使程序不致流于形式而能行之有效的关键在于调动程序利用者的积极性。这种冬季布局是一项非常缜密巧妙的作业，有几个基本要素是必须考虑的。首先，决定的内容不是机械决定的，而是既有交涉和裁量的余地，又有预测和限制的尺度。一切机械决定而不留余地，人们就会失去兴趣；一切随心所欲而缺乏要件，人们则会失去信心。其次，程序参加者要具有必要的党派性，议论要具有对话性，这样才能有的放矢，使思考更全面、更深入。其三，有专门的法律家来单人程序的操作，通过职业化来保证制度的长期有效性。其四，经过程序的决定需要有权威性、既定力和强制作用。
　　针对我国现在的实际情况，不妨提出一个“法制程序化”的阶段性口号。所谓法制程序化，在本质上是如何在互相抵触的各种规范之中进行最佳选择，并使这种选择的决定具有正当性和约束力的制度的问题。从现象上看，它将表现为程序法规的增加、保证选择的自由与合理性的程序要件的完备、通过程序进行正统化、法律精神以程序为媒介向社会中渗透等具体方式或形态。其结果，法律可以理解为一方面是经历了民主主义正当过程的结构性选择的结果，同时另一方面又向当事人、律师、法院以及行政机关提供了再进行过程性选择的工具、方式和步骤。在这一意义上，法制程序化就是在中国现行法制中进行一场静悄悄的程序革命！
　　鉴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需要，在法制程序化的过程中应该着力于把程序与反思理性结合起来。严格的程序比较容易理解，而反思程序则较难把握。所谓反思程序，主要指法制各个子系统内部反思过程的程序整合、以及国家和法对于社会环境的反馈式结构调整的程序前提这一问题。在一个处于大变动、大分化、大改组的社会中，反思程序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中国在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一些反思程序的雏形，例如法律试行制度、依法调解制度等等。这些本土经验中不乏非常有价值的制度资源。但是不能不指出，在中国的法律试行和调解中，无论是基于个别的利害动机而进行的规范选择和修正，或者是规范对于个别利害动机进行的诱导和抑制，都还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如果说这是在一般的立法和司法过程之外另备一套应付社会变动的自生秩序的模拟装置的话，那么至少应该设立明确的程序原理上的接线和统一这些不同制度的法律前提。然而，这种程序作业也依然非常薄弱。法律试行和调解使维持实在法内在统一性的合法与不合法的二元编码变得模糊了，使严格区别决定与执行的现代法的根本原理也发生了变化，这就要求更加复杂的程序化作业。
　　总而言之，中国法制的症结所在和改革的方向现在应当已经清楚了，今后需要的是扎扎实实的具体工作。关于程序的理论和实务上的任何进步，只能在深入分析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系统借鉴国外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才能取得。
　　3.程序再铸的设想
　　严密而合理的程序是以社会功能分化为前提的，而与此有最密切关系的是法律机构的分权。伴随着近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这种条件越来越成熟、并且可以看到若干显著的成果。首先表现在地方的自治及其立法权限的扩张上。由此将会形成一种新的契机：地方团体不仅可以作为独立分权来抑制中央权力的滥用，而且可以通过居民参加地区公共事务和调解等活动来加强国家法与日常生活的联系，进而在国家与个人良机化的格局中增加一个流动的中间领域。中央与地方分权是程序改革的强有力的催化因素。另外，法律关系的日益复杂化要求法制相应地提高其精密度，也促进权力机关与职能机关的进一步分化和功能自治领域的扩大。为此，需要进一步确立权限范围划定的具体标准，改良规范效力的等级结构，整合功能自治性与功能相关性的关系。这种发展也将引起程序的进一步分化。
　　中国传统法文化中普遍存在着服从交涉的现象。在法律制度之外，交涉与共同体内酬报关系及回避官方的介入相联系。在法律制度中交涉与说服和同意相联系。但是这种传统的交涉缺乏适当的运用条件，不仅没有与程序的发展相结合，在许多场合往往还对程序产生了副作用。其结果，交涉往往是无原则的，其结果甚至主要为力量对比关系所决定。在这种交涉充斥社会各种过程之中的场合，便会造成一切凭关系办事的交易性政治，目的被忽视，最后连当事人应当而且可以接受的法律本身也成为交易的对象。这样一来，实在法的潜在的自我修正和发展的能力就会受到损伤。然而，法律领域中存在交涉现象也有其另外一方面的优越性。这就是存在一种民主参与和自由选择的潜在机会结构，人们的行为也具有实践合理性。问题是如何吧程序外的交涉变成程序内的交涉，变成在法律影响下并且反过来促进法律发展的理性者的交涉。
　　中国传统交涉的特点是第三者的影响比较大，说理的过程占有重要位置。由于第三者的介入，回避、力量对比关系决定一切、经济还原主义的契机相对弱化，正当化的记号资源的动员变得更加重要。因此，有第三者参与或者意识到第三者存在的交涉很容易变成规范与价值的熔炉。所以，把程序要件导入交涉过程是现实可行的。换言之，我们与其在友好协商、调解、合同谈判乃至一些正式的法律活动中过分强调实体合法性，不如更多地强调其程序合理性。这样做并不很困难，但效果会好得多。有程序要件的交涉，可以保障既竞争又合作的法律决定在合理的、公平的条件下进行，造成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局面。
　　所以，程序再铸的第一步是把交涉纳入程序的轨道，以保证当事人立场的对等性和交涉内容的合理性；换言之，以此把欲望的个人主义转变成合作的个人主义，把盲动的市民转变成自动的市民。
　　程序再铸的第二步，是为了防止由交涉所引起的交易性法制或“制度性屈服（institutional surrender）”而强化目的合理性。所谓目的合理性是指在目的设定之后，为了实现既定方针而选择手段和方法、考虑不可操作的外部条件、预测并控制行为的附随结果的合理性。显然它与功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而功能繁细实际上是一种从已经解决的问题中发现问题的技巧。因此，目的合理性的强化有利于制度改革。一般认为程序的目的是保护权利或者作出有约束力的正确决定。[120]程序怎样才能达到其目的的问题，实际上可以归结为程序进行中相互作用的效果和程序要件安排的妥当性。换言之，强化目的合理性，主要建立和健全程序内部的角色分工体系和规范。
　　程序再铸的第三步是加强程序的进一步分化和在此基础上的自我完结性，保证严格遵守程序要件。通过上述两个阶段的作业，功能活动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加上职业法律家的培养工作相辅助，因此这时程序的严格化是水到渠成的。而有关条件一旦形成，则国家目的上的修正和权力行使上的限制就会变为现实，而社会内部自由选择的幅度也可以大大扩展。
　　个人如果不把利益转变成权利，那么这种利益是不安定的。国家如果不把服从转变成义务，那么这种服从是不可靠的。实现这种转变的装置是程序。在两极化了的社会状态中，程序是一个流动的中间领域，是对抗的缓冲层。社会关系在程序中可以被简化。历史事实在程序中有机会得到重新评估。经过程序的选择更可靠一些。按程序办事可以避免无端的职责。面对正在越来越多元化了的现实，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程序。在强调市场经济效益的今天，我们必须深入思索与此相适应的制度配置以及作为制度基础的程序要件，而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决定也应该以有关的程序、制度的比较分析为根据。
　　                                  1992年5月20日

　　                       初稿完成于斯坦福法学院图书馆
　　１９９３年１月修改稿简编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总第７９期，详编发表于《比较法研究》总第２５期
　　注释:


　　[1] Justice William O.Douglas’s Comment in Joint Anti-Fascist Refugee Comm. v. Mcgrath， Se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Reports(95 Law.Ed.Oct.1950 Term)，The Lawyers Co-operative Publishing Company，1951，p.858.
　　[2] cf.Michael E.Tigar and Madeleine R.Levy，Law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Monthly Review Press，1977，pp.3 ff.
　　[3] Niklas Luhmann，Rechtssoziologie(2.，erw.Aufl.)，Westdeutscher Verlag，1983，S.214. 第一版日译本，岩波书店，1977年，235页。
　　[4] William O.Douglas，op.cit.，p.848.
　　[5] cf.Melvin I.Urofsky，A March of Liberty; A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Vol.I:To 1877)，Alfred A.Knopf，Inc.，1988，pp.94 f.
　　[6] See the opinion of the Court delivered by Justice Felix Frankfurter in McNabb V. United States，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Reports(87 Law.Ed.Oct.1942Term)，The lawyers Co-operative Publishing Company，1943，pp.827-828.
　　[7] 出于沈家本、俞廉三进呈刑事诉讼律草案的奏折. 转引自李贵连《沈家本与中国法律现代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128页。
　　[8] 见沈家本、俞廉三进呈民事诉讼律草案的奏折，《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修订法律馆，1911年，第1册1页。
　　[9] cf.Charles A.Miller，“The Forest of Due Process of Law: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Tradition”，in J.Roland Pennock and John W.Chapman(eds.)，Due Process(NOMOS　XVIII)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77，pp.3 ff.
　　[10] Robert M.Cover，Owen M.Fiss and Judith Resnik，Procedure，The Foundation Press，Inc.，1988，p.108.
　　[11] 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239.
　　[12] Id.，pp.85-86，201，362. cf.Michael D.Bayles，Procedural Jusitce;Allocating to Individuals，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0，esp.pp.4-7.
　　[13] Jurgen Habermas，“Wie ist Legitimitat durch Legalitat moglich?”，Kritische Justiz 20(1987)S.1 ff. 据村上淳一“现代法分析的视角——西德法学中系统论的发展”，《法学协会杂志》107卷1号，1990年，21页。
　　[14] e.g.N.Luhmann，op.cit.，S.171，日译本191页。Adamson E.Hobel，The Law of Primitive Man; A Study in Comarative Legal Dynamic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p.329.
　　[15] N.Luhmann，Legitimation durch Verfahren，Luchterhand，1975，S.69. 日译本（风行社、1990年）75页。
　　[16] David E. Apter，The Politics of Modernizati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pp.9-11.
　　[17] N.Luhmann，op.cit.，supra note3，S.141，日译本158页。
　　[18] cf.N.Luhmann，op.cit.，supra note15，S.44 f. 日译本35页以下。
　　[19] 哈贝马斯在提出“生活世界的植民地化”这一命题时指出了这一点. 他对社会的过度法制化持忧虑和批判的态度。但是他并没有否认程序中的民主自治的契机，而且后来他对自己的立场也有较大修正，对于法律程序给予高度评价，甚至称其理论为“程序正义论”。详见村上淳一前引论文17-23页。哈贝马斯关于法制化、作为媒体的法、程序与正统性的基本主张，参阅其代表作的英译本J.Habermas，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2)，Beacon Press，1987，pp.356-373，esp.365，371.
　　[20] P.S.Atiyah and R.S.Summers，Form and Substance in Anglo-American Law;A Comparative Study of Legal Reasoning，Legal Theory，and Legal Institutions，Clarence Press，Oxford，1987，pp.219-221.
　　[21] N.Luhmann，op.cit.，supra note3，S.213，日译本234页。
　　[22] See Gunther Teubner，"Substantive and Reflexive Elements in Modern Law"，Law and Society Review， Vol.17 No.，1983，pp.239-285，esp.pp.266 ff.
　　[23] 这种现象曾经被公式化，即立法中理性与非理性的悖论. See Sally F.Moore，Law as Process;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Routhedge & Kegan Paul，1978，p.6.
　　[24] Robert M.Cover and Owen M.Fiss，The Structure of Procedure，The Foundation Press，Inc.，1979，p.iii. 正当过程革命的经过和内容详见David J.Bodenhamer，Fair Trial;Rights of the Accused in American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Chap.6.
　　[25] e.g.Wietholter，“Materialization and Proceduratlization of Law”，in G.Teubner(ed.)，Dilemmas of Law in Welfare State，Walter de Gruyter，1985.
　　[26] cf.N.Luhmann，op.cit.，supra note3，S.227-234. 日译本250-256页。
　　[27] M.D.Bayles，op.cit.，pp.2-3.
　　[28] 这种情况不独中国然，在各种社会都具有普遍意义. 西方解纷方式选择中的舒沃茨假说和布莱克命题就是很好的说明。 See R.Schwartz，“Social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egal Control:A Case of Two Israeli Settlements”，Yale Law Journal，Vol.63，1954，p.471. Donald J.Black，“The Bounderies of Legal Sociology”，in D.J.Black and M.Mileski(eds.)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Law， Seminar Press，1973.
　　[29] N.Luhmann，op.cit.，supra note3，S.158 f. 日译本174页。
　　[30] Id.，S.174，193页。
　　[31] Richard Lempter，“The Dynamics of Informal Procedure”，Law and Society Review，Vol.23，No.3，1989，pp.372-375.
　　[32] 详见季卫东：“调停制度的法发展机制——以中国法制化的价值分裂为线索”，《民商法杂志》102卷6号，103卷1-2号，1990年。
　　[33] 田中成明：《裁判中的法与政治》，有斐阁，1979年，157-163页。
　　[34] cf.Frank K.Upham，Law and Social Change in Post War Japan，Harvard Univ. Press，1987，pp.16 ff.
　　[35] 详见季卫东：“法律试行的反思机制——以中国的破产制度的导入过程为素材”，《民商法杂》101卷2-4号，1989年。
　　[36] 从条件导向和目的导向两方面分析行政程序是受卢曼的启发。
　　[37] F.K.Upham，op.cit.，p.176.
　　[38] cf.Michael Lipsky，Street-Level Bureaucracy，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80，esp.chap.2，13.
　　[39] Matin P.Golding，"Dispute Settling and Justice"，in R.M.Cover and O.M.Fiss，op.cit.，supra note 24，p.113.
　　[40] N.Luhmann，op.cit.，supra note15，Vorwort S.vii，日译本iii页。
　　[41] Id.，S.2，viii页。
　　[42] O.F.Robinson and others， An Introduction to European Legal History，Professional Books Limited，1985，p.90.
　　[43] M.E.Tigar and M.R.Levy，op.cit.，p.56.
　　[44] Id.，p.118.
　　[45] Id.，p.163.
　　[46] Id.，cf.pp.155-164.
　　[47] O.F.Robinson et al.，op.cit.，pp.167-168.
　　[48] Authur Engelmann and others， A History of Continental Civil Procedure，Little Brown & Company，1927，cf.pp.540-543.
　　[49] Id.，cf.pp.544，ff.
　　[50] O.F.Robinson et al.，op.cit.，p.168. 关于利用程序来钻实体法的漏洞，使财产权从占有向流通、交换方面转化的事例，可以参见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125页以下。
　　[51] M.E.Tigar and M.R.Levy，op.cit.，pp.261，ff. cf.S.F.C.Milsom，Historical Foundations of the Common Law(2nd Ed.)，butterworth & Co.Ltd.，1981，pp.37ff.
　　[52] Id.，pp.271-272.
　　[53] R.C.梵.卡内海姆《法官、立法者、大学教授——比较西洋法制史论》，米内尔瓦书房、1990年，11-12页。
　　[54] O.F.Robinson et al.，op.cit.，p.335.
　　[55] A.Engelmann et al.，op.cit.，pp.751 f.
　　[56] O.F.Robinson et al.，op.cit.，pp.485 ff.Lawrence M.Friedman，Law and Society: AnIntroduction，Prentice-Hall，Inc.，1977，p.54.
　　[57] cf.Lawrence M.Friedman，A History of American Law(2nd Ed.)，Simon & Schuster，Inc.，1985，pp.107 ff.
　　[58] Karl N.Llewellyn，The Commom Law Tradition;Deciding Appeals，Little，Brown & Co.，1960，pp.36-38.
　　[59] Roscoe Pound，Criminal Justice in Americ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5，p.161，and his Appellate Procedure in Civil Cases， Little，Brown & Co.，1941，pp.33-36.
　　[60] cf.Morton J.Horwitz，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 1780-1860，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255-256.
　　[61] Id.，pp.228 ff.
　　[62] Id.，pp.141 ff.
　　[63] 福岛正夫：《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私法》，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23-25页。
　　[64] 康芒斯曾经指出，用益关系与交换关系的这种颠倒是资本主义区别于封建主义的实质所在，意味着财产权与自由权的含义变化。 See John R.Commons，Legal Foundation of Capitalism，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57，p.21.
　　[65] 福岛正夫、前引书25页。
　　[66] 同38-39页。
　　[67] 宫崎澄夫：《调解法的理论与实际》，东洋书馆，1942年，21页、28页。
　　[68] 石原辰次郎：《民事调解法实务总揽》，酒井书店，1984年，8页。
　　[69] 安田干夫：“作为私法转化阶段的调解”，《法学协会杂志》第51卷5号，1933年，132页， 小山升：《民事调解法（新版）》，有斐阁，1977年，14页。
　　[70] 见Bruce E.Barnes 与小岛武司的对谈“日美调解制度的比较”，《判例时报》581号，1986年，4页。
　　[71] Martin Shapiro，Freedom of Speech:The Supreme Court and Judicial Review，Prentice-Hall，Inc.，1966，pp.143 ff.
　　[72] See 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United States Reports，Vol.376(Oct.Term 1963)，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4，pp.254 ff.
　　[73] cf.Mark Tushnet，"Corporations and Free Speech"，in D.Kairys(ed.)，The Politics of Law; A Progressive Critique， Pantheon Books，1982，Warren Freedman，Freedom of Speech on Private Property，Quorum Books，1988.
　　[74] Joseph A.Schumpeter，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Harper & Rom Publishers，1976，p.269.
　　[75] See Chaim Perelman，"What the Philosopher May Learn from the Study of Law"，in his Justice，Law，and Argument;Essays on Moral and Legal Reasoning，D.Redel Publishing Co.，1980，pp.163-174. cf.Ch.Perelman，The Idea of Justice and the Problem of Argument，Routledge &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82.
　　[76] Stephen E. Toulmin，The Uses of Argu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8，esp.pp.7 ff.
　　[77] cf.Piero Calamandrei，Procedure and Democracy，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56.
　　[78] G.Bingham Powell，Jr.，Contemporary Democraci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p.3.
　　[79] Cited in P.Calamandrei，op.cit.，p.18.
　　[80] N.Luhmann，op.cit.，supra note15，S.148，日译本187页。
　　[81] 因此，卡尔·弗里德里希从意见沟通的品质的角度来定义权威。他说：“权威取决于发布可以严密论证的信息的能力。”这一见解可以追溯到韦伯的权威三类型中的理性权威，同时也反映了权威概念在现代的重大变化。See Carl J.Friedrich，“Authority，Reason，and Discretion”，in his(ed.)Authority(NOMOSI)，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8，p.29.
　　[82] 这一点在审判程序和行政程序中表现得尤其明显。cf.R.M.Cover et al.，op.cit.，supra note10，pp.1540 ff.
　　[83] N.Luhmann，op.cit.，supra note15，S.vii，日译本iii页。
　　[84] cf.Kim L.Schepple and Karol E.Soltan， “The Authority of Alternatives”，in J.Roland Pennock and John W.Chapman(eds.) Authority Revisited，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7.
　　[85] 所谓“成狱辞，史以狱成告于正，正听之。正以狱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狱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后制刑。”听讼之法“必三刺。有旨无简，不听。附从轻，赦从重。凡制五刑，必即天论。邮罚丽于事。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致其忠爱以尽之。疑狱，泛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转引自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812-813页。
　　[86] 详见那思陆《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滋贺秀三《清代中国的法与裁判》，创文社，1984年。
　　[87] 《周礼·秋官·大司寇》郑注。
　　[88] 据滋贺秀三前引书9页的考证。
　　[89] Max Weber，The Religion of China:Confucianism and Taoism，The Free Press，1964，Chap.4 & 6; J.Escarra，Le Droit Chinois，Peking，1936，p.62，日译本（有斐阁，1943年）67页。
　　[90] Tsao Wen-yen(ed.) The Law in China as Seen by Roscoe Pound，China Culture Publishing Foundation(Taipei)，1953，pp.13-14.
　　[91] 《荀子·议兵》。
　　[92] 滋贺秀三前引书78-79页。
　　[93] 据吕思勉前引书821页。
　　[93a] 见《唐律疏》，光绪庚寅年北京刻本，19卷12页“窃盗”以下。
　　[94] 滋贺秀三前引书75页。
　　[95] 见孙承泽《春明梦余录》，龙门书局，1965年，44卷696页。
　　[96] 《宋史·刑法志》。
　　[97] 李用孚《中国法制史》，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148页。
　　[98] 参阅滋贺秀三“清朝的法制”，扳野正高等编《近代中国研究入门》，东京大学出版会，1974年，285、292、298页。
　　[99] 沈如淳《例案续增全集》自序。
　　[100] 详见滋贺秀三前引书145页以下。
　　[101] 详见滋贺秀三前引书22页以下。关于民事案件的复审、直诉，参见杨雪峰《明代的审判制度》，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8年，276-278页。
　　[102] 据《法制日报》1990年4月11日刊登的法院工作报告。
　　[103] 谢怀拭，“新中国的合同制度和合同法”，《法学研究》1988年第4期64页，P.M.Torbert，“Contract Law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in M.Moser(ed.)，Foreign Trade，Investment，and the Law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325. 《中国法制报》1985年4月15日。
　　[104] cf.Ji.Weidong，“The Transmutation and Inner Contraction of Legal Culture in China”，in Peter Sack et al.，(ed.)Rechtstheorie;Zeitschrift fur Logik，Methodenlehre Kybernetik und Soziologie des Rechts(Beiheft 12)，Duncker & Humblot，1989.
　　[105] N.Luhmann，op.cit.，Supra note 15，S.28，日译本19页。
　　[106] L.M.Friedman，op.cit.，Supra note 56，p.64.
　　[107] Id.，p.141.
　　[108] N.Luhmann，op.cit.，Supranote 15，S.1 f.日译本vii页。
　　[109] Id.，S.2，vii-viii页。
　　[110] 参阅村上淳一前引论文17-23页。
　　[111] L.M.friedman，op.cit.，Supra note 56，p.153.
　　[112] 是批判法学继承和发掘了葛兰西的“王道（hegemony）”概念中所包含的关于法律秩序的深刻思想。See Antonio Gramsci，Selection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1，pp.195 f.，246 f.
　　[113] cf.Edward P.Thompson，“TheRule of Law”，in his Whigs and Hunters;The Origion of the Black Act，Pantheon Books，1975，pp.258 ff，David M.Trubeck，"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the Legal Order:Balbus and the Challenge of Critical Legal Thought about Law"，Law and Society Review，Vol.11，No.3(1977)pp.527 ff. 笔者在1981年论文中也有类似的见解。因中文法学文献中尚未见到更好的后来之作，故不避敝帚自珍之讥，提出来以供参考。其要点见季卫东“关于法的一般定义的刍议——维辛斯基法律定义质疑”，《北京大学校刊》1985年12月13日号与1986年6月25日号连载。
　　[114] Robert W.Gordon，“New Developments in Legal Theory”，in D.Kairys(ed.)The Politics of Law;A Progressive Critique(Revised Edition)，Patheon Books，1990，p.415.
　　[115] Cited from the prefac e of James Goldschidt’s Der Prozess als Rechtslage(1925)， See P.Calamandrei，op.cit.，pp.76-77.
　　[116] S.N.Eisonstadt，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 Free Press，1969，SeePreface to the Paperback Edition. 这一观点还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村落秩序的学说。
　　[117] James C.Scott，“Protest and Profanation:Agraian Revolt and the Little Tradition”，I，II，Theory and Society 4;1，2(1977).
　　[118] 据李约瑟《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二册：《中国科学思想史（上）》，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修订版，552-553页。
　　[119] 据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273页. 此外参阅《荀子·礼论篇》。
　　[120] N.Luhmann，op.cit.，Supra note 15，S.223，日译本289页。
【转引自法律思想网】